挨了一拳，就爬不起来了，这还是主力吗？
不过，战争难寻“精神原子弹”，最终看拳头谁的硬。
三团急需“输血”。
是补充了兵员了吗？
确实，人来得还不少，但也不能简单地这样说。
来了人，来了枪，还来了各级指挥员。所以，单说补充，似乎不太公平，也不太不符合实际情况，从团结的角度说合编为好。但三团番号不变，领率机关不变，还是主体，实际上是“兼并”。
过来的团队就是蒙南支队。三团将本部整编为二营和三营，而一营自然是给蒙南支队了。全团还是1800余人，兵强马壮，出阵没问题了。
既然是合编，那就不全是三团“说了算”。团长不动，仍是王吉文，政委则由蒙南支队政委杜西书（杜西书开国大校，1961年晋升少将）担任。王吉文有骁将之称，依时下的话来说，就是非常“强势”。三团与他搭档的政委前后五任，走马灯似的，但他的“团座”却是纹丝不动。
王吉文以后接任八师师长，军中威望非比寻常。
朝鲜战争爆发，看着一支支劲旅上了战场，二十二军的老兵急了，甚至有人说，王吉文若不牺牲于济南战役，军长非他莫属，那么，就可以带着他们去抗美援朝了。
杜西书后去延安学习，又有新来政委继任，这是第三任政委。却不知何故鲜有提及。我无意中在一本史料里有了发现，三任政委邱祖瑞，来自著名的将军县江西兴国，他牺牲于战场。
1942年冬，三团攻打康太庄据点。战斗中，邱祖瑞向敌军喊话，但被汉奸听出是南方口音，认定是大干部，于是集火射击，邱祖瑞中弹牺牲。也许，是邱政委站位不够隐蔽；或许，对敌情了解不够，惋惜了。
第四任政委与王团长合作时间最长，他就是刘春。
刘春学生出身，是八路军中比较少见的知识分子。我感觉他是一个既少年老成，又朝气蓬勃的青年干部。王吉文与他俩搭档近三年，据刘春回忆，他们相互配合得很好，虽然两人经历不同，但并没有《亮剑》中李云龙与政委出现的那些“磕碰”。你有所不知，王团长曾任红军指导员，也是政工出身，和政治委员有“天然的亲和力”。
刘春走后应有继任者，是陈德先吗？王吉文打滕县负重伤，伤愈后任副师长。如果同事过，时间也是很短。
部队合编后，三团很快就亮了一回剑。
孙村是日本人新选定的开矿点，打孙村，王团长本想弄点炸药，没想到还非常有斩获，不能不让三团官兵都开心了一把。
炸药弄到手了，还逮到了很难有活口的日本人，而且一抓就是一打（差一个）。
这不就是俘虏吗？
算是吧？此话又怎讲。
人和人不好比。是日本人不假，是侵略者的帮凶，但说是日本军人还真不能算，是来华做工程的。年纪大的四五十岁了，还有个女的，据说其父是日本的高官。
这可都是些“精英“啊，何况还有“高干”的女儿。鬼子真的坐不住了，天天出动人马来寻，怎么可能有结果呢。无奈向八路提出条件，愿意以一挺机枪换一个人。过了两天，还是不见人影，又提出再加三挺重机枪。
王吉文听了哈哈大笑：“鬼子有本事自己去找，我们可不贪这个便宜，机枪还怕搞不到啊！”
以后粟裕大将曾有言，华东的几支头号主力都能攻善守，但也是各有特点，各有擅长，华野三纵主要特长就是攻坚。三纵攻坚主要是靠八师，而八师攻坚的名声就是从老三团开始的。
早在抗战时期，三团攻坚在鲁南就是首屈一指，除了团长王吉文悉心钻研爆破战技术之外，蒙南支队的“加盟”也是功不可没。
政委刘春回忆道：“这个支队来自泰山区，干部战士中多出于煤矿工人，并有爆破实战经验，后来被山东军区评为特等战斗英雄的“爆破大王”马立训就是来自这个部队。”
马立训是三团一营一连的一个排长。
说是"小排长"却是大英雄。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陆续刊发一些党史军史上著名的英烈和英模，其中就有马立训，这是二十二军莫大的光荣。
马立训，1920年生人，山东淄川人，年幼就失双亲。马立训当兵很很早，据说他十三四岁就从了军，是典型的“童子军”，在旧军队里混口饭吃。
1940年4月，马立训参加八路军，用以后的话来说，当属于“解放战士”，从此走向新生。他以参加革命年份来说还在抗战前期，差不多可以归类为“三八式”了。
战斗中，马立训最拿手的就是爆破，他不断革新爆破技术，有偷爆、飞爆、空爆、连环爆等等。据统计，在他手下杀伤日伪军就有500余人，是山东军区名副其实的“爆破大王”。
马立训牺牲于1945年8月初，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八师出山”的日子里。他在攻打滕县闫村的战斗中光荣牺牲，没能看到日本人的投降。
蒙南支队官兵会爆破的不少，这很多人当时都知道。没想到的是，蒙南支队还几乎成了八师的干部学校，可说是藏龙卧虎，集聚了一批优秀营连干部。
几年之后，毕庆堂是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宗是二十一团团长、滕俊青是二十一团政委、夏天泰是二十三团团长，建国后还当过舟嵊要塞区司令员。还有两人去了警备旅，石仰天在警备八旅任十五团政委，曹富贵则在警备八旅十六团任团长。他们都是来自蒙南支队，为这支劲旅的成长贡献了青春。
还记得那本电影吗？《小兵张嘎》。电影里有段唱词，“1943年那,形势大改变呀,白洋淀的岗楼端了多半边……”这唱得是冀中1943年的抗战形势。然而，1943年上半年却是鲁南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
黎明前的黑暗还真是黑。
据有关史料记述，是时，鲁南日军就有近万，伪军23000余人，伪政权的警察特务还有20000万余人，另还有土匪万余人，再加上经常与之摩擦的国民党军队4000余人。可谓日蒋汪齐聚，斗争环境空前险恶。
当时鲁南八路军总兵力不满四千，敌我力量极为悬殊。在日伪军的反复扫荡蚕食下，根据地的面积不断缩水，这就形成了所谓“东西一线牵，南北一枪穿”的局面。
雪上加霜的是，国民党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已进入鲁西并穿越津浦路北上。中央军入鲁又压缩了我军活动空间，鲁南相存日久的三角斗争更加严峻。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山东军区八路军建制有了大调整，最明显的就是“主力地方化”。以后，新四军弟兄来山东，竟不知山东老八路主力何在？
还真是有点“少见多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