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部队正向一个陡峭的山垭口缓缓地前进。贺军团长走在我的前面，他拄着拐棍一步一跛地前进。我走近军团长的警卫员，低声问道：“军团长的脚什么时候负伤了?”“没负伤，”警卫员小声说，“贺军团长的脚有毛病，冬天一挨冻，脚底便裂口，流血，每年都这样。”好不容易挨到了宿营地，我尽快给军团长端去一盆热水，叫他洗洗那双流血的脚。当我放下水盆，转身要走的时候，军团长却叫住了我，说：“陈伢，莫忙走呀，给我帮个忙吧!”他指着自己的挎包说，“那里有个小盒，里面有点凡士林，给我找出来，我要治治这不争气的脚。”我把挎包里的装凡士林的小盒递给军团长，只见他搬起自己的脚，用手指挖一点凡士林，抹在脚底的裂口里。
到这时，我才看清，军团长脚板上的裂口有一寸多长，至于多深就说不准了。裂口上露出一长溜鲜红的嫩肉，稍一触动，就直冒血。脚裂成这个样子，我简直不敢再看下去。军团长却好像没事人一样，一边跟我闲谈，一边把手指上的凡士林一点一点地抹进裂口里。接着，他摸出火柴盒，摇了摇，递到我手中说：“来，帮个忙!你划着火柴，帮我烧一烧。”我以为军团长要烤火，连忙要去抱柴火，军团长一把拉住我，指着他脚上的裂口说：“划着火柴，往这儿烧。把凡士林烧干，伤口烧平，就不会流血了。”我明白了，不禁吸了口气。用火烧露在裂IZl外的嫩肉，这不痛死人吗?我怎么能下得去手啊!可是军团长却催着说：“快烧!这个土办法很顶事。”我拿火柴的手，不禁颤抖起来，划了几次火柴，都划不着，军团长接过我手中的火柴，一下子就划着了，把正燃烧的火柴递给我，说：“快!靠近裂口，我自己不顺手，你帮我烧一烧。”我接过正燃烧的火柴，哆哆嗦嗦地移近军团长的脚板。抹了凡士林的伤口，一碰到火苗，凡士林马上就化了，伤口轻轻地发出哧哧的声音。我本能地一缩手，火柴灭了。
紧接着，军团长又把点着的第二根火柴递过来，接着第三根、第四根，一根接着一根地烧，直到伤口的嫩肉烧得发焦了，军团长才拍拍我的肩膀，满意地说：“这下行了，蛮可以对付一阵了。”我如释重负，站起身来。我抬头一看，军团长已满头大汗，汗水不断地顺着下巴往下流。看了这种情景，我的鼻子直发酸，泪花在N：IE里直打转。我们的军团长为了革命，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啊!帮军团长烧伤口，过一段时间就得来一次。凡士林用完了，便抹点猪油，连猪油都找不到时，只好干烧。每烧一次，军团长都是满头大汗，有好几次脸色发白，但军团长从来也没有哼过一声。
五百块钢洋
一九三五年春天，我们部队在贵州境内同滇军打了个漂亮仗，缴获了许多物资。军后勤部分给我们军部五百块大洋，作为生活费。当时，我们正在长征，除了银圆以外，一切货币都不管用了，有了这五百块大洋，就可以用一阵子了。我把这五百块钢洋，分装在两个布袋里，行军时背着它，宿营时，放在自己的枕边。这两袋钱有三十来斤重，开始还不觉得怎么沉，越走就越觉得重了。
一天，部队宿营了。我一到驻地，就解下钱袋，放在桌子上。我想，这里驻扎的都是自己的部队，老百姓不会来，又没闲杂人来这里，不会出什么问题。我就放下钱袋，出去打水，回来时，桌上的钱袋却不见了。我有点发慌，但以为其他同志帮我收起来了，或者是哪个调皮的警卫员给藏起来了。吃饭时一问大家，都说没有看见，而且神态很认真，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样子。这下我可慌了，忙去找“老长官”张士南司务长汇报情况，他也急得抓耳挠腮，帮我到处去打听。我丢了钱袋的消息，立刻被军部首长知道了，大家都很关切，纷纷向我询问情况。
贺军团长听到后，发了火：“么搞的，这么大意，给我关禁闭!”我急得哭了起来。我真后悔自己的粗心大意，恨不得打自己几拳。军团长要关我禁闭，我没有意见，可到哪里去找这笔钱呢?这时，任弼时政委、六军团萧克军团长都来了，他们把发火的军团长拉了出去，又来安慰我。
任政委急忙通知部队，追查钱的去向。军部不少人都忙着去找这笔丢的钱。我自己在屋里闷坐，等待处理。晚饭时，我什么也不想吃。我正伤心地哭着的时候，贺军团长又来了。他脚步不像刚才那么重了，脸上的怒气也消了，手里还端着一碗饭。军团长走到我的身边，拉拉我的胳膊说：“算了，莫哭了。我刚才不该发火，我不对。你快吃饭吧!”我又感动，又惭愧，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军团长还端着饭给我道歉，这真叫我怎么过意得去呢。我忙接过军团长递来的饭碗，哽咽着说：“首长，我不饿……我犯了严重错误，我不该……”“晓得错了就好。”军团长一边抽烟，一边踱着步说，“你晓得这五百块钱的分量吗?它是我们军部全体人员的生命钱呀!前面我们要过荒凉地带，我们就靠这笔钱来养命呀!”停了一下，军团长又接着说：“要是我个人的东西，丢了不要紧，可这钱是大家的呀!咳……你还是快吃饭吧，饭都要凉了。”
我捧着饭碗，哪里吃得下去!我低着头，真希望地下有个洞，我好钻到地洞里去。过了一会儿，司务长“老长官”兴冲冲地跑来了，肩上扛着两条口袋，后面还跟着一群人，他边走边喊：“找到了，找到了!一块银洋也没丢!”我忙放下碗筷，扑上去抱住钱袋，仿佛怕它再飞了似的。“老长官”慢条斯理地给我们讲述了找钱的经过：原来我去提水的那一小会儿，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正好七师的粮秣员来军部找人，他没有找到人，却见桌上放着两袋可能没主的银圆，就顺手牵羊地扛回师部去了。粮秣员正同师首长议论这笔“意外之财”时，我们的“老长官”赶到了，师首长一听说这是军部的伙食费，马上还给了“老长官”。
贺军团长听了，哈哈大笑说：“好个粮秣员，手这么长呀，伸到军部来了!”大家都笑了，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军团长走到我的面前，从嘴里拿出烟斗，点点我的额角，笑着说：“陈伢，这是个教训呀!手伸得那么长不大好，可也别马马虎虎啊!快吃饭，肚子可要提意见啦!”我这时才真感到饿了，端起军团长送来的饭，大口大口地吃了下去。
咸蛋、干粮和灰鱼
长征路上，部队的给养是没有保障的。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筹粮，搞到什么就吃什么。我们几个做勤务工作的同志，见首长们工作忙，身体又不好，总想给首长们搞点好吃的。有一次打土豪时，我们搞到一大坛咸鸭蛋，我们很高兴，决定把它留给首长们吃。开饭时，“老长官”张士南同志先给了我两个，叫我送给贺军团长。军团长看到咸蛋，很高兴地问：“哪里搞来的?”我说明了情况，他又问：“大家都有吗?”我赶忙解释说：“有不少，大家还没分。司务长让我先给你送两个尝尝。”军团长把咸蛋推到我面前：“给司务长送去，等分给大家时，我们再吃，我们不能搞特殊!”
我本想劝军团长吃，可是看到他的神情，知道劝也没用，只好默默地把咸蛋交给了司务长。“老长官”见我把两个咸蛋拿了回来，看了我一眼，似乎是怪我不会说话，没有完成任务。接着，他摇摇头说：“唉，没办法，老脾气!香喷喷的咸蛋不肯吃，烤山药蛋却抢着吃!”我好奇地问“老长官”：“‘山药蛋’是什么?军团长爱吃那个吗?”“‘山药蛋’?哈哈……”“老长官”开心地笑着说，“那玩艺就是洋芋疙瘩嘛!北方人叫‘山药蛋’。”于是，“老长官”便谈起了军团长抢吃洋芋的故事来。那是在湘鄂黔地区时，部队在山地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粮食很困难，常吃包米。到后来，连包米也找不到，部队只好用洋芋充饥，山区的同志还没什么，平原和湖区、特别是城市来的同志，叫他们整天吃洋芋，确实有点受不了。军团长见大家不爱吃洋芋，常常在开饭时和同志们一起抢着吃洋芋，边吃边开玩笑。
谁都知道咸鸭蛋比山药蛋好吃。可是我们的贺军团长，在困难的时候，对好吃的东西，总是先问问大家吃了没有，大家还没有的东西，他从不先尝一口，但大家都不想吃，又不得不吃的东西，他却带头抢着吃。粮食特别紧张时，他宁肯自己吃不饱，也不让同志们和下级挨饿。过草地的时候，四师师长卢冬生同志到军部汇报工作后，就跟军部首长们一起行军。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干草地坐下来，各人拿出自己的干粮袋，就着水壶里的水，开始吃午饭。卢师长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干粮袋，不知什么时候弄丢了。这真是件麻烦事，草地无法补充口粮。全军上下，从军团长到战士，每人背个干粮袋，饿了，就吃口自带的干粮；渴了，就喝自己水壶里的水。当时，丢了干粮袋，就等于丢了性命呀!卢师长急得团团转，要回去找干粮袋。军团长拦住他说：“算了，走了这么远了，谁知道掉到哪里去了。满地是烂草、臭水，找到了也不能吃了。吃我的吧!”说着，军团长便把自己的干粮袋递给卢师长。卢师长不肯接，他知道，吃了军团长的，军团长就要挨饿了。
这时，我们军部的其他首长和工作人员都围上来劝卢师长收下，表示我们大家会再给军团长凑一点。军团长深情地对卢师长说：“拿去吧!你年轻，肚子大，不吃饭是走不出草地的。我们这里人多，大家凑点野菜吃吃，总可以对付过去。”卢师长收下军团长的干粮袋，眼泪几乎夺眶而出。长征路上，我们在一条小河沟的附近宿营。军团长带着新伢和几个小鬼，一起去河里钓鱼，我提个铁桶，也跟着去了。这条河的水很清，又不怎么深，看得见底。河底全是滑溜溜的石头。我是湖边长大的人，从小经常跟鱼虾螺蚌打交道，对钓鱼也不外行。可是，这种既无泥巴，又无水草的河谷里，能钓到鱼吗?我心里怀疑，嘴里却什么也没说。只见军团长把切成小块的马肉穿在鱼钩上，很有把握地把鱼钩甩进河里。
这时，附近一些老乡也围了过来，我悄悄地向一位年纪稍大的人打听：“这河里有鱼吗?”“有，很大，有这么长!”那人用手比画着。“你们能捉到这里的鱼吗?”我又问。“不，那是神，我们不捉它，捉了要遭灾难的。”旁边的人七嘴八舌地说。贺军团长哈哈大笑地说：“我们要捉神!把它捉来吃进肚子里，叫它在我们肚子里保佑我”我们几个跟随的人都笑了起来。老乡们很好奇，他们问我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不怕神仙?我们只好给他们解释，我还很耐心地对他们说：“鱼不是神，可以吃，很好吃，比猪肉还要嫩，我在家就是专门打鱼卖钱为生的。”
正说着，军团长一抛钓竿，钓起一条大鱼，足有三斤重。长条条，圆滚滚，背上青灰，肚皮是白的，有点像我们家乡的青鳝鱼，只是比青鳝更粗、更肥些。这里的鱼没有鳞，浑身像泥鳅一样溜溜滑。我们从鱼嘴里取下鱼钩，好不容易才把它放进铁桶里去，这鱼头和身子进了桶，尾巴却还在桶沿外哩。还没等我们放好第一条鱼，新伢就喊着说：“又一条!”军团长一条接一条地往上直扯，我们手忙脚乱。在旁边看热闹的老乡，开始抱着恐惧和好奇的心理，后来他们也相信这鱼不是神仙了。特别是小孩子们，有几个胆大的还来帮我们把鱼往桶里装。不一会儿，我们搞了一满桶鱼。当军团长收起鱼竿要回去时，还风趣地对老乡们说：“我们是工农红军，不怕官爷，不怕财主，不怕鬼，也不怕神。只要我们不怕他们，他们就会怕我们。不信，你们要都不怕鱼，都来捉鱼吃，这儿的鱼一定不像现在这么大胆。”我们走了好远，回头一看，老乡们还在那儿用敬佩和好奇的眼光望着我们。“要好好照顾政委!”在行军途中，军团长常常停下来问我们：“看看，任政委到了吧?关副政委和甘主任么样?”
军团长不光问问了事，还常常停下来，叫我或其他同志去看看，有时，还亲自去看。尤其是对任弼时政委，常常反复问，反复看。军团长对任弼时同志如此关切和尊重，是有多种原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弼时同志是中央派到二方面军来的党代表，是中央委员，其次是任弼时同志身患肺病，面黄肌瘦的。
记得军团长几次对“老长官”张士南同志和我这样说：“注意照顾好任政委啊!你们晓得吧?要不是任弼时同志带着六军团、带着密电码和电台，冲破敌人的封锁，来贵州同我们会合，传达中革军委的长征部署，我们就会成为离了群的孤雁呀!大家要记住，尊重任弼时同志，照顾好他，这不只是个责任问题，还是个对中央的态度问题哩!”正是出于这种真挚的感情，我们军团长就格外关心照顾任弼时同志的生活和身体。任政委个子高高的，疾病使他的身体非常瘦弱，但是，精神不错，人很乐观，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刚离开贵州时，任政委骑着马走，可是，没两天，军团长见任政委不能骑马，一骑马就咳嗽不止，病情加重，马上命令“老长官”和副官处的同志搞副担架。当时，搞副担架可不容易啊!尤其是到了草地以后，长时间的行军打仗，没吃没喝，人困马乏，一副担架至少要三四个人来换着抬。
开始，任弼时同志怎么也不愿意躺到担架上，还是贺军团长三番五次地劝，又动员萧克副军团长、关向应副政委，甘泗淇主任去劝，任政委才勉强同意上了担架。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抬着任政委的担架走动时，军团长跟着走了差不多半天的路，他一会儿前，一会儿后，十分仔细地照料着。任政委几次劝他上马快走，他总是笑着说：“再看看，等会儿就走。”军团长不仅对待任弼时政委这样关心和尊重，而且对待关向应副政委和政治部甘泗淇主任也同样热情和照顾。他几次对我说：“我是个大老粗，十几岁上了山，没学着文化。要不是周副主席和朱老总的帮助，我贺龙有么用?关副政委、甘主任，都是知识分子，我要好好向他们学着点呀!”听军团长说，关向应同志是个留法学生，军团长常常同关副政委一起行军。关向应同志身材不算高，一遇到上坡或者攀崖，贺军团长总是大步上前，然后回过头来，伸手拉关副政委一把。有时，拉住关副政委的手，军团长还笑着说：“伙计呀，上!加油喔……”
第五匹驮马
进人草地不久，我就病了，又发烧，又拉肚子，没几天就不能走路了。贺军团长对我很关心，他每天来看我好几次，把军部最好的牲口拨给我骑。贺军团长有个叔叔也在部队同我们一起长征。这位老人很关心同志，大家都亲切地管他叫“贺老太爷”。贺老太爷还懂点中医，常给伤病员采药治病。贺军团长见我病得厉害，便亲手把我交给了贺老太爷，军团长对老太爷嘱咐道：“陈伢病得很重，您老人家多操点心，好好照顾他，搞点草药帮他治治病吧，我们搞到药就马上给您送来。”就这样，贺老太爷整天陪着我。行军时，我们一起骑马走，他老人家先扶我上马，帮我收拾东西，还常常询问我的病情。宿营时，他老人家安置我休息，自己到处去采集草药，亲自熬好药给我喝。每当我接过老人熬好的药汤，心里总是很激动。这么大年纪的老人，整天跟着部队行军，拖得骨瘦如柴，累得精疲力竭，还要为我费那么多的心，简直像个勤务员，我怎么也过意不去，常常端着药汤激动得发呆。
有一次，贺军团长见我端着药汤不喝，以为我怕药苦，便劝我说：“陈伢，要吃药呀，吃了药，病才会好!”听到军团长这关切的话语，我热泪簌簌地往下落，一口气喝完一大碗药汤。军团长见我这样，还高兴地赞扬说：“就要这样!革命战士嘛，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病，不怕吃药…一”越往前走，条件就越艰苦了。一望无际的草地，前不见村庄，后不见人家，没有医药，连能治病的草药也找不到了。粮食也吃光了，同志们都挖草根充饥。我的病未见好转，像是伤寒，又像是痢疾。有时不拉肚子了，’却退不了烧，人瘦得皮包骨，一点力气也没有，整天伏在马背上不想动弹。照顾我的贺老太爷也累得爬不起来。驮我的牲口累死了一匹又一匹，不到一个月，我就换了三匹驮马。当第四匹驮马在我的腿边躺下再也爬不起来时，我一阵晕眩，歪倒在地。醒来后，我抱着死马的瘦腿伤心地哭起来。当时，军部绝大部分牲口没有了，有的累死了，有的当粮食吃了，整个军部只剩下几匹驮文件包的马。许多首长的乘马也没有了，大家都在步行。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在NUI,找到牲口来驮我呢?再说，我已病得奄奄一息，怎么能再给部队添麻烦啊?正当我伤心地哭时，贺军团长走到我的身边，亲切地说：“陈伢，么事又哭起来了哇?”我难过地用手指着死马，正要讲话时，贺老太爷先说话了：“马又死了，陈伢的病也没好，么办……?”‘么办?”军团长重复了贺老太爷的话后，果断地一挥手，说，“不管么办，有命在，就得一块走。马死了，有人，可以背和抬呀，反正不能…一”我听到这里，马上对军团长说：“军团长，老太爷，你们走吧!我已经拖了大家的腿，我是个包袱呀，不能再……”军团长打断了我的话，严肃地说：“说的么话，莫哭了，有我们在，决不会丢下你!”
军团长说完，拉了下副官处长杜世新，小声对杜处长讲着什么。在杜处长离开时，军团长又嘱咐说：“多想想法子，一定搞个牲口来!”’
军团长还交代身边的同志，再察看一下各部队情况，只要是活人，都要没法带着前进。我听到军团长这些细声而有力的话，热血沸腾，激动万分，顿时增添了活着的勇气，不再哭了……不多一会儿，杜处长牵来了一匹马，大家又把我扶上马背，继续前进。后来，我才知道，这第五匹马，是杜处长用来驮文件的，为了驮我，文件只好分给同志们扛着。就这样，在军团长的亲切关怀下，第五匹驮马终于把我驮出了草地。贺老太爷的草药汤和精心照料，终于使我起死回生。走出草地不远，我就恢复健康，又回到贺军团长的身边工作了。同志们看到我时，都高兴地围着我问长问短，有个同志笑着说：“陈伢，你的命是军团长从草地捡回来的!”军团长却笑着说：“陈伢还没有完成任务，马克思不让他报到哇!”一句话，把大伙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干革命就得学习!”
一九三六年九月，部队长征到了陕北。一天，军团长兴冲冲地对我说：“陈伢，你该去学习啦!先准备一下，明天去教导队报到!”听军团长说送我去学习，我应该很高兴。我三岁死了娘，家里只有父亲和哥哥，三口人吃饭，整天为地主种地放牛，债还还不完，我哪有钱去读书昵?小时连个名也没有，参加了红军，才给我取了个名，叫“陈文科”。可是，从湘鄂西到长征，东奔西跑，哪有条件学习一下呢?现在，军团长主动要送我去学习，这实在是个好机会。然而，我一想到父亲被地主逼死，哥哥被国民党杀害的痛苦经历时，半截身子都发凉了，便吞吞吐吐地说：“军团长，您叫别人去吧……我，我在这儿工作一辈子……”“啊，会有这样的事吗?不想去学习?”军团长好奇地打量着我。“是，我不想去。”我嗫嚅着，不敢看军团长，接着，我又说，“军团长，我……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哈哈!”军团长爽朗地笑着说，“这么大的人，还像个小鸡娃子，能总躲在母鸡的肚子下面吗?”接着，军团长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长征的目的，是北上抗日救国．臻进行这项伟大的事业，部队得不断发展。我们的工作太缺少干部了呀…．．．’
稍停一会儿，军团长又深隋地说：“陈伢嘞，你是个老战士了，又是个党员，眼光要放长远些。革命不断向前发展，人也要进步啊!不学习能行吗?革命事业，必须要有很高的觉悟和真正的本领，去吧，这是工作的需要!”我不好意思再推辞了，就答应去学习。第二天，我收拾好行李要走了。临行前，同志们都来送行。有的送给我一些纪念品，有的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鼓励的话语。“老长官”司务长拿出一支钢笔和一本笔记本，送到我的手上，真挚地说：“这是军团长提议，大家送给你的。我们希望你好好学习，为革命挑更重的担子，我们都等着你的好消息哩!”我接过笔和本子，心里很激动，正想说点什么，却见军团长笑呵呵地走来，手里拿着他自己那条唯一的毛毯。
军团长走近我，把毛毯往我身上一围，愉快地说：“陈伢，你在这里帮了我不少的忙，你要走了，这条毯子送给你作个纪念吧!”我连连后退，说什么也不肯接。军团长只有那一条毛毯，我拿走了，他用什么来挡风御寒呢?同志们都看着军团长，但大家既不好帮军团长劝我收下，又不好帮我劝军团长留下。这时，只听军团长又亲切地说：“快拿去吧，你在教导队，过集体生活，很需要它，我们在这儿会有办法的。”军团长说完后，又看了看周围的人。“老长官”劝我说：“尊敬不如从命，你收吧，我们再给军团长想办法。”我双手抖着接过军团长送我的毛毯，激动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串串地往下掉。我想：我们的好军团长呀，你对自己的生活，一点也不在意，可对别人，却想得那么周到仔细，这叫我怎么舍得离开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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