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经济学家邓克生
左—项伟略 右—邓克生
上世纪50年代初，父亲赴浙江莫干山疗养。期间与经济学家邓克生合影留念。这张70多年前的珍贵合影反面，写下前辈亲笔留言： 莫干二十日，胜似过去三年；湖边一影，留下半生纪念。从此老项英姿，使我记得永远。 老项同志： 克生 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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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时任人总行金管处副处长项伟略在总行《银行月刊（北平）》创刊号第44页发表文章《金管工作的重要性》。
金管工作的重要性
——項 偉 略
一、金管工作的重要性：隨著平、津、唐、保、等大中城市的解放，銀行工作的內容是更加豐富而複雜了
在新解放的大中城市，由於敵僞反動統治的惡果，金融市場極度混亂，戰亂遺留下來不從事生產而專事投機倒把的劣跡惡風急需整頓和肅清。尤其是華北與上海等地連通，流通、匯兌、通匯、通匯往來，與我們解放區的關係更密切了，已往敵僞時期，津市市場一般是受上海牽制的，上海一有風波，兩小時即波及到天津，三四天即波及到北平。爲了斷絕這種殖民地性的經濟連繫，必須迅速建立新民主主義的金融秩序，否則就不可能造成恢復和發展生產的有利條件。因此迅速建立和健全我們金融管理工作就變成目前重要任務了。雖然經濟問題主要的是要應用經濟力量解決，但爲了更易於收到效果，金融管理工作當然是重要的環節。在嚴格管理中樹立獨立行政力量的嚴肅性，使城市人民了解我們管理政策是堅定的，徹底的。行政管理工作做好了，使我們能事半功倍的來完成總的任務。
二、金管工作的內容與作法
城市工作中心的環節是在迅速恢復和發展城市的生產，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其他工作都應圍繞著這一中心任務，金融管理工作也無例外。但金管工作究竟如何才能協進城市恢復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呢？約有下列幾點：
（1）首先是根據我們的貨幣金融政策，整頓和澄清金融市場，迅速肅清敵幣，查禁金銀美鈔暗中交易，與金融投機家作堅決的鬥爭，並樹立本幣信譽，具體說來應是：
a. 宣佈禁用一切敵僞貨幣，更科學的建立本幣市場，勿操之過急，並爲照顧羣衆的困難，對金元券可暫准流通，限期收兌。
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銀行在金融市場上必須爭取優勢，務使新民主主義的金融力量在新解放城市中佔領地位，使投機倒把者無機可投。這就是要加強對私營金融企業（主要是銀錢業）的管理與監督，限制其經營業務的範圍，取締其投機囤積影響市場行爲，並促使其向有利於國民經濟發展方面去。私人銀錢業正常的存款和匯兌業務，對扶助私營工商業的發展還有其一定作用的，我們可根據華北區私營銀錢業管理辦法執行，但須看重下列各點：
a 在新解放城市如有要求成立銀錢業的，必須按照華北銀錢業管理辦法執行，對舊有銀錢業，則先通過密審其股東官股和公家存款等來了解情況，給今後銀行業務管理材料，打下基礎。
b 建立必要的報告制度，令其造報各項業務會計報表，我們分類統計，分析其資金來源背景，研究其業務活動範圍與規律，以便發現問題，分別對待。
c 進行業務監督，主要的：（一）宣佈銀錢業不許有非法活動，如買賣金銀現洋美鈔等事。（二）禁止他們做物資經營等投機（囤積居奇）活動。（三）取締其營業中秘密營業行爲如保貼暗息與套匯套放等事情。（四）深入檢查並嚴格執行政府對公營企業票款不得存入私營行莊的決定。（五）監督銀錢業，定期或臨時檢查其往來數付的信用，對浮開空頭支票與套資本票以及放款超過存款，放款用於投機等不利於國計民生的行爲嚴格糾正之。（下接末頁）
如下转发经济学家邓克生生平
邓克生
更新日期：2022-10-18 09:50
邓克生(1911-1976)经济学家。
湖南省长沙人,1911年出生于长沙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1923年读小学时,目睹日本水兵惨杀长沙市民,又多次看到长沙人民"仇货"的-,即立志反帝救国。北伐战争中,在湖南大学商科附属中学读书,任该校学生会宣传部长和国民党支部常委,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马日事变后,他脱离国民党,到湖南群治大学经济科读书。1935年结识进步分子李仲融、杨荣国,共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36年,参加地下党领导组织的湖南省文化界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同年8月,参加李锐、魏泽同等创办的《湘流报》(三日刊)的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后,《湘流报》被封,与杨荣国等创办《今日评论》半月刊,1937年5月又被国民党勒令停刊,再次创办《社会科学》双周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市民日报》《号角》专刊,宣传抗日。还与萧敏颂等创办《前进》周刊,与冯秀藻、杨润湘等创办《民族呼声》半月刊。同年冬,两刊合并为《联合旬刊》,他以"亿荣"、“兢生”等笔名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并资助出刊经费。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月,《观察日报》创刊,不久即成为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机关报。他是报社的出资者之一,在副刊撰写经济学讲义和抗战建国纲领讲义。同年秋,担任报社总经理。文夕大火前夕,报社迁往邵阳,迁移费用和在邵阳的经营亏损,均由他毁家捐助。还在长沙东乡购置田庄一处,名为其父墓庐,实为地下党活动据点,共产党员在此举办农民夜校。1939年4月,《观察日报》被封后,继续在邵阳经营印刷厂,承印进步书刊。同年冬,派拟没收该厂,他及时转移到桂林,创办西南印刷厂和写读出版社,由中共南方局领导。在桂林约一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新经济学讲义》。至此,他为党的报刊和出版等经营活动捐献资金达5万元。
1940年冬,桂林形势紧张,组织上决定他与李仲融等组成党的小组,转移到上海,次年5月又转入苏中解放区。先后任《抗敌报》、苏中区党委秘书。此后长期从事财经工作,历任华中银行第一、第二分行行长、总行副行长、工商局副局长、中国人民银行苏北行长、党组书记、江苏省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1953年转到理论战线,历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副校长、省经济研究所所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党组书记、副所长等职。
他从创办《观察日报》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普及宣传和理论研究工作,先后出版十几种著作,发表20多篇论文,其中《资本家发财的秘密》、《商品自传》、《揭开商品价格之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影响较大。1982年汇集为《邓克生通俗经济学论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许多经济学观点受到肯定和重视。
十年内乱中遭受残酷迫害，1976年含冤逝世,终年65岁。
选自《二十世纪湖南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