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应征入伍，来到浙江东南沿海的鹤顶山。来鹤顶山之前，未想过这里会成为我往后五十多年里牵念最多的地方，未曾想过身边的战友会是我现在每天都想去联系一遍的人。在鹤顶山军营里，我喜爱上了戏剧，而这，就不得不提起鹤顶山军营《红灯记》的点点滴滴，不得不提起《红灯记》总导演，我的老政委—李延甫。
当年为了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安宁，我们在鹤顶山上的工作一丝不苟，但是重复的工作内容让人枯燥，七零年的鹤顶山驻军条件十分艰苦，除了报纸外几乎没有文化生活，战士们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高涨。老政委常年主持政工工作，对于战士们的精神需求是看在眼里的，于是决定在支队组建一支演出队来丰富海陆空驻军部队的业余生活，我就是这时被老政委选中，参加演出队的一名战士。虽然我们十来个人在当时都是没有从事过专业的文艺演出，但是老政委对我们充满十足的耐心和信心，这都源于他对京剧的爱好。
我们利用业余时间排练，他是演出队的总导演，也是演出剧目的京胡琴师，因此每场戏都是离不开他的，在他的指挥和指导下演出队的表演水平明显提高，逐渐逐渐的，我们把一部大戏《红灯记》完整的排演出来。戏里老政委重视动作的表现，唱、做、念、打一招一式要求尽量接近标准；经常的，也会要求到手、眼、身、法、步动作标准的精细程度。
戏外老政委为演出队的剧务准备费了大心思。在那个物资不充裕的年代，除了三位主要演员的行头能够安置妥当外，其余部分装备是差强人意的，所以老政委带着我们就地取材，演出道具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其他角色的服装用旧军装改造，皮靴用施工后淘汰的水靴涂上绘画颜料，板鼓是取竹子的一段竹节制的，当然演出队里实实在在的真家伙“京胡”是老政委自备的。要知道演出最辛苦的是导演，演出队最辛苦的是老政委。
几个月后，演出队的《红灯记》剧目在鹤顶山军营中亮相登场，海陆空驻军的干部和战士们鼓起了掌，来观看演出的周边群众也给出了好评，丰富了驻军及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转业后再没遇到如老政委这般，为了丰富驻军的文化生活，把零星剧目排演出大戏，达到目标而拥有执着信念的人。
因参加演出队的缘由，我对戏剧产生了许多好感，现在时常收看戏剧节目，在地方观看苏北非遗曲目淮海戏，虽不能像老政委一般可以指点江山，但也能粗略地说出一二。如今我已是古稀之人，提笔写文的事情也有多年未做，值李政委百年诞辰之际，有感而发，内怀激荡，回忆起老政委的音容相貌，回忆起鹤顶山上的点点滴滴，颤颤巍巍写下寥寥千百字。
时任支队领导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