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这一段路是极其难走的。天漆黑漆黑的，又不停地下着细雨。衣服早已湿透了，被这深夜的山风一吹，冷得人直打寒噤。部队忍着长途行军的疲劳，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踏着又湿又滑的石子，快步前进。
当夜八九点钟，我们翻过了这座大山。刚走下山顶，就听见一片轰隆轰隆的响声，那就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渡河。站在山腰上向前望去，透过迷迷蒙蒙的雨雾，可以看见山脚下星星点点的灯光，那就是我们要夺取的渡口安顺场。
部队停在山坡上休息。我跟着通信员走进一条小山沟，来到一间小草房子跟前。这时，火光一闪，门开了，一位老乡由我们一个同志陪着走出来，接着就听见里面在喊：“一营营长来了没有?”听得出，这是刘总参谋长的声音。
“来了!”我连忙走进屋里去。
这间草房很小，原来是老百姓挖煤的小棚子，四壁乌黑，一支洋烛忽闪儿忽闪儿地跳着。刘、聂首长正在谈着什么，见我进去，聂政委往里挤了挤，招呼我坐下，说：“前几天看到敌人飞机扔下来的传单，说我们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成为石达开第二了。”他向我解释了石达开是什么以后，接着又详细地谈了谈我们当前的情况。听了聂政委的谈话，我才更清楚地认识到今晚执行渡河任务的重要意义。
形势真是十分严重：前面是敌人重兵扼守的天险大渡河，后面是滔滔的金沙江和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几十万追兵，往西南是八百里荒凉地区，不能活动；要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只有打过河去，而且要很快地打过河去，别的路是没有的。这种困难的处境和当年石达开的处境很有些相似。“但是，”谈完了情况，聂政委握紧了拳头说，“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我们一定要渡过去!渡过去，我们行动就自由了!”
这就要看你们了。”刘总参谋长把话接过去，向我谈起了安顺场守敌的情况：“安顺场驻着敌人一个团，但是被彝族群众给解决了，只剩下一个姓张的副团长带着三四百人在那里，而且和对岸敌人不一伙……”他讲得很慢，声音很低，但又清楚又具体。这不由得使我想到刚进门时碰到的那个老乡，显然，这些情况是他从群众中调查来的。
说完了情况，他把声音略微提高了一些，严肃而又简短地交代了任务：第一，消灭安顺场的守敌；第二，迅速找到船；第三，立即渡河；第四，渡过河去，固守滩头阵地，掩护后面部队渡河。最后，他说：“孙继先同志，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记住，第一个任务完成以后，点一堆火；第二个任务完成以后，再点一堆火……等我们看到第三堆火，我们就知道你们渡河成功了。明白吗?”
“明白!”我心里很紧张。恨不得一步就奔回去，指挥部队行动。
“那好，你跟你们各连的连长、指导员讲讲，马上行动!无论如何要迅速渡、偷渡，这样容易成功!”当我离开煤棚时，刘总参谋长又嘱咐我：“毛主席就在我们后面，他相信我们能渡过去。嗨，一定要过去哦!”
走出煤棚，我急忙往山坡走去。这时，雨停了。月亮一会儿从云彩缝里钻出来，把一条山沟照得通亮；一会儿又被一块云彩遮住了，稀稀落落地洒下几个雨点。战士们都在山坡的湿地上呼呼地睡着了。我小心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心里暗想：再过几分钟以后，他们就要去执行这样一个光荣的、艰巨的、几乎是决定全军命运的战斗任务了；他们要是知道的话，也要和我一样兴奋，怕难睡得这么香了。
我把各连干部找了来，扼要地谈了谈情况，把部队部署了一下：一连走前面，从安顺场西边冲，三连从西南面冲，二连和营部重机枪排从东南沿河边冲；二连并负责搞船。
十点钟，部队开始行动。我随着二连，以小跑步向安顺场前进。沿路可以看见路口有一些张着黑口的碉堡，不知是没有发觉我们呢还是不敢打枪，都静悄悄的。我们不理它，一直插向街心。
显然敌人没有想到我们会来得这样神速，他们毫无戒备，甚至当我们隐蔽地冲到大街上时，还可以看到房子里透出灯光，传出胡琴声、唱戏声。直到我们冲到跟前，敌人的哨兵才惊慌地喊：“哪一部分的?”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一个冲锋打过去，经过二十多分钟，战斗解决了，只剩下敌人那个团长带着二十多个人钻进一家土豪的土楼里，坚决不缴枪。
现在，消灭残敌已经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了，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船。战斗还没有完全解决，二连就去找船去了，但到底有没有船，还没见报告。我派出了少数部队把土楼围起来以后，就钻进村东头一家人家，派通信员找来一个老乡。
那老乡约有四十多岁，穿身旧青布衣服，打着赤脚，看来是个贫苦人，可是见了我很有些害怕。我向他安慰和解释了一下，开门见山地问他：“你们这岸有多少船?”那老乡一个劲儿地摇头说：“没有，一只也没有，船都叫他们拢到对岸去了!”
我一听，就像兜头挨了一闷棍，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我才又探问他：“他们队伍上来往，有没有船?”“
那……有一只小船，他们来往送信，送东西，可是有时候在这边，有时候在那边。”
这是唯一的一线希望。我谢了他，连忙派出人把这个情况通知二连，让他们赶快搜寻。我到警戒上转了一趟，又匆匆地转回房子来，等待着找船的消息。这段时间实在难熬。“到底有没有船?能不能找到?”这个问题把我弄得坐立不安。在这焦急的时候，大渡河水的声音好像特别响，又单调，又震人，再加上街心楼里的残敌，还不时地打出一两声冷枪，搅得人更是“烦。十分钟过了，半个钟头过去了……眼看就是个把钟头，还不见消息，此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了。
正在这时，忽然听见东南方向响起了一阵枪声。不一会儿，二连一个战士跑来报告：“营长，找到了一只船!”我一听，连忙蹦跳起来，跟着他『河边跑去。
在离街一里多路的河边上围着一大堆人。借着时隐时现的月光，我看一只小船漂在水面上，几个战士正紧紧地用手拉住它，船边有几个俘虏狼j地站在那里。二连指导员黄守义走上来，向我报告了情况。
别看这么一只平常的小船，得来可实在不容易：原来在安顺场街下面二百米处有一条干河岔子，那是敌人两岸间联络的渡河点，河岔上有一座小桥，敌人在桥边专筑了一个碉堡，派了一个班看守在那里。我们冲向街心时，曾从这桥上走过，但没有发觉他们。战斗打响以后，他们就乘上小船向对岸逃跑。当黄守义带着人搜索到那里时，他们离岸已经有三四十米了。幸亏河边水浅，战士们连忙跳到水里，拿机枪兜空一扫，吓唬了几句，那些家伙才乖乖地返回来。事后想起来，实在可怕：要是我们的动作再晚几分钟，船划过中流就不好办了。据俘虏说，所有的民船都拢到对岸去了，这是南岸仅有的一只船，只为听说红军要来，因此五天中只有一天停在这里。今天正遇上我们，可算巧极了。
按照刘总参谋长的命令，夺得船以后应该立即渡过河去，占领敌人渡口的。但是，就地立即起渡却不可能。因为对岸是峭壁，河水湍急，中流还有大大小小的暗礁。要想渡过河去，必须把船拉到上面的渡口，在晌晴的大白天，由很好的船夫驾驶，才能对准对岸的渡口。而我们现在正是夜间，不知水性，又无船夫，如果勉强起渡，即使中途船只不被礁石碰碎，到了对岸也难以找到渡口上去。更重要的是：这是仅有的一只船，它关系着全军渡河的成败，万一遭到了损失，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等把船拉上去再渡吧，时间又不许可。在这湍急的河水里，逆水把船拉上一里多路，至少也得一个多钟头，那就要三点多钟了。不渡吧，有船不渡，会不会失掉战机?怎么办……
请示上级是来不及的。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下定决心。可是，这个决心多难下啊!我望望那只小船，又望望那咆哮奔腾的河水，我的心也像大渡河水一样在翻滚。好大一会儿，我才下了决心：不能马上渡。我叫过黄守义指导员，命令他争取在半个小时以内把船拉到起渡点上去。然后，派出通信员跑步前去报告刘、聂首长和杨团长。
直到决心下定，我回到屋里，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这才想起：还没有点火发信号呢。刚叫人去生火，就听见外面刘总参谋长大声地喊：“孙继先!孙继先到哪里去了?”原来刘、聂首长因为看不到信号，已经亲自赶来了。刘总参谋长一见我就批评道：“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渡?为什么不发信号?”
我没吭声。我完全理解首长这会儿那焦急的心情一在这样一个关系全军命运的战斗面前，枪声没有了，火光也没点，谁知情况会怎样?他肩上担着关系全军安危的担子哪!这时，聂政委走过来问：“到底情况怎么样?”我说：“慌了，忘了点火。”接着把战斗和搞船的情形以及自己的打算报告了一下。一边讲，一边惴惴不安地望着刘总参谋长一到底我的决心对不对呢?
刘总参谋长定睛望着我，静静地听完了我的报告，想了一想，点点头说：“好吧，一营睡觉。把全街能买到的好东西都给你们吃，明天一早强渡!”其实，大家都在为这个任务激动着，哪能睡得着?同志们东一堆、西一堆聚在一起，吃着东西，说着笑着，等待着这个战斗的黎明。我更是睡不着。组织部队把小土楼里顽抗的敌人消灭掉以后，便利用拂晓的时间，组织了干部，对对岸的敌情、地形、水情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和观察。
这时，我们对这个天险才有了准确的了解：河面虽然不算宽，不过三百来米，但水流却实在急得惊人，每秒钟流速大约有四五米。站在河边上看河水，那水势陡得连水面也有个斜坡。急浪涌起的漩涡，一个接一个；不知谁扔进了一根小木棍，眨跟工夫，丈把远下去了。特别是那几块礁石，像狗熊似的蹲在河心里，更是令人惊心，急浪撞在上面，激起很高的浪花，弄得整个河面都有些雾蒙蒙的。
敌情、地形也很复杂，对岸是几十米高的峭壁，石壁被劈开，用石块砌成一条孔道，这便是渡口，一条立陡的台阶直通上去。阶梯约有一间房子那么宽，共四十多级，每一层有二尺高、一尺宽，可以平平地躺下一个人；上的时候则需用手扶一下才能跨上去。突击部队就必须沿着这条孔道冲上去。在阶梯的顶端，就是敌人的工事，三个独立房屋，由半人高的围墙围着，四个碉堡俯视着整个河面和台阶，周围满布着散兵壕。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就据守在这里。要夺下渡口，必须选择精悍部队，乘那只唯一的小船，渡过急流，冲上台阶，夺取整个敌人的工事。
天亮的时候，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安排停当。船夫早已找好了——从当地群众中找来十四五个撑船的老手，做好了思想动员，说定每个人给四百钱(五角毫洋)，先付了钱。火力也组织好了：六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一字布置在河岸上。连军团炮兵连的三门迫击炮也用上了，遗憾的是炮弹太少，总共只有四发。不过不要紧，赵章成同志是全军有名的神炮手，是靠得住的。强渡决定在九点钟开始。七点半钟，全营就集合在岸边了。作战斗动员的是青年部萧华部长。他简单地讲了讲渡河的意义，然后提高了嗓子问：“同志们，谁愿意坐第一船过去?”
这句话刚出口，顿时乱了营。谁都要坐第一船。你争我抢，连伙夫也站起来要求了。我看见有些连长、指导员想让本连争得这个任务，又不好意思出面，就跟这个战士咬咬耳朵，推推那个同志的肩膀，鼓动着战士去“闹”。
营部通信班的同志大概原以为这第一船稳是他们的了，现在首长向大家一号召，更是急得不得了，有的急得直扯我的衣服，倒像我能给他“人情”似的。同志们的嗓门儿一个比一个高，一片喊声，把大渡河水的响声都给压住了。
显然，萧华部长也没料到会这样，一时也给弄得没了办法，只得扬着手笑着说：“同志们，静一静……”哪里静得下来。这时，聂政委插话了。他说：“算了，由你们营长下命令吧，叫谁去谁去!”顿时，全营同志的眼睛都朝着我看来了。
看着这情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我们的战士多好啊!谁都知道执行这个任务有多么大的危险在等着他们，但他们却在争抢着执行它。我请示杨团长：“二连长打仗勇敢，一排长也不差，还是叫二连去吧?”杨团长点了点头说：“好!
这一决定宣布以后，一、三连好不服气，又争了一阵，但二连的同志早已把船牢牢地护起来了。自然在二连也少不了一场争抢，最后还是决定由一排的一、二班，加上连长、排长，组织了这支突击队。现在，事情过去了二十多年，突击队员们的名字除了连长熊尚林、排长曾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以外，我都记不清了。最使我永生难忘的，是二连的通信员，当渡河突击队要出发时，他突然哭着从队伍里冲到我面前，嚷着：“我要去，我一定要去!”我被他的求战情绪所感动了，批准了他。他破涕为笑地站到突击队的行列里，可惜的是他的名字也记不起了。但他们十七位英雄的名字，却永远刻在我军光荣的历史上。
突击队选择好了以后，他们立即兴高采烈地装备起来：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一把马刀，还有六至八个手榴弹。在连长熊尚林的带领下，第一船的九个同志跨上了小船。
这工夫，我走向刘、聂首长。首长们正站在河边的工事里，用望远镜望着对面，不时地低声商量着什么。刘总参谋长问了问准备情况，又向对岸望了一眼，向着杨团长说：“开始!”“战斗开始!”杨团长下达了命令。“哒哒的……”清亮的冲锋号声响了。“哒!哒哒!”轻重机枪一齐向敌人的工事射击了。“轰!轰!”两发炮弹在敌人的碉堡上爆炸了。二连连长一招手，系在岸上的绳索解开了，小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
一时，同志们的目光都一齐集中在这只在激浪中颠簸的小船上了。不知怎的，小船似乎走得特别慢；敌人的枪弹也好像特别密，在船的四周激起一团团的浪花。有时，浪花把整个小船遮住了，我们的心里就登时冷起来；当浪头又把小船推出来时，我们又高兴得欢呼起来，我们的心就这样随着小船的起伏跳动着。渐渐地，大家都忘掉了自己，陆续地爬出了壕沟，站到岸上来。我看看，刘总参谋长、聂政委也挤到暴露的前面来了，但很快，几个战士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他们；号声突然停住了，萧华部长几步跑上去，从司号员手里抢下号来，甩两甩，挺起胸膛吹起来。我知道，从首长到每个战斗员这会儿大概都和我有一样的心情：打吧，向我们打吧，只要不打中我们的船，哪怕我们的血能减少船上的一枪也是好的!
小船在破浪中前进，驶过了中流，接近了崖下的死角，危险渐渐减少了。很快，小船靠上了对岸。突击队的勇士们从船上跳下来，我紧张地望着他们，看看有多少伤亡。一个，两个……八个，九个，个个都生龙活虎般地扑上敌方渡口。“好!全活着!”我不由惊得叫起来。
当空船往回返的时候，勇士们已经冲上了台阶。敌人慌乱地把滚雷和手榴弹乱扔下来。顿时，勇士们的身影被一团浓烟和岸边被炸起的水花遮住了，我们刚松下来的心又紧张起来：他们还在不在?打了一阵以后，大概敌人以为把我们的人都消灭了，滚雷停止了。这时，好像故意回答我们的疑问似的，硝烟里又出现了一群人影，射击着向敌人的碉堡冲去。后来我上去时才发现，原来渡口很陡，台阶又高，正好成了战士们隐蔽的死角，敌人的滚雷、手榴弹从战士们的身上滚过，然后在岸边爆炸，因此没有伤亡。
突击队快要接近碉堡时，二百多敌人跃出工事，开始反冲锋了。我正想命令火力掩护，那边杨团长早已下了命令：“给我轰!”赵章成同志把仅有的两发炮弹打出去了。炮弹真准啊!正好落在敌人堆里，敌人一乱，勇士们冲进碉堡，控制了主要工事，和敌人厮打起来。
驶回的船又靠岸了。我带着二连二班的战斗员和两挺轻机枪、一挺重机枪共八个人跳进船里。这时，心里比在岸上时还要焦急，觉得船比在岸上看走得还要慢。我连连催促船夫：“快点儿，快点儿划!”船在前进，我紧握着驳壳枪坐在船头上，向前面看，战斗还在渡口上面的小围子里激烈地进行，我们的人数和一营敌人相比实在太单薄了；回头看看南岸，同志们还都暴露在河岸上，扬着手，呼着口号；再看看船上的同志们，每个人都脸色铁青，直盯盯地望着对岸。尽管敌人的枪打得很密，在船旁的水里激起“刷刷”的声响，但谁也不在乎。
船刚过中流，忽然听见背后谁“哎唷”一声，扭头一看，一个战士正用手捂着右胳膊，接着，船底一股水像小喷泉似的直射出来，船被打穿了。“快堵住，快堵住!”四班长在喊，大家七手八脚地忙着把洞堵起来。
一个船夫直瞧着负伤战士的胳膊发呆。“快划呀!”我这一喊，他才又划起来。可是因为把握不稳，船被浪一打，往下一斜，直往礁石上撞过去。还亏船夫眼灵手快，用力一扳桨，使手抵住了礁石，船滑过一边，船夫的手也被擦破了。船在礁石边上摇摆着，眼看急流要把船冲到礁石下游去；如果被冲下去，被从礁石那边过来的水流一夹，船就会翻的。在这紧急关头，船夫吃力地把住船，拼命地喊：“下来，快下来，把船推过去!”我们只好都下船跳到礁石上，有几个同志站在礁石的水里，用手推，用肩抵，把船绕过礁石，才重又上船。当我们到达对岸时，已经在渡口下面二百多米了。因为是陡壁，没法上岸，又只好再把船拖上去，弄了整整一个钟头，才到了渡口。
渡口上的战斗更紧张了，我们第一批战士据守住碉堡，敌人正进行着一次次反击，我们上去的正是时候。我一招手，一排甩出了八九个手榴弹，敌人两个班被打垮了，我们和熊尚林同志带的几个同志会合了。查查人数，我们十八个人，除了一两个负轻伤的，一个也不少。我向熊尚林喊了声：“赶快往前打!”我们十几支快火器一压，守敌全垮了，分作两路，一路退到北面的山上，一路沿河逃走了。
渡口完全被我们占领了。我伏在小围墙上，向对岸望望，第三船已经平稳地驶过了中流，正向岸边疾进。船上几挺重机枪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坐在船头上的，正是红一团杨得志团长。岸上，还继续传来震天动地的喊声，我把驳壳枪往皮带上一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蒋介石继续做他那消灭红军的迷梦吧!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永不会做石达开!我们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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