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6年2月中旬的一天，由刘效陶带这我们几人到了东北商店(在通化市)，刘效陶任经理。第二天把李福海(胶东根据地来的)、陈XX(延安来的名字现在记不起来了)和我找来宣布我们三人去临江县成立东北商店，李福海任经理，陈任保管股长，我任营业部主任。给我们拨了 160 万斤粮食和当地接收伪满配给物品等。刘效陶经理说，东北商店不属地方政府，直属他领导。当时主要是支持我们发行的东北流通券(货币)，经营的是生产生活用品，如粮食、油、盐、火柴、农用工具等，不久改名为贸易公司。干部、职员都改为薪金制，当时给我定的是八斗半高粱米(约425斤)为准备国共和谈成功，现在贸易公司作为“党产”。刚改了一个多月，当时东北局的领导陈云同志代表中央在临江县城大戏院给全体干部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我也去了,大戏院坐满了人。我记得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一、国民党军队大部分配备美国武器装备，占据着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敌强我弱。现在和谈是蒋介石拖时间，便于他积极从云贵向东北运送军队。尽管美国促蒋介石和谈,有停战协定.但他不执行仍破坏协定向我大举进攻。蒋介石是决心想消灭我军。我们一定要克服和平麻痹思想。
二、我们要积极建立根据地，特别是发动农民群众，这是我们胜败的关键。要减租、减息。要号召我们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穿上便服，不分文武到农村去。
三、在军事上是敌强我弱，采取诱敌深入，待敌人兵力分散，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我们必须准备进行长期战争，三年到五年最多不超过八年。
通过陈云的讲话大家都有了做长期战争的准备。薪金制又改回供给制。五六月间成立了辽宁省贸易局，刘效陶任局长，临江是第一分局，下属临江、长白、靖宇、抚松四个县，分局长是赵均。8月中旬赵均将我从临江贸易公司调到分局。报到后，赵均让我负责将省里拨给我们的 20万斤粮食组织船顺鸭绿江运到安东市，并且叫军区派了一个排护送船队，由省局驻安东办事处协助销售。因鸭绿江是中朝国界朝鲜是苏联红军占领，由临江到安东市是顺水，但要经过两桥、两坝都有苏联红军把守，每一道关卡均经他们检查和交涉,还送酒给他们喝，才能顺利过关。还要换一次船。所以八九天才运到安东。到中秋节这批粮食才销售完，并由办事处采购工业品运回省局。任务完成后，我往回返路过通化时，见到刘效陶局长，他说正好等你回来，现在国民党军队进攻辽东，通化机关准备撤到临江，通化市新华火柴厂是辽宁唯一的火柴厂，该厂必须撤到临江，现在厂长是伪满时期的老厂长可能不会跟我们走，现在有一位延安来的老同志当协理员，他领导这个厂有困难，现决定你先任副厂长，负责全厂搬迁到临江去。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就地动员全厂员工，联系火车皮组织设备装运，用了半个月就完成了搬迁工作，除原厂长没走外，厂里的八个工程师和绝大多数工人都迁到了临江，在靠近鸭绿江边建设新厂。不久国民党占领了通化市，集安县，又打到了临江县八道江区边，此时辽宁省所有机关及辽东军区都来到临江县城。临江县城气氛紧张起来,刘效陶局长找我谈，现在情况比较紧，我们的物资要向长白山里运和鸭绿江南边朝鲜中江镇运，现在已组织了运输队和警卫队现有科长岁数大，决定你任副科长兼警卫队长。我接受了任务，我先去朝鲜中江镇交涉储存物资地点，随行带着俄语翻译，因鸭绿江桥由苏联红军保卫要和他们协商好过江的事宜。回来之后，又顺鸭绿江向上游在长白山里找到六道沟区区长，由当地政府帮助我们找储存物资的地方。储存地方落实后，就组织汽车、马车运输物资。到1946年12月，局势稍稳定，一分局赵均局长找到刘效陶局长要求让我回一分局当业务科长，刘同意了。我回去没几天，刘效陶局长又找到我说有个新任务，是陈云同志找他，谈辽东地区只有三个半县(临江、长白、抚松及靖宇一半)的根据地，有好几个纵队和辽东机关吃穿用很困难，需要选干部搞和敌占区做买卖，学延安的办法。刘向陈云推荐了我，现在就成立辽宁大昌公司第一分公司你任经理到前方靠近敌占区的村镇设点。我说:“我都没干过”。刘说:“边学边干”。我就接受了任务。省局给刻了大昌公司第一分公司的印章和我的印章。石印的护照，经陈云同志同意，由辽东军区司令部将护照及印章样式、经理姓名发到前方部队，凡持有这个护照的人带运的物资给予放行和保护。主要是拿根据地的东西到敌占区换回我们需要的物资。在1947年3月到12月期间，主要换回西药、布匹、棉花等物资。东北战局形势的发展比原来估计的要快，1947年5月下旬我们解放了通化市、集安县、海龙县、梅河口柳河县、东丰县、西安市等地，到1947年底东北松花江南中长铁路两边大部分地区都解放了，只有长春、沈阳、锦州附近的镇子有敌人占领,敌人被我军包围，物资也紧张，交通运输不便，和敌占区无法做生意了，省局决定撤销大昌贸易公司，我一分公司此时从敌占区进了300多匹布及部分棉花和药品。省局决定我带领分公司干部到海龙县山城镇成立贸易公司,我任经理直属省局领导。当时辽东地区有三镇，即通化市、西安市(现辽源市)、山城镇。山城镇有三万六千多人，是产粮区。历史上交通方便是物资交流中心地。当时辽宁省政府在梅河口镇。
1948年8月，东北局决定辽宁省政府搬到辽南，在四平成立辽北省，我们属于辽北省政57府工商厅领导，同时山城镇贸易公司和县贸易公司合并，我调到海龙县政府任工商科长兼县贸易公司经理。
1949年4月东北局决定重新调整省、市机构,原辽北省、辽宁省、安东省撤销,成立辽东省，省会在安东市(现丹东市)，海龙县属辽东省，6月29日任命我为西安市(现辽源市)人民政府工商科长，兼市贸易公司经理。我是9月5日离开海龙到西安上任的。1949年春东北行政委员会下令:粮食经营属于各地国营贸易公司经营管理，当地机关部队需要粮食必须向当地贸易公司提出粮食的品种、数量，经过贸易公司批准后,才能在市场上采购。为稳定市场物价，贸易公司首要掌握粮食。
1950年4月我被调到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内贸局农产品采购供应科任科长，当时局、处是平级的下面设科，1950年冬季我科是最紧张的，东北地区市场供应经常告急特别是粮食、肉食品，既要保证供给，又要满足特别需要。
1952 年春贸易部成立检查处我任副处长，1953年改为监察室戈任副主任，负责处理‘三、五’反后扫尾落实政策，以及处理业务工作中出现的违纪问题。
1954年底中央决定撤销各大区政府和行政委员会。贸易部撤销，我调到中央商业部，在沈阳过了春节就来到北京。1955年3月8日上的班，开始搞审查干部工作，1957年审干结束后，在干部局任副处长、处长。1961年春调到商业部劳动保护局任办公室主任，因局长养病，我负责局的领导工作，1962年6月任命我为劳保局副局长，同年9月因商业、供销分开，我又被任命干部局副局长。
1965年8月15日到1966年6月4日参加了商业部、粮食部、税务总局组成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到江苏省江浦县搞社教(即四清运动)，结束后回到部里文化大革命已开始，王磊副部长找我谈，他说:根据中央的指示，各部所属的院校要派工作组帮助搞文化大革命，部党组决定你带几个人组成工作组去哈尔滨商学院。6月10日到达商学院，看到院子墙上，楼道墙上都贴上大字报针对院、系的领导干部，7月出现了造反派、保皇派俩个对立派系。这时全国各大院校学生串联，7月下旬各大院校学生开始贴大字报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革命运动，我们觉得形势不妙，无法工作了，8月2日黑龙江省委决定从大专院校撤回工作组，我请示部领导同意，8月9日将工作组撤回到北京。10月全国各大院校学生要求原来派去的工作组回校检查，接受批判，11月初我又回到哈尔滨商学院，各派对我贴了很多大字报，要我向革命群众检查交待罪行。我分别向两派学生作了检查，分别与学生交流思想，做思想工作，后来学生也不贴大字报了，但造反派不叫走，只好继续与学生住在一起，学生主要都去斗学院领导了。1967年元月各大专院校都去搞夺权、串联了。我经造反派同意返回了北京。
1969 年根据国务院指示干部下放农村办五七干校的精神，商业部也在辽宁盘锦建立了五七干校，我是8月22日下放到盘锦五七干校的,干校共有一千多人，种一千多亩水稻，同年冬季进行整党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分组人人过关。1970年初选举党委和支部，任泉生选为书记，军代表任计锁和我为副书记，我分管生产。因1970年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工商管理局合并，71年冬决定撤销盘锦五七干校合并到文安五七干校(供销合作总社)，我仍担任副书记。
1973年1月调回商业部任政工组负责人，1975 年春供销社从商业部分开，各单位成立政治部后任商业部政治部副主任，当时主要工作就是落实干部政策。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遵照中央指示精神部党组决定成立办公室，我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审查1957年反右运动中右派问题，除个别历史问题，解放后仍有反动言论的绝大部分人都平反恢复名义了。接着就是负责文革中造成的怨假错案平反落实政策工作，到1979年底才基本结束。1980年决定撤销政治部，我向部领导提出去搞业务，开始不同意，经再三要求，部领导决定让我去劳动工资局任局长。
改革开放初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以便使我国商业改革开放做的更好。商业部党组决定由二位副部长组团去日本考察，我参加了该团。中国商业部经营管理考察团于1980年11月11日至1980年12月21日在日本考察了21天，到了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等城市考察，感到日本在商业零售、批发、物流、生产服务的经营管理方面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对我启发较大的有几个方面:
1、日本企业自动化程度比较高，信息灵通。如大型企业公司在东京设总部，在全国各地设分支机构，各地厂商经营和生产情况，总部当天就知道。2.商业流通方面，全国各城市都有超市。超市用人少，经营成本低，价格比商场便宜，顾客比商场人多。3.用人制度比较稳定。他们的企业、机关职员和公务员不能随便开除解雇。只有企业破产、精简或本人违纪才能开除。他们鼓励员工把企业自己的事业与企业共患难，工资的高低与企业工龄长短挂钩。4.日本政府规定公务员不准参加社会上的罢工及游行活动。
5.对公务员、职员办公时间要求比较严，办公时间外出都要填外出时间表，干什么，回来时间都要记录，单位负责人要签字。总之日本之行使我开阔了眼界，了解了世界，感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势在必行。
1982年3月商业、粮食、供销合作总社合并为商业部，我任劳动工资司司长。建国以来，商业、粮食、供销社都是从上到基层企业垂直领导统一核算，因此也是统一的工资标准，文革后这三个系统普遍反映工资低，同时退休职工由企业负担，因企业效益不同，退休职工比例不同，企业负担很不合理，矛盾突出。我司组织人员到各省、市调研，召开座谈会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提出了退休职工费用统筹的意见，一方面向国家劳动部上报，要求全国统一制定办法。同时为解决目前矛盾，向部党组建议，在国家没有统一办法前，按照行政管系统，即各省、自治区商业厅、粮食厅、供销社负责本系统企业退休费用统筹。1983年8月，在江苏省常州市召开的全国商业、粮食、供销厅局长主任会议期间，我在会上传达了建议，各地都同意。会后开始试点推行，后来国家制定出了新的统一劳保法和社保制度。全国企业职工退休养老费用得到了解决。关于商业系统企业职工工资偏低的问题，我们除了到本系统基层企业调查外，还对其他基层企业职工劳动工作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对比我们商业企业职工工资确实很低，并且将情况汇报国务院主管部。1984年中央提出改革开放，国务院决定商业系统政企分开，企业独立核算下放所在地管理。接着又提出企业改制，企业承包，集体经营租赁等，此时我司下企业调查研究改制情况，着重研究如何调动企业职工积极性，退休、老弱病残如何安置。根据初步调查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在1985年元月的商业、粮食、供销厅局长会议上，我做了专题发言。我1984年底办了离休手续，1985年6月正式移交了司长工作。此时国务院公布了国家机关人员工资改革办法，并且成立了国务院机关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又分成片，财贸片有商业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审计署、国家工商总局、银行保险等，指定姜习副部长为片长，姜习又要我为副手，所需人员可请有关部委派，就从财政部、人民银行、商业部抽了四人。我们负责了解各单位工资改革进度情况及问题向领导小组反映，上边有事向各单位传达。工资标准是1956年执行的已有近30年没有变了，这次工资改变为基础、工龄、职务、级别四项，与以前标准相应增加了20多元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