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济南解放后我在鲁中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任侦查科长。我分别向地方有关部门介绍了战争年代为我工作的内线关系和朋友。有些为了当时隐蔽战线的需要，要交给地方公安部门继续工作。因为当时刚刚解放，地方治安情况相当复杂，隐蔽的敌特活动猖獗，对敌斗争策略有所变化。这些内线关系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1948年10月山东鲁中南军区党委和鲁中南区党委共同研究决定，对鲁中南部分地区，特别是宁阳县及微山湖为中心地带进行剿匪工作。
淮海战役后当时山东除青岛未解放，临沂城也刚解放不久。新的解放区基础很差，尤其是宁阳一带匪特活动相当活跃，到处煽动群众变天思想。
有名的土匪头子张子明（外号张胡子），还有个土匪头子陈德志（外号小良子），他们祖辈几代都以土匪为生。解放以后国民党一部分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地主恶霸聚集在一起狼狈为奸。特别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在这一地区有计划地组织了一个“反攻反共救国军”。他们组织了一个小股武装，到处造谣惑众，群众敢怒不敢言。老百姓见到我们都避而远之。我们的土改工作队进村，一旦土匪发现群众和我们的人接触，就会对群众威胁甚至杀害。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不得安宁。土匪气焰极其嚣张。
根据以上情况，不彻底清剿匪特，土改工作就无法进行。所以党委决定以军事打击政治争取的方针展开工作。
为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加强剿匪工作，贯彻执行军区党委和鲁中南区委的决定，成立了剿匪指挥部。负责军事的是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曹宇光，政治工作由军区政治部主任周志刚负责。同时由军区调一个建制团，指挥部机关驻在兖州火车站附近。
敌人白天隐蔽晚上分头活动，根据当时匪特活动的特点，我们部队也分成了若干小分队进行清剿。因为这些匪特大部分都是当地人，部队进了村根本无法辨认谁是土匪？况且又是新解放区，我们没有群众基础，工作很难开展。
根据第一阶段工作我们进行了研究，对当前的局面我们必须改变斗争策略，从实际出发。要大力宣传我党新解放区政策，发动群众揭发敌人的谣言。除对武装匪特军事打击外，还要采取从政治上分化瓦解的方针以匪制匪。向匪特内部打入卧底，彻底了解敌人的内部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
军区保卫部成立了一个保卫干部训练队，从各个军分区抽调一部分排连干部集训侦查任务，此时已经结业。军区决定由我带这支队伍参加剿匪，统一由指挥部领导。每人配备一支短枪，行装都是便衣，共20多人非常精干。
匪特流窜到铁路沿线及各城镇，大部分都潜伏在大城市（徐州济南或南京）。我们也随时根据内线关系的报告及时追击抓捕。但敌人也非常狡猾，在城市里没有固定的地方，有的晚上在小戏园子看戏，夜间怕公安局查户口不敢住旅馆，就混在火车站与等车的老百姓在一起，无法辨认。
匪特到处流窜，我们到处追击，目标找不准，收效不大。根据以上匪特活动的特点，我们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首先应该擒贼先擒王，抓住一个王影响一大片。所以我们对匪特头子的社会关系亲戚朋友作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
分化瓦解这个地区的匪特有个关键人物叫韩庆洲，此人系宁阳县人，干过土匪，与该地区匪特有至亲好友。日伪时期在大汶口一带小有名气。当时他就和土匪混在一起，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要争取他为我工作，必须要下一番功夫。我与韩庆洲也很熟悉，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是共产党干部，他的顾虑很多，争取他很困难。但争取分化瓦解宁阳地区匪特他是关键人物。必须下决心细致入微的打消他的顾虑。最初是动员他的妻子去探试，然后我写了封劝降信送给他。他提出要保证他的性命安全。在此期间经过了反复交涉才达成见面意向。见面的地点必须由他在宁阳选择，要求我同他见面，只能携带一名护卫。地点选在葛石店镇东边一个土地庙附近。为了防止万一，我们侦查员七个人埋伏在附近。韩庆洲和我见面后表示，只要你能保证我的性命安全，我就可以保证宁阳一带的土匪向你政府投降。
此后我们给韩庆洲家乡的地方政府做了些工作，让韩庆洲回家乡向群众公开认罪。通过这一工作，进一步扩大了政策影响，对分化瓦解匪特，争取群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韩庆洲公开投降后对争取匪特头子的工作很积极，他回到宁阳后很快就争取了跟随陈德志的二号人物张汉卿和三个匪特头子也为我工作。1948年9月份韩庆洲和刚刚争取过来的匪特头子张汉卿等人提出可以领着我们夜间抓捕一部分匪特。他们带着我们侦察队的10余人在宁阳葛石店南边一个森林埋伏下，他们学狗叫（土匪夜间联系的暗号），我们为了防止万一，步兵去了两个排的兵力埋伏周围。大约等了快40分钟。土匪20多人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来了，这时土匪头子张汉卿向他们宣布：“大家都不要动，我们向解放军投降，解放军来接我们了。”天亮以后我们在附近树林里召开村民大会，宣传我们政策，因为这些土匪都是附近村里的，我们动员他们回家搞好生产，好好生活。
通过这个办法影响很大，有的匪特头子主动托人找关系同韩庆洲、张汉卿联系向我投降。从此我们的剿匪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但有些匪特头子仍然顾虑很大，潜伏在大城市里的匪特我们仍然继续抓捕。
除了配合部队扩大政治影响采取劝降的办法抓捕匪特外，我们主要集中力量是抓捕匪特头子陈德志。这个陈德志（外号小良子）有一个贴身护卫叫小虎子被我们争取了过来。我们对他进行了很多说服教育工作，他也提出了一些要求：首先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不能暴露他的身份，不能暴露与我们有联系。他讲了陈德志生活特点，武功非常好，并提醒我们抓捕时要特别小心。并向我们提供了陈德志的照片。我们对小虎子明确表示，你如果真能帮我们抓住陈德志，政府会给你立功。
农历1948年9月初，我带领侦察队住在济南警备区保卫科。一天中午过后3点左右天很热，小虎子突然很紧张的跑到我住的地方报告说：“小良子来了，正在外面马路上走动，快去抓他！”我当即问他穿什么衣服等，他形容上身穿白衬衣，裤子是灰色的，黄胶皮鞋光头顶。这时我马上叫上侦查员刘兆利各自带上枪出门寻找目标。为了行动迅速，我抓到一个三轮车快速前行。经过三条马路未发现目标，当走到纬五路时发现他了。下车后紧追了几步，咣！拍了下他的肩膀，他警惕性很高转身一个扫堂腿把我打倒了。我也不示弱，猛一个翻身又把他打倒在地，可我的手枪被他夺走了。紧接着我抓住了枪把子，他抓住了枪筒子，两人在马路上反复搏斗，像玩马戏双摔跤势均力敌，此时双方已是筋疲力尽。在这紧要关头侦查员刘兆利赶到了，拿枪指着他的头大喊“别动”！我们当时既没有绳子也没有手铐，为防止他逃跑我当机立断将他的手指撅断了，随后我们一起将他押送到警备区看守所。
那天天气很热，我体力消耗又大，出了很多汗当时也晕倒了。醒后马上向指挥所报告，首长听后非常高兴，立即指示张贴布告。群众知道后也都欢天喜地庆祝胜利。因为正是三伏天，中午出汗多，我用凉水管冲了冲澡，当时挺痛快的，可到了晚上就发起高烧来。当天晚上指挥部命令迅速将陈德志押解到兖州指挥部。我在火车上高烧达40度已昏迷，实在不能随车前行，中途在泰安将我放下，把我送到泰城宏吉堂中药店。该药店有我一位好朋友老中医王风寅（解放后任县人民医院院长、政协副主席），他亲自抓药照顾我。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病情非常危险，连后事都安排了。由当地泰山军分区上报鲁中南军区兖州指挥部我病危的情况。军区首长指示军分区万一抢救无效，责成他们处理后事。
陈德志押解到当地宁阳微山湖一带召开了公审大会，近万余人参加大会。借此发动群众揭发其罪行。在大会上宣布对陈德志判处死刑就地执行。广大群众拍手称快。以此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匪众向政府投案自首从宽处理。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我部队配合地方发动群众搞土改工作也顺利了。同时对我们分化瓦解工作也更顺利了。一般底层的土匪也找关系托朋友向我们投降。基层地方政府逐步建立起来。
这次剿匪工作在指挥部领导下积极贯彻军区党委和鲁中南区委的决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主要抓捕了匪特头子陈德志并镇压枪决，有力的打击了该地区匪特的嚣张气焰。还破获了6585部队国防部二厅军统特务的反共救国军组织，起获一部电台，负责人叫徐光明，国民党上校。抓捕主要匪犯47名，缴获长短枪197支，匪众百余人。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匪特中进一步了解了敌特潜伏内地等重要情况。我们将敌人如何对我进行破坏和破获的军统特务文件及活动材料都整理成册，一部分交给原鲁中南行署公安局长胡玉鲁同志。整个剿匪工作结束后都做了善后工作，未暴露的内线关系，还能继续为我工作的交公安部门作为秘密特情使用，已经暴露的向当地政府讲清，解除群众的疑虑。
1949年12月兖济剿匪指挥部工作结束，收尾工作都交给行署公安局负责。当时鲁中南区委书记高克亭同志和公安局长胡玉鲁同志向军区建议把我留在宁阳微山湖任公安局长，继续搞此地区的匪特残余工作，我又搞了半年后向军区建议回到了军区保卫部。
这次剿匪鲁中南军区在临沂城驻地召开了庆功大会，我在主席台还戴上了大红花。我先后被军区党委授予两次一等功并发给一等功奖状。
▲图为剿匪荣立的一等功奖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