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初的革命活动
我是中阳县坪上村人（今属柳林县），在1934-1935年，还是个赤色群众，经常给红军驻绥德湍窝咀（我村黄河对岸）的贸易机关贩运布匹、西药，回来时托人带点烟土或现款赚点钱维持生活。有一次带回的烟土被阎锡山驻三交镇的高囯林连全部夺走，当天我又冒险从该连八班中士手中买了回来（因为平时认识），但到深夜的时候，该连又派兵到我家持枪威胁，把大部烟土抢走。从此，手上的烟土和钱丢了个尽光，不得不外出躲藏。直到1936年农历正月28红军东征前，经朋友说情，我才回到家中，但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红军大部队东渡黄河从我村（坪上）占领三交后的第三四天，经陕北老朋友黄广德宣传介绍，我参加了三交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那年探亲时，县委王坚书记说那是山西第一个红色政权)。
到三交后，领导分配我记粮食账，没过多久，党中央、红军派来的黄石山等领导同志组织进行了民主选举，要我在革委会任粮食部长（主席:石滩则的李文才、副主席:清涧黄石山、财政部长:石滩则的李文信、军事委员:高家墕的高立山、肃反委员:石滩则的李占山）。选举后，组织上通知了我（因我未参加选举会）、就这样，我就正式当上了粮食部长。选举之后。大门上挂上了粮食部的牌子。
粮食部牌子招幌大得吓人，实际上就我粮食部长一个人，是个“光杆司令”。记账、收发运送军粮就我一人负责。当时任务是这样：接收三交商家和富户捐献(当时叫“欢迎”)的粮食、红枣等，用这些粮食做革委会本身及革委会扩大起来的一百余人的遊击队食用，同时还供应一部分前后方过往的人员，并且也随时准备听从党中央及红军领导机关的上调。
记得上任不久，阎锡山骑兵团围剿，我和革委会的人得信后都隐蔽了。待敌人走后，我们又返回去工作。清点过后，没有什么损失，只是被敌人夺走一些小物品。我个人损失一条牛毛毯。
这之后的几天内，听说周副主席，还有两位部长（听说是毛泽民部长和杨立三部长)来了，但我未见到，因为我是一个新同志，又不是党员。几位首长来除了检查工作外是准备把当地捐献的粮食、红枣等运往后方去。
我们正筹备向后方运粮食红枣的船只、水手、口袋、包皮时，敌人又一次进犯，围剿开始了，情况紧急，我们的一部分同志在黄石山等率领下，带着没收的重要财物、账册、条据及部分粮食西渡了黄河，大部分粮食红枣什么也没有运到河西。
我们在界首住了一两天，由于敌人在河东的许多山上修了调堡工事，并向沿河一带村庄打炮，黄石山同志等又带领我们到清涧县曹家洼住了几天。在我们住处大门上仍挂着三交革委会大牌子。
在那个驻地，我们还枪毙了由山西带去的两个坏蛋。驻扎没多久，黄石山、贺建山同志找我谈了话，在一天晚上介绍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入了党。当时，根据我家庭的情况，说我是贫农，告诉我按照党章的规定，贫农入党的候补期为一个月。
入党后不久，我就被介绍去中央党校学习。同行的有马汉山、曹应选、王苟来等人。从驻地到瓦窑堡(中共中央局在瓦窑堡)，须通过几条封锁线。我们夜行晓宿，星夜兼程，冲破了封锁，才到达了瓦窑堡。
中共中央局很快就把我们介绍到中央党校普通班学习。学期七周左右，课程内容是党的建设、抗日联军国防政府、土地政策、游击战术、队列教育和梭标刺杀动作等。
由于敌情紧张，为了自卫，还学习了站岗、放哨、传递口令、紧急集合和防空训练等课目。当时敌机几乎天天来袭扰，有一次敌机来了，我没有来得及跑出去钻防空洞，就隐蔽在砖窑洞的过道中。敌机投了两枚炸弹，一个炸弹把党校大门炸塌了；一枚落在窑顶一角上未炸塌窑。炸弹爆后，一时天昏地暗，我浑身是土，幸求亏没炸塌窑，我才得以幸免。
四月份的一天，在党校窑洞的炕上，我转了正，同时给我们全班发了红军服装和梭标。记得为刘志丹同志开追悼会时，我们就是全部着军装整队去的。当时的教员有：李甫山、吴文遴、李景膺(这三人是陕北人)和蔡畅同志(给我们上过党的建设课)；军事教员有黄鸿藻(陕北人)，还有一个姓昌的和一个姓龙的(这两人是红军干部)。
我们的班主任是马定邦(陕北人)，党校校长是董老和罗迈。当时我们那个班还有些女同志，如凯丰同志的爱人，李德的爱人，还有一个叫惠芬苓的。她们女同志来学习时就穿的红军军装(惠没穿)。发了红军军装后：当时有高兴的，有不高兴的，也有无所谓的(主要是怕不能到家门口工作)，但谁也没说出口来。
在准备结业之前，中共中央组织部派来两位老干部(事后知道一位是聂宏钧，一位是罗其华)到党校了解情况，专门了解我和曹应选的情况。当时要我们俩各写了几个字(我俩都是高小毕业，都识一些字)。以后，就正式调我二人去中共中央局分配工作。接调令后，我二人就着军装并帯上在党校发的书、梭标和自己的小包去中共中央局报了到。
报到后，看到当时各部门的人很少，一个部连部长算在内也就是二、三人。一两天后，分配曹应选去下边工作(去向我不知道)。当时中央局秘书长是左觉农(他走后是涂振侬)，宣传部长是吴亮平，组织部长是罗迈，白区部长是张浩，书记是洛甫。记得左秘书长和宜传部的同志要我接前图书室刘主任的工作。由于我是新党员，刚穿上军装的新干部，也不敢对分配说什么意见，只知道党员要服从分配，于是，我就接受了分配的工作。
图书室规模不大，藏书也很少，其实就我一个人负责管理这部分图书。当时有人叫我刘主任，有人叫我老刘。
图书室是设在中央局院内的一间较大的厢房，把几张桌子拼了起来，周围放了几个长発，桌上摆着一些图书，还有若干份报纸，报纸有《益世报》、《大公报》等，图书有韬奋写的《从东北到苏联》，还有哲学一类的书籍，王以哲(东北军六十七军中将军长)创办的《东望》杂志。按当时图书室的规定，有持借书证定期借阅的，有临时出据定期借阅的，如张如心、贺子珍同志等；也有亲自来图书室看书报的，如马明方、马文瑞同志等。
由于敌情紧张(听说东北军和高双城的二十ニ军，一说是汤恩伯的部队，要进攻瓦窑堡)，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要撤出瓦窑堡。撤出前，上级作了内部动员，要抓紧收回外借的图书，但没有能实现这一计划，有一些书没能收上来，只是将现存的和归还的书籍装了箱，请总务处长找了一个毛驴驮，把这些书籍运送到了保安。
在去保安的途中，我看见徐特立同志穿着草鞋、戴斗笠，穿着一身褪色的银灰色军装，独自一人步行。那时他已是年纪很大了。看见徐老的时侯，我很受鼓舞，也受到了教育。
到保安后，我被分配到文书科住。由于保安地方小，机关住的很分散，加之图书有些没收回来，中央有关部门决定撤销图书室，调我到文书科当文书。开始工作后，让我担任补写和校对工作，以后秘书长涂振侬同志又要我担任秘密文书。秘密文书主要是抄写整理党中央在长征以来的命令、决议、决定、电文、指示、通知和主要信件等。当时我连钢笔也没有，用毛笔抄写。纸就是红、绿、黄、白的有光纸。按时间顺序抄写整理了一整套。对往外送的机密文件的补写也是我的事，如《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一九三六年九月党中央决议中关于民主共和的问題的两节，在《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246—247页注（6）上）等。往北方局和其他局送时，送儿次就得补写几次，送的份数多时，一次就得复写几遍。
此外，主要是抄写。记得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洛甫同志起草的《告国民党书》，要求我在当晚抄写完。这个文章字数很多，改得密密麻麻，我用毛笔整整抄了一夜，共抄了八开纸的八整页。这个文件的主要部分在《毛泽东选集》四卷新版横排本注释(7)上。这期间给其他首长也抄了不少文件。如给张浩同志抄《告哥老会书》，给凯丰同志抄二十七万字的农村调査。给吴亮平同志抄得最多，从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小本本到他本人写的文章和报告稿子等，大部分是他起草我抄写。
“西安事变”当天党中央召开的庆祝大会我参加了，当时是朱总司令主持的会议。当报告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后，下边的同志群情激愤，大都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于是第二天召开中央机关各部门领导同志和活动分子会议。这两次会议却没有把如何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统一起来。
接着，洛甫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主持连续开了几次中央首长参加的会议(可能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每天中央首长起草一次解决“事变”的讨论稿，我都要复写一次，先后共复写了四、五次。最后形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六项条件(在《毛泽东选集》四卷新版227页)。
为防止万一，新来的组织部长郭洪涛给党中央直辖的部队下命令往西北军、东北军附近移动，这道命令我整整写了一个通宵(因为抄写复写的秘密文书就我一人)。
当时由于我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较好地完成了任务，曾受到了两次奖励。一次是《党的工作》上登了我的事迹(当时我刘钟杰。秘书长误写为刘重聚)，并在支部大会上作了表扬；一次是在俱乐部大会上表扬。并发了日记本、铅笔、袜子等奖品。
我们在保安时，每月除吃饭外，基本上啥也没有。有时发两角钱红军票买旱烟，有时发一双两角钱的鞋子穿。“五一”前发单衣，各季的军衣除帽徽领章是红的外，衣裤的颜色是多色多样，有蓝的青的，还有银灰色的，里边絮的是绵羊毛，有的没有被褥。
一九三六年过冬，给我发了一套棉衣，以后经吴亮平部长批条，又给我发了一件大衣。我睡的是一块大门板，上边铺一个羊毛旧裤腿，一块自布，上盖一个黑棉袍，就这样过了一个冬天。
一九三七年一月到延安。中途由于白成山勤务员有病走不动，在安塞某村住了一晚上。到延安后，开始住天主教堂院内，以后中央局秘书长涂振依同志要我随洛甫同志到延安西山台下一家四合院住，要我担任洛甫同志的机要文书兼传达，并由李管理员带一个警卫排同去，另搭灶起伙。
我和李住在一处。我的工作是抄录洛甫起草的机要文电送毛主席、党中央各首长审阅修改，提出意见或批示。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致国民党中央三中全会电，就是这时的事。记得我复写完送给各中央首长后，改了一个字，原句是“中华民族兴亡千钧一发之际”，改为“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可能是毛泽东同志改的，其他未动(全文见《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247页注释（7）)。
除抄写文电外，就是传达。凡是来见洛甫的同志经第一道门岗后到传达室，经请示洛甫同志允许后引进，因为窑门口有一道岗，如洛甫同志不在或有事时，告来人以后再来。我本来认识的首长不多，经过这一段，很多中央首长和来见洛甫的同志我大部分都认识了。
记得在过节的年三十晚上，李管理员开了小差，从此就是我和警卫排的同志在一起为洛甫同志警卫、传达、管理生活。当时我负责生活、站岗放哨等由洛甫同志的警卫员郭福台负责。
一九三七年，党中央出版了《解放》周刊，洛甫同志是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同志是党报委员会秘书，我兼管帐目。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我和其他单位的活动分子都列席旁听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中央首长和各单位出席会议的同志对张国焘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罪行，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斗争，中央妇女部长邓六斤同志除对张国焘进行批斗外，还痛哭流涕地控诉她的爱人周昆携款潜逃的罪行。
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张国焘表面上承认错误(在《解放》周刊上还发表过《从现在看过去》的文章，检讨得不深刻，引起了广大读者对其继续进行书面批判)，实际上准备最后叛党。
到五月中央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前，经过多次交涉，中央局连秘书长才都住在屈振家一个四合院内。当年“五一”节，我和中央局机关科以下的同志列队受了检阅。记得骑兵进行了表演，还有一队小白衣兵也作了表演。
过“五一”后，会计科李保邦科长病了，经李科长推荐，秘书长又要我去会计科工作。这时工作任务很繁重，我一个人管中央局的一部帐，党报委员会的一部帐，还临时管全国党代表会议一部帐。由于任务太重，以后，复写工作由其他同志搞了，我就不写了。在接手会计工作时，我还管了一段白区来人的登记统计工作，这是涂振侬秘书长在职时的一些情况。后一段李富春接任了秘书长工作，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尽管任务也很繁重，我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八月三十ニ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映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经费由某部王音处长管。大家对王曾有些反映，秘书长要我査了王的帐，会议共花了一千二百多银元，只是手续稍乱些，实际没什么问题。这时，还要我查过汪明仁同志的账，也没査出什么问题，査后都给报销了。
“八一”后，王首道同志又接任了秘书长工作。王首道秘书长有一次对我说：由于边区党委的整个经费要由边区党委自己管，中央要调我到边区党委当会计科长，管二十三个县委和几个地委的经费、粮秣和被服等。谈话之后我于九月初又去边区党委工作。
在中央局这段，共经过四个秘书长。即：左觉农、涂振侬、李富春、王首道同志(前三位领导人已逝世)。
一九三七年冬，除按时完成了本身工作任务外，凡归中央局供应的首长的棉衣、大衣等，都委托边区党委会计科给制作，连购买原料到交涉也在内，经过与当时的供给部门多次联系才得到解决。我记得毛主席的棉衣和大衣也是一起做的。我在边区党委这段经过四个秘书长，即：罗文、霍士廉、高克林、崔曙光同志。
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