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战役结束后，三十一军集结于浙江嘉兴一带休整，二七七团住嘉兴南湖，我病愈归队继续担任九三师二七七团三营七连三排排长。
1949年7月1日开始，第三十一军在十兵团首长的统一指挥下，与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一起担负起向福建进军的光荣使命，我跟随部队入闽作战。
进军前，团里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团政委（湖南人）作了动员报告，讲了许多进军福建可能遇到的困难，我清楚地记得刘政委说：“福建的天气十分炎热，热到什么程度呢？中午把王八放到路上都能晒熟”，随后各营连也根据自身的情况层层进行了动员和准备，为了防雨防晒，干部战士每人配发了一顶竹编的大草帽和长四尺左右的油布（雨披），虽然在思想上和物质上做了相应的准备，但入闽后部队遇到的最大困难仍然是炎热的天气。
当时正值七、八月的盛夏季节，天气炎热，广大指战员多为北方人，突然由北温带进入亚热带，明显感到水土不服。我随部队从嘉兴乘火车前往江山，干部战士大多第一次做火车，虽然是“敞篷”车也让大家感到新奇、兴奋。火车输送与以往徒步行军相比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体力，一夜间便抵达江山。早上下车，我们就感受到了当地天气的炎热，没有活动已是汗流浃背。为防备敌机轰炸，迅速离开铁路沿线，部队开始急行军，走出十几里后驻防，不到半天的行军就有一些战士掉队甚至中暑死亡，出发时虽有心理准备，但炎热的天气还是超出了大家的想像。
周志坚军长回忆（《峥嵘岁月》）：“步兵二七七团离开铁路刚刚走了15华里，就有4人中暑死亡”。
部队进入福建，行军更加艰难，闽北山区层峦叠嶂，杂草丛生，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有的地方一边是羊肠小道，一边是悬崖绝壁，骡马仅能勉强通过，有的地方单人行走都比较困难。时值盛夏酷暑，时晴时雨，一会烈日当头，闷热的让人透不过气来，一会又被雨水浇头全身湿透，日晒雨淋考验着干部战士的意志和耐力。
干部战士普遍负荷过重，每人都在四十斤以上，行军速度缓慢，一个小时只能前进五六里路，往往是一个营走出半天，前卫连已到山顶后卫连还在山角下，说话声音可以听到却看不到人，许多干部战士染病或中暑，部队出现非战斗减员。一些匹骡马跌落山崖，徐团长的马跌落后被竹子拦在半空，一个连的战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将马拉上来。政治处主任的马坠崖死亡，后续部队将马屁股上的肉割下来烧着吃了，团领导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在全团干部大会上徐团长对此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战马都是我们的战友，应该好好的安葬，怎么能烧着吃呢！”，涉事连队的干部战士深感愧疚，思想触动很大，作了深刻的检查，通过此事广大干部战士也受到了教育。
初入福建，人民政权尚未建立，民情也与老区不同。闽北山区土地贫瘠，老百姓靠天吃饭，粮食奇缺，部队无从筹粮，补给出现困难，不得已部队还得返回浙江筹粮。我曾带领全排战士携带少数支枪自卫，轻装返回浙江，每人背负四十斤大米，往返两三天，解决连队吃饭问题。背回的大米颜色发红（红米），比较粗糙，煮熟的饭吃起来有些像北方的高粮米。
面对困难，团里要求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带动战士克服困难。行军路上，党员、干部身上的担子最重；宿营点上党员、干部休息最晚；站岗放哨，党员、干部站的最多。一天我团进驻一座县城，我排担负全团城南方向的警戒，按照当时的苏联军事条例叫作“放小哨”（排哨），我带领全排在县城以南三四里外的山口处警戒，防止敌人的偷袭。我将战士们安排在山口处的一个凉亭中休息，派出三个班长各带一个名党员骨干，在不同位置设置警戒哨，连续几天的行军，战士们疲惫不堪，背包未解倒地就睡，我担心各岗哨放松警惕，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检查和提醒，这一夜我几乎未睡。第二天一早，炊事班将早饭带上来，全排吃完后跟随大部队继续行军，战斗虽然还没有打响，行军却让干部战士经受着巨大的考验。
福州战役发起前，我调到团轮训队任三区队区队长，当时部队通常采取亦战亦训的方式培养干部和战斗骨干，战时随部队打仗，战斗间隙学习训练。轮训队的战士大多是各连准备作为副排长提拔使用的优秀班长，战斗力是比较强的，通过轮训队的锻炼，随时可以补充到连队中去。行军打仗干部都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行军中干部的负重要大于战士，排以上干部要多背一发迫击炮弹和一箱子弹，随时为一线部队补充弹药；战斗中干部要冲在前面，时刻准备投入战斗，轮训队作为团里的预备队，哪里有困难就要顶到哪里去。
九三师从福建东北面向福州挺进，我团首战丹阳并担任主攻，轮训队跟随团指行动。战斗的前一天，全团集合在一个广场上由徐团长作战前动员，当时正下着大雨，保卫股长要给团长撑伞被团长推开，团长和干部战士一起站在雨中，记得徐团长说：“这次战斗与以往有所不同，上海战役是稳扎稳打，这次战斗敌人可能一触即溃，我们要做好追歼溃逃之敌的准备，要发挥我军敢打敢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要在追击中歼灭敌人”。
8月13日一早战斗打响，二营迅速攻占丹阳城西北高地，突破了敌人的外围阵地，随即向丹阳发起进攻，敌人溃败向连江方向逃窜，我团随即攻占丹阳，并乘胜向连江、琯头方向追击敌人。第三天下午我们抵达连江时，守敌已弃城南逃，我团迅速通过城南江面上用船只架起的浮桥，向琯头、长门方向追击敌人。当追至闽江口琯头、长门沿江一带时，将大批敌人压缩在一个狭小地带，敌人正用小汽船向南撤离，我团迅速组织攻击，一营打琯头，三营打长门。
长门战斗当天的天热十分炎热，三营九连主攻长门，几天的连续作战使战士们十分疲惫，体能已达到极限，许多战士们走着走着就晕倒了，三营长看着疲惫的战士有点犹豫，团长立即把三营长叫到身边，“我们困难敌人也困难，战机稍纵即逝，必须下定决心，立即攻占长门北面的高地，彻底消灭敌人，不能让敌人渡江南逃”。三营长立即组织部队投入战斗，迅速攻占了长门北侧的高地，对沿江一线等待渡江的敌人实施压制，其它连队也相继投入战斗，入夜战斗结束，全歼南逃之敌。
周志坚军长回忆（《峥嵘岁月》）：“第二七七团对琯头、长门守敌的攻击，战斗至20时结束，歼敌第七十四军军部、第五十一、二十三师各一部，俘敌2300余人，残敌一部乘船逃往琅歧岛。17日我二七七团一营渡过闽江，攻占琅歧岛，歼敌一个连。”
琯头、长门战斗，干部战士克服了气候炎热、长途奔袭等困难，发扬我军敢打敢拚，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取得了入闽以来歼敌最多的一次胜利。为此，部队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长门战斗中，三营九连中暑身亡的战士多达七人。
1949年8月17日，九十二师主力会同二十八军等兄弟部队先后进入福州，福州战役胜利结束。
1950年于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