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滨海区工商管理总局专卖的由来和作用——纪念专卖大师石英同志(文/阎冰岩)

石鼎 发表于2024-03-18 23:53:37

滨海地区是山东最早的抗日根据地,东临黄海,西靠沂蒙山区,是山东省和华东大区抗日党政领导机关比较长驻的地方,当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也就更注视这块地区,军事上不断扫荡合围,烧杀抢掠,经济上破坏封锁,向根据地大量倾销法币,向游击区同时倾销伪币以掠夺物资,因而根据地物价飞涨,军民所需物资发生严重困难。根据地的本币,币值原同法币一样,尔后一再下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曾下令禁止伪钞,提高本币对法币的比值,也未达到预期效果。在一九四三年初,黑市上本币与法币的比值为二比一,游击区伪币充斥,本币与伪币的比值为八比一。当时根据地经济的严重情况成为滨海抗日军民忧心重重的一件大事。一九四三年夏,滨海区税务贸易局长衣钦堂同志对我说,中共中央应山东分局的请求,调来了石英同志,帮助山东解决对敌经济斗争问题,就先住你科(税务贸易局会计科)多介绍情况,行军食宿问题要尽量照顾。石英同志对滨海区内地和边缘以及生产情况,亲自做了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我问石英同志,您将怎样解决这个经济危机?他说,对敌经济习争能不能胜利,就看我们能否主动掌握敌人需要的物资和如何控制物资了,同时要清除认为输出物资是资敌论的糊涂思想,积极输出才能赚得外汇,赚了外汇才能买回我们需要的物资。我们滨海区有大批物资属于敌人和敌区人民生活上所必需的,仅汪沿海一带,年产食盐近百万担,再加上敌占区王家滩年产食盐四十万担左右,这些盐非经过根据地出不去,只要我们去吸收,两共一百四十万担左右的食盐,根提地军民至多吃上甘万担,还有一百廿万担左右可供出口、滨海区内地盛产花生,按折成花生油计算约有一万五千担,根据地军民吃去三千担的话,还有一万二千担可供出口,其他不少剩余物资都可组织出口。争取 高 价 输出、低价输入,以支持对敌货币斗争和稳定根据地市场物价。输出输入的扩大,税收和利润也随之扩大,从而增加财政收入,以保障供给,这就必须把食盐和花生油控制起来,进行出口专卖。专卖设有执行专卖的机构--固定地点的公营商店,以便组织物资收购、运输,出口物资的专卖和入口物资的管理销售。因为银行还不能公开定点营业,须由商店同时控制外汇(伪钞、法币及其他货币金银等)。经石英同志向领导机关(山东分局财委会)回报了详细方案,领导同意以滨海区税务贸易局及其所属单位为基础,改为滨海区工商管理总局,下设县工商管理局和固定地点的公营商店(总店及分店)以及税收所、卡。同时和北海银行达成协议,为了保证内地物价的稳定和争取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银行今后所有发行的钞票,全部交给滨海区工商管理总局,可作借款计息一九四三年仲秋。在莒南县杜家岑村,上级(省战工会和滨海区专员公署代表)来召集滨海区税务贸易局全体人员大会,宣布成立滨海区工商管理总局及其所属一切机构,受省(省战工会)地(滨海区专员公署)两级领导,以省为主,总局长为石英同志,监察委员为周纯全同志。会上同时宣布,禁止伪币,停用法币,把它们全部驱逐出根据地,为本币流通扫清道路。为便于敌区商人前来交易,所有商店一律在固定地点经营。各总店均以本币(元)为交易和记帐单位,设出口专卖物资、内地收购物资、外汇兑换、民需物资销售四种牌价。出口专卖物资牌价高于内地收购物资的牌价的差额就是专卖费、外汇兑换牌价兑入低于兑出的差额是外汇管理手续费,敌区商人带来的伪币、法币及金银等均为外汇,须先兑换成本币,然后再买出口专卖物资或其他物资。由于我们控制着外汇,因而它的价格高低,主动权完全操于我手。民需物资销售牌价,主要是食盐,只计成本,以照顾住地民食和群众关系,同时控制价格防止食盐走私。过去几年,由于日军不断袭扰,致使食盐流向几乎中断。现在由公营商店的经营,使食盐流向恢复畅通,导致了食盐生产、运输、贩运的三积极,即沿海群众生产食盐积极,内地群众为增加收入运输积极,敌区商人以能找到食盐货源贩运获利而积极。因而食盐专卖出口价格比专卖前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使我们的食盐利润不断增加。花生油专卖后价格比专卖前提高了一倍以上。内地商人也有备花生油出口的,就在出口边缘商店补交出口生油专卖费。大宗花生油,主要调往沿海商店,组织向上海、香港、大连等敌占区出口,有的议定要换回物资,有的我们自己组织出口,交给我驻敌占区的灰色商店换购我们急需的物资。关于专让专卖方面,因山区人民多嗜酒,内地无酒供应,敌区来的私酒充斥。为了抵制敌人向我倾销走私白酒,就由我们商店出资,利用民间旧有酒厂设备蒸烧白酒,由商店专卖,群众经商店批发,可自行出售。这样不仅抵制敌人向我倾销自酒,反而有部份白酒出口,同时还大量增加利润和税收。由食盐、生油出口专卖管理而吸收的进口粮食,当作烧酒原料是用之不尽的,同时还补充了根据地人民的粮食不足。自实行专卖以来,公营商店掌握着出口物资的主动权,控制着大量外汇,吸收了军用、民用大批物资,保证了军民的需要,支持了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为滨海地区濒于崩溃的经济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取得了对敌经济斗争的胜利。

我们对压低外汇比值和提高本币比值取得了主动权。到一九四三年底,仅四个月的时间,本币和法币的比值就由二比一变为一比三,本币与伪币的比值由八比一变为一比零点八,使根据地内法币、伪币完全绝迹、连游击区也几乎成为本币市场。对外贸易取得了主动地位,掌握着出口专卖物资,做到了高价输出、低价输入,便利了军需民用物资的采购,从而缓解了部队药材极端困难的情况,民需的日用品也基本得到解决。

抗日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群众发展生产和劳务增加了个人收入。一九四四年滨海区工商总局上缴财政的利润,相当于全省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税收比上年增收约两倍以上。由于专卖政策的实施,基本上消灭了根据地由于物价飞涨而造成的经济危机,支持了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

滨海地区这一成功经验,以后又在全省推广。各片根据都相继成立了工商管理局,实行不同物资的专卖、专让,加强了对敌经济斗争的力量。

石英同志是理论结合实际的经济专家。他一到滨海区就看到食盐、生油等历史发展和流向,为解救濒于崩溃的滨海区经济,提出了战胜敌人的经济措施---专卖,做到了对敌经济斗争的胜利,可以称得起是一位专卖大师,当时敌人也为之震动。石英同志受到抗日政府和人民的敬仰和钦佩!

(作者为山东省财政厅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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