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后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南下”有着特殊的历史含义。当时，为了顺利接管南方新区，党中央做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动员组织了大批干部随军南下。这些南下干部在南方大中城市建立政权、扩大武装、剿匪反霸、支援前线、发展经济等方面，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将革命进行到底》（图源网络）
将革命进行到底！
岳宗福撰写的《接管政权：中共大批干部下江南——“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建和南下》一文（《党史博览》2007年4月），对“南下服务团”的历史沿革和组织建制，有着一段比较详尽的叙述。
1948年9月后，人民解放军连续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54万余人，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其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等地，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逼之下，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向中外宣告了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心和豪迈气概。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共华东中央局（以下简称华东局）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接管江南新区政权，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自抗战胜利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图源网络）
在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此次会议的任务是总结和检查过去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今后时期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中心议题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
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人民解放军要“统一建制”，全军统一称呼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分为野战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部队。这一决策使得人民军队逐步走上了正规化建设的道路，为后续的大决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该《决议》的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一亿六千万左右的人口，五百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
根据过去发展新区的经验，中共中央在当时估计：未来两年内，新解放区五级政权及大城市共需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并将抽调干部的任务作了分配：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基本上全是山东人），东北1.5万人（大部分为山东移民），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根据部署，山东解放区抽调1.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政权。此次抽调与前两批不同之处在于：一开始就是成建制抽调，即按照区、地、县的建制搭配好接管班子，然后整套抽调南下。
华东指挥部所在地闵家庄旧址（图源潍坊市档案馆网站）
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议，华东局于1948年12月在山东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所在地）召开各区领导人会议，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并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指出：“我们注意到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名）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
《指示》还要求，抽调南下的1．5万名干部分两期集结：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共调3000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共调1.2万人。因此，山东省委按照华东局的要求，对南下干部抽调工作进行了细致的安排和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