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仅将我受党的派遣，插入日伪“心脏”开展革命工作的几个片断回忆如下：
在日伪“心脏”安家落户
1939年秋，日本侵略军第二次占领菏泽城之后，组建了日伪菏泽县政权，纠集汉奸队经常到乡下各区扫荡，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此时，由国民党组建的菏泽县政府各区政权机构已大部瘫痪，我党广泛宣传和组织的抗日活动日益深入发展，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为抗击日寇，保卫家乡，在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得志和政治委员崔田民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在菏泽县的南半部成立了以灵圣区为中心的青邱、长明、离明四区抗日联防办事处。委派我担任青邱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区长，并加派支队的组织科长李绍原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到区帮助工作。抗日的形势发展较快，工作开展也较顺利。但是，当日寇侵占武汉之后，其军事进攻的重心，由前方正面侵犯转入后方残酷烧杀抢掠，妄图一鼓消灭抗日根据地，采取七路围攻和残酷扫荡野蛮而极为凶恶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给我们抗日工作的开展造成很大困难。为了加强农村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在菏泽城内活动的共产党员都转入农村，党组织在菏泽城内一时处于“空虚”。后经地委研究，决定派我打入城里日伪组织的“心脏”，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站，从事党的城市地下活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完全听从党的派遣，于1940年的初春，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打入日伪菏泽县警备大队办公室。在这里，我以日伪政权中的一名办事人员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营救革命同志 护送领导干部
营救掩护革命同志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1940年麦将成熟之际，活动在菏泽西北高庄和东明之间的中共南华县委书记何健芝同志赴冀鲁豫区党委五地委（常驻菏泽城西南60里安陵集一带）请示工作，返回时路经日伪菏泽县青邱区西的黄庙集，不巧碰上了伪区部的县警备队查路岗哨，将其盘查带到区部扣押。我闻讯后，立即找到在城里坚持工作的武斌文同志（在我之后，由党组织派遣打入日伪菏泽县新民会），同赴区部作保。我们首先要求不要将何健芝同志解往县城交给日本宪兵队，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区部解决。我一连3次去区部交涉作保。最后，由驻区部的菏泽县警备大队第七中队的队长庞绍文（经教育，同情抗日）亲手将何放出来。何健芝同志被释放后，他的亲戚孟兆玉把他领回，随即转赴南华县委，继续主持县委的领导工作。
这年冬天，我联络站的李凤德同志来城里联系工作，因佩带“安清道”（会道门）的会员证，出城时被东门岗哨警察盘查扣押。我从电话里得知后，马上亲自到警察所交涉，将李凤德同志要出，并亲自送他出城，安全返回根据地。
1941年春，菏泽城南彭拐联络站的负责人彭会辰同志带领进步群众彭陵高，化装成商人，赴定陶联系工作。路经定陶北的仿山时，正值大会，被仿山据点三角炮楼的日伪兵扣押。我得知后，立即和菏泽县新民会“剿共突击队”的队长郭宝九（革命的同情者，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后被敌人杀害）联系，骑自行车直奔定陶县城，找到从菏泽调往定陶的日本人间岛次郎，向他反复说明情况，并极力作保，才把彭会辰、彭陵高二同志营救出来。事后听说，这个据点那天共扣押6人，其中4人因无人作保，被杀害。如果再晚一小时无人作保，彭会辰、彭陵高二同志将和前4人一样残遭杀害。
联络站的另一重要工作是护送过往领导干部。冀鲁豫区党委成立之后，五地委经常去区党委开会联系工作，要经过菏泽地区和城北的日伪同和区所在地洪庙村。这里是五地委和区党委来往必经的交通要道。为了便于工作，我随即打入了这个区部。负责护送党的各级干部从这里过往。
在护送的同志中，有领导干部，也有一般工作人员。来往时间，有白天，也有夜晚，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军分区司令员张耀汉同志和五地委书记戴晓东同志多次夜晚从这里过往，都是由我亲自保护迎送。有一次戴晓东同志因工作需要，夜宿洪庙村，我亲自带领党员赵德彬、徐金声、通讯员赵继清昼夜值勤保卫。戴书记返回地委时，我百僧警惕，带领骨干人员，亲自护送，越过危险境地后，由牛宝信（字朋言，中共党员，当时公开身份为南沙土集小学校长，后为革命牺牲）同志带路，安全返回驻地。
我多次护送的领导同志和一般干部，都能安全往返，这是值得庆幸的。
智取巧送传情报 配合武装反扫荡
智取巧送传情报，配合武装反扫荡，是党派我打入敌人“心脏”时交给的重要任务之一。1942年秋后，菏泽县抗日民主政权活动在城南灵圣区吕沟（今属定陶张湾乡）一带。一天早饭后，驻守菏泽城的日军队长松本，秘密窜到伪菏泽县警备大队部办公室，与大队副李森亭（掌握大队兵权）唧唧咕咕。我知道他们唧咕的不是好事。等这个鬼子松本走后，突然于10点左右，李森亭下令集合队伍。我顺口问李：现在集合到哪里去？李说：“咱去3个中队（3个连），皇军大炮骑兵都去，到吕沟扫荡八路的县政府去。”我一听没敢停，就立刻到大队部对过路南的双盛水货店，骑上朱怀仁（我党培养的进步青年）的自行车，出城南门飞速赶到了南沙土集完小（刚放午学），写成情报，交给牛宝信同志派人急速送至菏泽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四五个小时后，我才返回菏泽城里大队部。当夜10点多的时候，李森亭带队伍回来了，说：“真好，人家的消息真灵通。人家刚走我们就赶到了，放了一阵子空炮回来了。”我暗暗高兴，庆贺抗日政府没有遭受损失。
为了配合反扫荡，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就是将菏泽的城墙、沟堑和日伪的碉堡、炮楼分布情况和军事部署，查清及时送交我部队领导。我当时反复考虑，要查清敌人的军事部署不难，而对于城墙、沟堑、碉堡和炮楼的规模实难测绘。事关军事设施，克敌制胜极为重要，必须很好地完成。思虑再三，决定智取。于是我通过早有联系的伪县政府建设科青年电话主任关振山（国民党员，济南人）的关系，说服动员日伪政权中负责军事工程设施技术的技术员殷振西（相当工程师，关的同乡），将有关资料全部献出来。我立即交给牛宝信同志，让他密送军分区司令部。为此，我受到分区领导的嘉奖。
分化瓦解敌人 发展革命力量
1940年初，我打入敌人“心脏”的时候，只有我一人，许多工作都要从零做起。这就需要善于分化瓦解敌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日伪菏泽县新民会“剿共突击队”的队长郭宝九和县警备大队部管理马号的曹庆伦等，都是在敌营垒中有一定权势和掌握情况的人，但他们都有一定的正义感和爱国心，并不甘心当汉奸。我利用亲朋和同事的关系，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同情革命，为抗日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成为抗日的同志情和支持者。我为他们转发了上级颁发的“革命同情证”。他们后来都为抗日做了许多工作。
还有菏泽县警备大队的中队长王孔聚，通过启发教育，激发了他的抗日情感，争着为抗日做好事。有一次，武斌文同志在菏泽城东南的离明区被区部的伪军盘查抓到区部。正好王孔聚在这里驻防。王孔聚见到武斌文同志，用酒饭款待，并将武安全送回。
另一个是这个警备大队的第七中队中队长庞绍文，也是经过我们的教育，提高了觉悟，为抗日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还有，伪菏泽县政府建设科的技术员殷振西，也是经过我们的教育，同情抗日，将自己经手办理的城墙、碉堡、沟堑设计方案和验收情况全都贡献出来，为我军制定攻城计划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了分化敌人，壮大自己，发展革命力量。1941年，在我打入伪同和区部之后，发展区丁赵德彬、徐金声为共产党员，培养青年勤务员赵继清、程得印、陈守廉做骨干。还争取了负责良民证工作的陈番廷（山西人）、会计张冠儒、文书吴德户、传达晁彦瑞、黄金奎、区丁牛星瑞、聂伯言、吴德茂等组成工作互助组，作为我们的外围力量。他们都秘密地为我们侦察敌情和转送情况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为部队送药品 代银行买原料
抗日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我军深入敌后，拔钉子，切障碍，战争频繁。在鲁西南坚持抗击日伪军的八路军教导七旅，战斗多，伤病员也多，医药奇缺。
从敌占区采购运送药品困难重重，日伪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极为严密，对外用医药的封锁则更严。如被查获运送药品格杀勿论。
困难再大，封锁再严，也要完成任务。于是，我和军分区驻城地下联络站负责人王守身同志协商确定，药品由我采购，往旅部运送，我俩负责。
采购西药，要利用关系。菏泽城东门里路北中西大药房的经理石镜环先生，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通过他的关系，购到了西药红汞、碘片、磺胺粉和胶布、纱布及药棉各一宗，用蒲草包装好，以便运出城外。但是，出城困难，守门岗哨有日本兵、伪警察，戒备森严，如万一露出破绽，非同小可。我利用平时和县警备队的关系，派伪大队副李森亭的警卫员任玉魁，将药品装上车给我送出东门，一直送到东大堤口，再由我和王守身同志骑自行车沿济菏公路向东奔去。
孰料，事不凑巧，闯了一关又遇一关。我二人骑车行至城东15里公路南的岳程庄时，正赶上伪县警备大队第八中队队长李三坏在修建炮楼，而驻在公路北阎庄、石堂村的国民党菏泽县张志刚部的百多人出来干涉，双方发生战斗。一方在路南，一方在路北，子弹都射在公路当中。这时我和王守身同志夹在公路中间。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我俩豁出一个“闯”字，冒着头上来回飞过的子弹，骑车飞奔向前闯去。当我俩行至何林附近时，突然从林中出来30多名手长枪、身着黑衣的彪形大汉，想夺路拦截。我们临危不惧，高喊加油，蹬快车子，甩掉了这群人，将这部分药品全部送到前方，胜利完成任务。
由于日伪的封锁，抗日根据地的许多急需物资比较缺乏。1941年的冬天，有一次，鲁西银行介绍来一位同志，要求我帮助银行采购一部分急需的道林纸和石印油墨等物品（我将这位同志安排在伪物资代办处程得印处住下）。而这些物品均属违禁物资，封锁甚严。经过四处查找，后来发现城内西大街路南大德昌石印局仓库有一小部分存货。通过经理王鹤州的关系将这部分货套购出来。然后伪装学校用品，由伪县警备大队部传达处目兵通过西关伪警长穆继贤的关系，我和另外一人出西门将这部分物品送至西南堤口，交来人带去，为我银行之所需提供了方便。
涣散日伪军心 扩大抗日宣传
涣散日伪军心，扩大抗日宣传，也是我们联络站的一项重要工作。1941年冬的一天，我军分区敌工人员送来了一部分布告和党的抗日主张及优待俘虏等宣传材料，让我们张贴和散发，广为宣传。经过小组研究确定，由分区联络站的负责人王守身潜伏在城北三里王堂村，领着其亲戚王堂进步群众王朝仁，自晁堤口西小庙的山墙、庙前的石碑、路旁的大树一直贴到东关市场泰山庙附近（现三角花园处）。
次日深夜，在菏泽城里，由武斌文、陈守廉、王守身等同志，组成3人小组，在武斌文住处（水洼街何健芝住宅），备好浆糊和用具，将布告和宣传材料贴在考棚街的墙上和“清水桥”的石碑上以及宋隅首西侧的大树上。在回头的路上又用石子裹好，把宣传材料投入县警备大队部的院里。天明街头巷尾，纷纷议论，说：“八路来了，八路来了就好啦！”有的铁杆汉奸则说：“毛猴子（指八路军）真有种，敢在太岁（日伪）头上动土。”大队部的传达长则说：“八路来了不要紧，反正是不杀人的。”公布告和宣传材料的不同反映，吓坏了敌人。他们赶快忙着查户口，找“坏人”，你怨我，我怨你，互相怀疑，互有戒心，矛盾重重。一时菏泽城乌烟瘴气，日寇汉奸加紧街道巡逻，逢人盘问胆战心惊，草木皆兵，空气紧张。这些宣传，不仅搅乱了日伪的部署，涣散了日伪的军心，更重要的是使日伪统治区的人民群众看到了抗战前途和希望，从而增强了抗击日伪的信心和决心，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回顾对敌斗争的艰苦岁月，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做了一些自己应当做的工作，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有的工作还做的较好，受到上级领导的赞许。而今思之，还是值得宽慰的。（付理轩）
此文摘录于付理轩同志生前撰写的《地下斗争十五年》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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