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到晚年，时常怀念。这可能是人生的规律性现象。过去几年，曾把想到的往事记了下来，日积月累记得多了，现在把这些记录片段，按时间顺序，给予命题。联系起来写出这个小册子。其中所述事实，有平坦、有曲折、有惊险也有快乐，但都是平铺直叙的素材，把它叫做回忆录名不符实，只把它作为我一生大体经历写出来，留给家人作个纪念吧！我离家至今六十六年，何去何从有何事实，也算是个交代。
在这些经历中，都与社会和当时时事有密切的联系，反映当时的斗争形势。南下后到省委组织部后的十几年中，自以为工作是努力的，是成功的。但后来在人为的群众运动中给予我被颠倒了是非的结论和处理，和不公平的待遇。经过几年的斗争，最后得到了正确结论。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既然我是正确的，那么是谁的错误?很自然另外有些人犯错误!在小册子中我没有直接陈述这个问题，但在文字中能够看出端倪。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让读者去评说，更为客观些。这也就是我不愿将小册子流传社会的主要原因吧!如此而已。( 刘少军/2005年3月)
南下，进军大西南
49年4月南京解放、上海胜利。7月6日，地委组织部通知我：“准备南下，14日出发，批准你走前结婚”。7月7日，谷淑昭同志，也是接到通知，从地委党校来到地委。吃晚饭时谭信斋、王乔两位，炒了几样菜，4个人喝了点酒，打了两圈麻将，就算礼成。第二天，我们俩洗了一上午衣被，下午整理一下要带的东西，请谭帮借了两张单车，7月9日我们俩骑车去了威海谷家疃，10日下午去盘川夼，风大走不动，走到后亭子夼，天就黑了，幸好遇到张锡瑷的弟弟，他住在大路旁，向他借宿一宵。11日起早上路，上午到家，我姥姥还健在，我告知她，我们已经结婚，都很高兴，姥姥把仅有的几个银币给了我们。13日中午就动身，经桥头、报信村直插文登城，回地委机关时，天已黑了。交还单车，准备明天出发。7月14日早上9点，大家把行李先搬上卡车摆好，共14个人坐在行李上。一张卡车直开烟台。傍晚到达，烟台各地一些南下干部先到。安排我们住在张裕宾馆。晚上市委招待在大戏院看名演员周亚川、八龄童的京戏。15日，三张卡车向青岛进发。在莱阳县城西关停了半多小时，凑巧在这儿遇到原威海公茂盛的孙致斌，他知道我要南下，马上给我买了一条香烟。只有谢谢，谁也没能下车，就又向前行进。在过一条大河，有张车出毛病，又停了些时间，到即墨县天就黑了，也就宿在即墨，16日上午进青岛市。市里把我们安排在海港附近一个大仓库里。从来到离开共7天，给发了蚊帐、被盖，对我们带的东西，进行了轻装。7月22日一早上车，下午一两点钟到济南。把我们领到一个大杂院，这里又脏又烂又热又闷，觉得喘不过气，大约有40度高温。幸亏时间不长又叫上车，一张卡车站上40多人，直奔西郊飞机场。到了山东省南下干校。这里已有简易准备，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邝亚农，是具体管的副校长。建有政工、行政事务等部门，旧营房简修为宿舍，四、五人一间，人们都住下了，难耐天太热。卖西瓜的很多很便宜，没钱买不起。听了康生、曹荻秋、许世友等几次报告，解决不了具体问题，都到处找树阴乘凉。熬到9月，来了雨季，不热了，也开始酝酿南下何方的问题，从领导那里来的消息，是到四川。说四川是“天府之国”。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哪好哪不好，而且许多事情是变化的，是由大局的变化而定的，如刚到干校不几天，干校准备组建个学生大队，已调干部组织大队班子，方章为头，阎正国任组织委员，臧野农任宣传委员，我任办公室主任，这个班子，已凑在一起开会作筹划工作，一起打饭吃，可是一个星期后上面通知：山东省不组建学生大队了。这就是变化。9月29日，我们上火车，开向徐州，9月30日以早到了徐州。听说：南京来个宋干事（宋丙寅）告知：山东南下干部，暂停在徐州，待命。到徐州第二天是10月1日，我们自动上街，听喇叭里：开国大典实况广播。10月3日，从南京西南服务团来的刘林元（是云南支队支队长），给我们作报告。首先告知：山东来的这个大队，是到云南的，是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第六大队。后面讲了些云南四季如春等许多好处。会后有些二话：“真怪我们去哪儿，哪里就好”、“蚊子都能吃草”等等。我们是云南支队六大队，留在这里，是等支队部从南京来，我们在这里上车一起走的。10月5日已是午后，支队部坐的火车来了，我们上了车。六大队大多在一个车箱里。车上无列车长和乘务人员，个人愿咋坐就咋坐，谁也不管，也管不了。秩序很乱。道无道规，行车无时间表。警卫员可以站在火车司机身旁，端着枪逼司机开车。火车运行到大约是荡山附近一个小站时，火车停了，说的是机车要加水，而加水后，机车跑掉了。这天是阴历八月十五日，天晴月圆，一车人，多数在睡觉，不少人下车，在铁路旁散步，望月兴叹“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知住了多长时间，来了辆机车，把车箱拉走，天朦朦亮时到了郑州。光听见：油条，麻花，猪肉馓子，一片叫卖声，没有下车，不多一会，车向南前进。在河南的信阳停车时间较长，做米饭吃了，这两天都是吃米饭。有些人吃不下，有些反应，领道发下话说：“能吃大米也是干革命，要坚持”。此后再很少反应了。过鸡公山后渐入湖北省境内，越近汉口路况越坏，铁路被国民党破怀了。路不通，有的还得用木船过沟坎。我们离汉口还有很长一段路，在陶张湾住了四、五天。大约是第三天，中队部告诉：上面通知调我去支队部。我们俩打好行李，向支队部进发，两个多小时走了四，五华里，到了干部科告知：调你来，是作行军参谋，参加打前站。我说：作什么工作都可以，对于打前站，是需要行动快的人，我有疝气病，行动不方便。他想了想说：你既行动不方便，就回去吧。我们又回到陶张湾。第五天我们中队去汉口集中，住进太古洋行大仓库。发了棉军装、米袋、油布、雨伞、水壶。重新编队，我到六大队一中队，谷在三中队。在汉口听了邓子恢接收武汉市的工作报告。一中队坐公共汽车，经湖南平江住长沙东北马家坪。有一天把各大队召到岳麓大学礼堂听邓小平讲话，应大家“要见见司令员”的要求，刘伯承出来，站在台上有5分钟。在长沙每人还发了5角钱新人民币。1949年11月17日各大队在长沙黄家大屋村集合出发，我们坐火车经衡阳、黄昏过湘江至湘潭。我俩被安排在小旅店一宵。18日早饭后，需留守的另行安排，（她们去易俗河），其余继续前进，傍晚到湘乡。这是个县城，听说：原同我一起，在威海里口区工作，当区长的孙良仁在这当县长。因时间尚早，我找到县政府，问明他确实在此，下乡去了。不果而回。回到大街上，看到十多人围看猎户在为打得的一只老虎剥皮。我们班的鲁生花4角钱买了两斤虎肉，煮熟土腥气太重，丢了。到邵阳时，贵阳解放，宋任穷政委先走了，赶到贵阳帮苏振华搞接管工作。我们在邵阳过河时木船未组织好，秩序很乱，副支队长李许大发雷霆。过了资江和沅江，走最高峰雪峰山这段路，我步行一天，太阳落山时才到宿营地。再走二、三站到了芷江县，芷江县是湘黔交界处，山石上有“湘黔锁钥”四个刻字。据说日本敌军的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是在此签的投降书。
第二天行军，进入贵州境内，经三穗、镇远到贵定。中间有个玉屏县，是个小坝子，有山有水，竹子多，竹乐器多，我两角钱买了支小竹笛至今犹在。贵定到贵阳只一站路，打前站的先去安排，我们在贵定休整一天。
我们到贵阳，原来未听说，要在贵阳久停。后听说云南原国民党省主席卢汉于12月9号宣布起义，国民党八军李弥和二十六军余成宛发动叛乱，进攻昆明，昆明保卫战正在求援。二野四兵团经从广西进军，距离远，要五兵团派军用我们坐的卡车，紧急支援昆明。根据情况，我们现在走不了。支队部传下话来：我们就在贵阳过元旦啦。贵州领导的接管工作很多很忙，还是尽量把我们安排的好一些，看看电影、看看戏，还演了一部新排陈白尘写的《升官图》，挺好的。没有安排，就逛大街，看看贵阳风情。
元旦后四兵团从广西百色到了蒙自，敌军就向沅江一带逃窜，昆明保卫战胜利了。有了卡车，我们从贵阳出发，经安顺向西路况很糟，山又多此时山间的散兵游勇、土匪多，到榆树湾一段路，一个炊事员被打死，几个学生被抓。几天后到普安，这是个山坡小街，一条小街大多是卖烟土（鸦片）的。我们在普安又休整了几天。已经到了1950年2月，经盘县和云南的富源县，2月12日到达沾益。13日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与第四野三四0团、第二野一四六团和滇桂黔边纵、云南起义部队共7000人举行庆祝会、西南解放部队会师联欢大会。我们驻沾益雨林山军营，在这里过的春节，2月17日是正月初一，我与卞文学相约到沾益大街，看看云南人过大年。类似北方，家家楹联，户户小店，行人不多，只有小孩放鞭炮，有一家，看似小店，门联写着：“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非家处处家。”横批是：“又是一年”。不用说，这是一家流浪户。门敞开，有桌凳，我们进去看看，是个卖吃小店，北方人，早年当兵流落在此十多年。我俩买条鱼二两酒，也算过年了。几天后离开沾益，二野四兵团在昆明举行入城式，六大队干部在小石坝住了三天，又去昆明在商务酒店住了两三天，看了看昆明主要大街。我们胶东干部，多半回到曲靖地区，分配工作。
新解放区新环境新工作
云南在新解放区中，是党的工作基础较好的省。抗日时期燕京、清华、南开等著名大学、著名学者教授，民主人士，人材济济，办起西南联大，既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材，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据点。李公仆、闻一多，为正义而被特务惨杀。一二•一学生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大批学生和知识分子下乡与工农相结合，发动游击战，并与两广结合，组成滇桂黔纵队。有这些基础，我们接近群众并不困难。语言也大致相通。胶东来的干部，大部份安排在曲靖地区。与边纵和地下党干部组成地委、县委班子。我任地委秘书主任。一开始主要作是征粮、清匪反霸、生产、土改试点。我与孙明去马龙县协助县、区征粮两个月。回地委与西南军政委员会派员，研究接管了曲靖教会医院。此时云南各地匪患很多，曲靖地区与贵州盘县联边，住盘北的原滇军傅从华、尹烈照部2000多人叛乱，富源县十八连山区，小毛牛匪部甚嚣尘上。晚上曲靖周围山上，时有枪声。六月我们学习了七届三中全会文件“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进入三年恢复时期。九月省组织部通知我去省委党校学习。事实是我去省委党校时，那里还在筹办，我参加与杨云实等几个人的筹办工作，在党校17天，听了省委书记宋任穷在党校一次报告后，于9月23日调到省委组织部。几天后组织部从省委大院搬到三合营办公。9月28日，谷淑昭同志从贵阳，带着才两个月的女儿几经颠簸而来，我们全家团圆了。我的工作安排在组织部秘书科。这个工作，比当地委秘书主任还难，除到机要科抄电报和文书工作，行政事务方面，权钱在行政处。在三合营连个男女厕所解决不了。部门的领导不开口，我们反映了不解决问题。省委一方面开始在呈贡斗南的土改试点工作，一方面安排培训各地区的土改骨干。我临时调到土改骨干培训班第二大队与铙华一起工作，各地区来的干部有南下干部、本地干部、部队转业干部，共办了两期。之后我又参加三反办公室的联络工作。从土改试点到全面土改，可预见到紧接着的农村建党、建政工作，已经提到议事日程。我调组织部组织处作副处长，53年底，处长黄天明任蒙自地委书记，54年春，我任组织处长。不久成立党员管理处，我调任处长。省委书记于一川同志亲自管建党工作。根据他的指示，组织了二十多人的建党工作队。我们经常下乡去宜良、玉溪、呈贡、建水搞试点，办土改积极分子培训班推进建党工作。我与省委宣传部何长庆在呈贡团结乡，蹲点建党一个多月。到54年上半年，全省发展党员四万多人。云南在建党工作中，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特别是边疆、有些少数民族，语言不相通和历史的差异，如何建党；第二，农村党支部，如何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建党问题，1952年11月中央民委、统战部召开了一次会议，根据西南局组织部的通知，省委组织部派我参加了这次会，为赶时间，我坐飞机到重庆，又同西南局组织部的小黄同志坐飞机赶到汉口，再坐火车去到北京，中央统战部给发了皮大衣皮靴皮帽，又坐火车去到内蒙归绥市（呼和浩特），是来这里凑乌兰夫主席开民族地区建党会议的。内蒙自治区委组织部长夏福寅主持会议，青联主席克里庚参加。除了开会还参观了这里最大喇嘛庙，去城南十里，看了昭君墓。最后乌兰夫主席讲话，讲了内蒙古党组织领导农、牧民与蒙奸、王爷的斗争，从内蒙共和国到内蒙自治区的历史和经验。这里夜间到零下二十多度很冷，会议一结束，我们就往回赶，在北京民委招待所住了两天，小黄是牟平人，两人约定回老家一趟，回程在汉口碰头，回重庆。我们俩坐火车到南村，各自改乘汽车，到烟台一段路，大雪澎腾，汽车打滑几次在路上打转，几乎翻车，在烟台小客店宿一夜，次日上午到威海。三天后赶去汉口回重庆返昆明。
关于农村基层党支部工作，54年11月底，我参加全国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专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安子文部长，黎楚理、马明芳、帅光副部长出席会议，马明芳作报告，最后印发了“农村党支部工作暫行条例”。回省后，我与组织部长郑敦一起向于一川同志汇报了会议情况和内容，按一川指示：先到农村调查和试点，总结经验再推广。在玉溪、宜良、呈贡等地作了调查和试点，我去建水县河南陈家搞了一个星期，情况亦然，试验效果很好。半年后，组织部增加了些干部，人多起来，1955年6月底，省委组织部叫我去西南中级党校学习理论。
对我来说，离开工作到党校学习这是第一次，这些年工作，理论知识很少，很不规范，能去比较正规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很难得的机会。7月初云南省、地、市几十个干部到重庆党校，我被安排作这个班的党支部书记。一年时间，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包括社会科学）联共党史、中共党史，几门功课都及格。自己感觉较前充实，有所进步。
要毕业了，突然党校组织处找我谈话，要留我在党校工作，“条件有三，第一党校需要，第二原单位同意，第三本人愿意，前两条没问题，就看你本人的意见”，并言明是作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我提出，来党校学习的理论只是启蒙，理论方面ABC还不懂，能搞甚么理论教学。再者我身体不好，左肺压缩，很难坚持长坐读书。为此他们领我到医院检查身体，得到证实，才没有留我。56年7月，我与大家一同回了昆明。过了些日子组织部分配我任干部二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