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人，是康生的看家本领，直接、间接挨过他整，遭他阴谋诬陷，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托派”……而被捕坐牢，甚至丧失生命的，难以计数，他亦以此出了名。人们谈到康生时，都想刨根究底弄个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坏？为什么这样狠毒？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刨根究底，看康生其人先看“谋杀苏枚”案
延安时期，我曾在康生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工作了五年，接着又随他领导的中央土改工作团一起到达山东，其间约有大半年的时间当过他的秘书。从1950年起到“文化大革命”，又长期遭康生和他老婆曹软欧的诬陷与迫害。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有些同志常希望我谈谈康生的情况。其实我也不清楚康生的底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回答不了。最近我有机会比较系统地了解到康生制造的“谋杀苏枚”案的翔实情况，由此联想起我亲身经历或间接听闻的一些往事，回忆和思索，使我有话想说，不吐不快。
我以为，经1948年以后我所接触的事实看，康生整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左”，搞什么“逼供信”；也不能简单解释成为了抓权，排斥异己，结党营私。我认为康生的整人与他和曹轶欧这家“夫妻店”的利害紧密关联着。在他们俩看来，周围的人都不可信，总有人想整他们，不是“坏人”，就是“特务”:而他们自己总像是在紧张地保护着什么隐私，生怕被人发现或抓住他们见不得人的什么秘密。而康生与，曹轶欧制造的这起“谋杀苏枚”案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佐证。
现在就从这起骇人听闻的“谋杀苏枚案”说起。
苏枚，原名曹文敏，是曹轶欧的亲妹妹。1928年由康生介绍入党。历史上曾被捕，出狱后，康生给她恢复了党籍。1950年春夏间，康生与曹轶欧在杭州疗养，苏枚同他们住在一起，有一天忽然跳了楼。康生硬说是保卫人员把她推下楼去的，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还把“残害苏枚”作为当时任秘书的沙韬的一条罪状。苏枚跳楼无恙，回到北京，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在中央政法干校任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正当造反派组织到处“揪叛徒”的时候，苏枚竞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了。时间是1967年4月6日。上午10时许，她的儿子回家，见房门紧锁，呼叫没有人应，便从厨房破窗而入，发现苏枚睡在床上，已深度昏迷，无法叫醒，当即报告校方，叫救护车送往北京医院。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3时47分死于医院急救室。
尸检为自杀，偏说他杀 此案一度不了了之
为了查明苏枚死因，北京医院进行了尸体解剖和药物检验，于4月18日对苏枚之死作出结论。结论报告说:“根据患者处于昏迷状态，各种反应均消失，血压下降，唇印紫绀及心电图检查有心肌缺氧等临床现象，死亡后病理解剖在胃内发现有多量药物存留，经过验定该药物为导眠能。小便检验导眠能为阳性。因此患者之死亡原因为安眠药(导眠能)中毒”。另经总后勤部、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等单位多次化验、鉴定，结论是一致的:苏枚是服安眠药自杀身死。接着，公安部又组织公安部治安局、政法干校和北京市公安局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尸体检验和现场勘查，未发现外人作案的任何痕迹，排除他杀的可能，认定苏枚确属自杀无疑。
但是，康生与曹轶欧坚决不接受苏枚自杀身亡这个确凿无疑的事实。他俩不等医院的结论，也不等公安部门现场勘查的结果，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在北京医院向政法干校造反派的人讲述起苏枚的生平，说她在白区工作如何英勇，如何有贡献，“是个好同志，不会自杀。”责令公安部成立“苏枚被害案件调查组”，并要立即为苏枚开追悼会。康生说:“你们不开追悼会，我们开家庭追悼会。”开追悼会时，康、曹特意带一个警卫班，威风凛凛，到场示威。
追悼会前，康生、曹轶欧多次接见政法干校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还连续召见联合调查组听取汇报。在1967年5月12日的第五次汇报会上，康生讲了很长一番话，他说:“苏枚既然站在革命方面，保守势力打击她是必然的。”“她虽然受到打击，不等于动摇革命信心”，强调“要从一个具体问题看出阶级斗争”。康生最害怕的是医院检查和现场勘查作出的科学结论。他摆出理论权威的样子，假惺惺地说:“要通过这个案件学会用辩证的方法，不是主观片面，而是实事求是，全面、客观、辩证的看问题，作调查工作。”接着，话锋一转，说“调查中涉及很多技术，凡是接触到技术，就很容易形而上学，如法医、化验、侦查，越是技术专家，越容易形而上学，片面。”把医院和公安部门做出的科学结论，全都不予承认。
曹轶欧配合康生，随心所欲，信口制造“谋杀”的论据，提出了一大堆“谋杀”的疑点。比如说:苏枚尸体的药斑是“外伤”；厨房窗子的小破洞是“人为的”:铝壶底有两个凸起，是“凶手”为吓唬苏枚敲打水壶形成的；奶锅里残渣发臭，有点水底，是“有人冲刷毁灭罪证”。最恶毒无耻的是说“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解剖时放进去的”等等。这些为了掩盖真相而制造出来的奇谈怪论，当然经不起核证，被调查组一一否定了。
曹轶欧还乱指乱咬“谋杀”嫌疑人。她说，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住在苏枚楼下，苏枚死的当天，她在苏家就见到石家的人两次上楼归还借用的小磨，看水管漏水，这是打听动静。又说，干校卫生科长闻伯俊在北京医院抢救苏枚时“出来进去，一定是在策划什么”。公务员段学思“不能因为是贫农就排除他，他同石磊住在一起，要联系起来看。”先后被指名为“谋杀案”嫌疑人的共8位，强令调查组进行重点调查。
这个调查组还是实事求是的，根据事实依然确认苏枚是自杀。对此，康生、曹轶欧极为不满，一再指责“不突出政治”，“单纯技术观点”。调查组把苏枚自杀的证据材料汇总写成书面报告，送给当时公安部的负责人李震。李不得不承认苏枚是自杀。但李震耍了个花招，他要调查组“一次不要报这么多材料，一件一件地慢慢报，时间长了，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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