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孙长江，1925年生于山东济阳县南霍村。1946年家乡解放后参加革命，1949年随军南下到浙江海宁，此后扎根江南。这是他晚年留下的回忆，记录了自己1940年代在山东农村的苦难与挣扎——那是一段他从不愿多讲、却从未忘记的岁月。
——孙才华（孙长江之子）
一、我的家
我是山东济阳县南霍村人，祖祖辈辈都是贫雇农。祖父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祖母去世时我十一岁。
父亲兄弟三人分家，每家分到二亩八分地、两间土房。伯父把地卖光去当长工，1944年夏天中暑死在地主田里。叔叔土改后分到五亩地、五间砖房，算是比父亲强些。
母亲生了我们兄妹九人。两个姐姐、两个哥哥都因没钱治病夭折，一个小妹妹也因奶水不足没了。最后只剩下我们兄弟四个。
我记事时，家里只有两间土屋，一间盘着土炕全家睡，一间烧饭堆杂物。父亲常年打短工，得空种自家那点地。母亲虽然裹着小脚，除了操持家务，还给人家纺线，干十天能挣两三个铜板。
我十岁那年，大着胆子提出要读书。读了一年多点，家里实在供不起，只好辍学。
二、日本人来了
十三岁那年冬天——1937年，日本人占了家乡。全村住满了鬼子，房子家具被烧，耕牛也被烧死。物价飞涨，苛捐杂税，哥哥在绸厂也失了业。
家里东拼西凑给哥哥成了亲。可哥哥当工人出身，农活不会干，跟父亲吵了一架就走了。半年后才知道被伪军扣在几十里外的镇上。
我十五岁去当小长工，只管吃饭，受不了人家的气，跑回家了。
三、闯关东
十六岁那年正月初九，本村张庆文说去东北做工能挣大钱，还给十块安家费。他问我能挑多重，我伸出一只手说五十斤。他说七十斤行不行？我说只要三顿吃饱就能挑动。
母亲哪里肯依？在她心里，我是最孝顺、最能给她安慰的儿子。可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我把领来的十块钱给了父亲七块、母亲两块、自己留一块，对父亲说那七块钱只准买粮食。父亲点头答应了。
那天夜里，母亲的“疾厥”病犯了——这是当地的说法，哭得狠了就会四肢冰凉、停止呼吸。她醒过来对父亲说：你狠心把大儿子赶走，又叫二儿子去送死，早上你一出门我就死给你看。父亲知道母亲的脾气，半夜改了主意说不去了。可我还是跟着两个伙伴跑出了门。母亲追不上我。
就这样，我离开了故乡，离开了她。
从济南坐火车到东北，先在昌图县挖灌溉渠。三月的东北冷得刺骨，每天赤脚穿着草鞋挖沟挑泥，水土不服加上劳累，八成的人都拉肚子。好不容易熬到五月端午，谁知5月7日又来了命令，集合上车往更东北开。到了牡丹江才知道要换车去安东省最东北角。
五到七月开土河，八月补修铁路。一年到头，除了过节天天吃高粱米，每天干活十个钟头以上。日本人和狗腿子拿着鞭子、木棍监工，稍有不慎就挨打。
年老的苦工熬不住，死了不少。死了就用草包包了埋在新开河坝里。有个河南人领着独生子来做工，一看这光景，知道上了当，精神失常了。每天夜里围着草棚转，嘴里哇啦哇啦喊个不停。后来被日本人知道了，活活埋在地里。
十月末冰天雪地，活儿干不成了，才放我们回家。发工钱那天，多的给一百二十块，少的五块，还有一分不给反挨耳光的。我领了一百零五块，当时能买近千斤粮食啊！
从天津回家，我的皮夹被扒手偷了，丢了三十块。两个伙伴各送我五块。我带着六十块回到家，父亲笑得合不拢嘴，母亲那样激动兴奋，我还是头一回见。虽然我已是十几岁的小伙子，还是扑到娘怀里。
那晚我把钱交给父亲五十、母亲十块。母亲用那十块钱给我和两个弟弟各做了一件衣裳。
那年过年，小弟弟兴高采烈地说：快过新年了，大家都回来了，就是哥哥没回来。母亲白了他一眼，嫂嫂一碗面条没吃完就回屋哭了。母亲听到媳妇的哭声，也放声大哭起来。那几天我寸步不离母亲，想方设法安慰她。
四、当小长工
十六岁那年冬天，家里粮食又吃光了。经人介绍，我到七里外的董家村一家富农家当小长工。说好干一年给一百斤粗粮、两件粗布衣。我那时才十六虚岁，发育得晚，看着像十四岁的孩子。富农给我做了一副小担桶，我咬紧牙关，准备干一年。
干了半个月，实在太想家，又不敢说。富农老太婆看出我的心事，问我想家不，我眼泪一下涌出来。她说下午就回去看看吧。我飞似地跑回家，母亲把我搂在怀里，抓起我的手一看，水泡磨破的血迹还在，顿时大哭起来。
就在这一年，父母的身体都垮了。父亲劳累过度，又多年不穿棉裤，腿上生了像老姜似的疙瘩，化脓了还去当短工。母亲因为父亲的病、大儿子下落不明、二儿子当小长工，天天哭，眼睛越来越不行。到我十九岁那年春天，母亲双目失明了。
五、放羊
十八岁那年，我在富农家熬了一年，又去给人家放羊。换了两家都干不长，不是东家脾气太坏，就是动不动要打人。父亲说，再去一家还干不成，以后谁还敢给你介绍活？母亲也流着泪劝我去。
这回是给伪军连长和富农合伙的羊群放羊，五十多只。主人带着我放了一个月，我就能自己管了。从三月放到十一月，早出晚归，中午带一斤多干粮，我都省下来给失明的母亲吃，自己带点糠菜充饥。
冬天没草吃了，主人晚上把羊赶到麦地里吃人家麦苗。干了五天，我觉得太危险，回家哭着跟父母说。父亲总算同意我不干了。
六、做小生意
二十岁、二十一岁那两年，家里更困难了。地主雇工要年轻力壮的，我这样的小长工没人要了。我就跟人合伙做小买卖：卖豆腐赚豆腐渣吃，卖馒头赚麸皮吃，卖粉丝赚粉丝糟吃。炒花生到街上叫卖，一天挣几分到一角几分。
七、几件忘不掉的事
母亲失明后，起初还盼着能好，一年过去没指望了。她好几次想上吊，都被人救下。父亲原本不信鬼神，这时也供起了仙姑。我更是背着家人，每天给佛像磕六十个响头，求母亲眼睛能好。磕了一百多天，母亲的眼睛还是老样子。我对神灵起了疑心，秋天把神像扯下来撕碎丢进了粪池。
为了糊口，我常到黄河南边贩粮食，每斤能赚几分差价。有一次返回时，我们四个人刚上岸就碰上了土匪，钱全被抢了。父亲气得暴跳如雷。可同去的董树考更惨，钱被抢了不说，人还被活埋了。父亲听说了，反倒安慰我：钱没了人还在，以后别去了。
二十一岁那年春天，我给人当随从去济南进货。回来时赶着六头牛，和另一个伙计落了单，走错了路，闯进国民党军队的营房。他们把我反吊在梁上，硬说我是八路军的侦察兵，打得我满脸是血。吊打了两个钟头，什么也没问出来，抢了我们带的四听漆，才把我们放了。我两只胳膊半个多月抬不起来。
八、一段心事
邻家有个寡妇，女儿比我小三岁。小时候我们感情好，她常背着母亲给我东西吃。长大懂事了，她早已由母亲作主许给了一户富家。我们坐在一起，只能彼此安慰几句，都知道不可能在一起。她出嫁前几天，我俩抱头痛哭了一场。
后来我到浙江结了婚，1953年回家探亲又见到她。她说现在解放了，婚姻自主了，她要离婚。我说五年前还能这样该多好，现在晚了。她瞪大眼睛急问：怎么晚了？
我没法回答她。
九、尾声
1946年，我的家乡解放了。我当了村农会民兵队长，后来又调到区里工作。1949年，我随军南下，到了刚解放的浙江海宁，参与政权建设。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
从黄河边到钱塘江畔，从放羊娃到南下干部，这条路走了二十多年。个中滋味，都在这些文字里了。
后记
父亲1958年被错划右派，1979年平反后重返领导岗位。1983年离休，1988年因病去世。他晚年留下的这份回忆，字迹潦草，纸页泛黄，但每一个字都是从苦难里抠出来的。我把它整理出来，既是对父亲的怀念，也希望今天的读者能看见——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个普通农民家的孩子，是怎样活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