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有一位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并作为中国工运人物列入《中国工会大辞典》，他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云南工人运动的先驱一刘林元。
云南铁路工运的开拓者
刘林元，又名王家福。1908年11月，出生在通海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时父母双亡，被送给一黄姓地主家收养，受尽虐待，右手留下终身残疾。10岁时被一个好心的木匠领到昆明，先后进入盐行、钟表店和铁工厂做学徒。15岁进入昆明模范工艺厂当童工。童年和少年的苦难经历，埋下了反抗压迫和剥削的种子，磨练了他的意志，造就了也坚韧不拔的性格，也练就了他一身的技艺，为日后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在进步学生的影响下，刘林元与工友在昆明华安机器厂成立工会，参加昆明社会各界举行的援助上海工人的示威游行活动。他利用业余时间到工人夜校学习文化知识，接受进步思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昆明市总工会的工作。1927年8月加人中国共产党。
1927年底，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中共云南临时省委迅速组织党团员向滇南铁路沿线、矿山及全省山区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转移，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按照省临委安排，1928年初，刘林元考入滇越铁路蒙自芷村机修厂，以铁路工人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当时芷村机修厂约有150名职工，除一个广东籍工人外，其余都是越南人。刘林元凭着自己过硬的技术在芷村机修厂站住了脚。这期间，党组织又派两名党员到芷村火车站当工人，刘林元即组织他们在滇越铁路工人中广泛串联，与工人广交朋友，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芷村火车站也成为了党组织在滇越铁路和迤南地区的重要地下交通站，完成了中共云南省临委交办的很多重要任务。在刘林元等人的努力下，滇越铁路工作迅速发展，在芷村、开远、可保村等车站建立了工会组织。与此同时，他们又与个碧铁路线上的共产党员巨柏年、梁福如等取得联系，共同开展铁路工运工作。
1928年6月1日，在刘林元等人的领导下，滇越铁路、个碧铁路工人代表会在阿迷（今开远）车站附近一个工房召开，来自蒙自、芷村、宜良、阿迷等地的20多名铁路工人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发起成立云南铁路总工会，推举刘林元任铁路总工会主席，巨柏年、梁福如等为委员。会议通过《告云南铁路全体工友书》，号召铁路工友团结起来，组织工会，同法帝国主义者作长期英勇的斗争。同年7月，经中共蒙自县委批准，中共芷村火车站支部成立，芷村火车站党支部是滇越铁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刘林元任支部书记。芷村党支部先后向开远、碧色寨车站和个旧矿山派去党员做工作，同时在芷村组织兄弟会，发动职工开展反对打骂、要求提高工资和待遇等斗争。积极壮大队伍，短期内就在滇越铁路沿线的碧色寨、落水洞等火车站培养的进步铁路工人中，发展党员6人、团员17人。在党组织和工会的领导下，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持续不断。从1928年至1929年2月，在刘林元等人的领导下，铁路总工会带领铁路工人发动了8次罢工斗争，争取改善劳动待遇，其中有6次取得胜利，在群众中树立了工会组织和共产党的威信。
1928年10月13日，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距离蒙自芷村火车站6公里的查尼皮村召开，大多数参会代表要乘坐滇越铁路火车到达芷村车站后，再步行到查尼皮，刘林元毅然担负起接送代表的重任。他利用身份和工作条件，依靠工友，精心安排代表巧妙通过敌人的严查封锁，安全地把每个代表护送到查尼皮。刘林元本人也作为云南铁路工人代表，参加了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9年1月，刘林元当选为中共云南省临委候补委员，同年5月，当选为省临委常委。1930年1月，当选为中共云南省委委员。1930年4月，受中华全国总工会指派，他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代表，在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率领下，赴苏联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到苏联后，先接受了3个月的军事训练，学习游击战术，8月，在莫斯科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五大。会后到苏联各地参观、考察，他亲眼见证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革命意识和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在此期间，1930年底，云南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刘林元因身在国外，幸免于难。
战斗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1931年初，刘林元从苏联回到上海，党中央最初考虑派他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以充实红军中的工人干部。后鉴于云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中央决定派他回云南恢复重建党组织，计划成立以刘林元为书记的云南临时省委。由于叛徒出卖，同年5月，刘林元刚进入云南境内即在河口被捕，由于他在回滇之前化名王家福，没有暴露真实身份，敌人只好将他长期关押在昆明模范监狱。无论在法庭上还是在监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他抱着必死的决心同敌人进行了机智勇敢、坚贞不屈的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1937年10月，遭受6年多囚徒生活折磨的刘林元终于被保释出狱。出狱后，他立即回到开远，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938年初，经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批准，刘林元与4名革命青年一道，从云南步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中组部训练班、延安职工学校、中央党校学习或工作。通过在延安两年的学习锻炼，加深了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对建党、建军、建政工作的重要性和方式方法有了全面的了解。在延安期间，他时刻关注着云南的革命形势，思考着如何打开云南革命斗争新局面，1939年1月24日，他与同在延安学习的云南籍青年朱家璧写了《我们对于将来回云南及滇军中工作意见的报告》，联名上报中央组织部。报告分析了云南形势，主张利用朱家璧与滇军中上层人士的关系开展工作。中央采纳了他们的意见，1940年底派朱家璧回云南，利用社会关系进入滇军开展统战工作。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日伪军对陕甘宁边区北部屏障晋绥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为了加强对大青山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中央派刘林元到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工作，任骑兵支队队长。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他带领部队深入敌后打游击，常常马不卸鞍，四处转战，部队几次被日伪军包围，他率部与敌人展开血战。在一次突围中，一颗子弹从他的锁骨下穿过，浑身是血，仍坚持战斗。后因受伤转入地方工作，到绥远、大同做地下工作，任绥察地委组织部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受绥蒙区党委指派，刘林元参加接管平绥路西段工作，任工会副主席、路委委员、管理处处长。在解放战争时期，随部队转战各地，1947年在大同战役中再次负重伤，被迫离开战斗部队，到晋绥行署工作，不久调方山火柴厂任厂长、支部书记，后调晋绥军区军工部七厂任厂长。1948年8月，刘林元以西北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出席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刘林元被颁授“英雄纪念章”。大会结束后，时值沈阳解放，刘林元被派往沈阳接收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接收工作结束后，调任辽宁本溪煤铁公司任总工会主席。该公司和鞍山钢铁公司时为东北两大公司，公司规模大、人员多，下辖铁路、工厂、矿山等企业，情况非常复杂。为了将国民党官僚资本变成人民政权的经济支柱，刘林元付出大量心血，在政治上、组织上领导工会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完成党交给的工作和任务，在工作中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工人出身的刘林元，在生活上贴近工人，为摸清工情况，他深入群众，与老工人诚恳交谈，听他们倾识日军占领时的国恨家仇，很快发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并以工会的名义开办训练班，提高工人对共产党的认识，从中发展党员，壮大了党在企业的力量。通过一系列工作，为本溪煤铁公司生产的恢复、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积累了接收和管理大型企业的经验。
1949年下半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党中央决定调刘林元回云南工作。按照中央指示，他和妻子徐克离开本溪到达南京，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支队长。西南服务团成立于1949年6月，下辖云南、川东、川南3个支队和贵州干部队，约17，000人，主要任务是随第二野战军到西南开展地方工作。9月26日，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在南京正式成立，下辖7个大队和两个营，有4000余人，成员大多为在上海、南京动员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技术人员，还有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经过集中学习后，10月3日从南京出发，向西南进军。临行前，刘林元等云南支队领导与对队伍情况做了分析，对人员分队编组，要求悉心照顾好高级知识分子，强调要做好青年学生和技人员的工作，关心爱护他们，不能让一个人掉队。从南京到云南，队伍徒步行程3000余里，横跨苏皖、豫、鄂、湘、黔6省，沿途土匪和国民党残军对西南服务团不断进行袭击、骚扰，并造谣破坏。刘元身先士卒，和大家一起步行。每到一个宿营地他总是先安排好宿营地，看到大家都安顿好了，自己才随便找个地方住下。队伍行进到湘西一带时遭到土匪和国民党溃兵的伏击。刘林元当即指挥警卫连攻占两侧山头，控制住通道，命令支队人员快速跑步通过。经过近5个月的长途跋涉，1950年2月20日，刘林元率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抵达明，开始新的使命。
云南首任省总工会主席
1950年2月24日，云南全境解放，刘林元任中共云南省委委员。根据党中央对云南工作的指示，他认真执行“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教育云南支队的同志要尊重、团结地方干部，共同做好征粮剿匪、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整党建政等工作。
1953年4月起，刘林元任云南省第一、二届总工会主席。在担任首届云南省总工会主席期间，他结合自己在东北接管工业企业的经验，把全部精力倾注到工厂、矿山的接收、改造和建设中。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省委决定刘林元负责昆明海口片区工厂的改造工作。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他带领工作组打击反动把头势力，发现和物色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召开千人大会，揭露封建把头的罪行，迅速提高工人群众的地位和威信，并百分之百完成生产任务。他坚持工会以生产为中心，执行生产、教育、生活三位一体的工作方针，经常带领工会干部深入工地、矿山、工厂了解工人的思想情绪，注意改善群众生活。解放初期，个旧锡矿是云南最大的矿山企业，但工人工作条件、生活环境十分恶劣，连喝水、吃菜都十分困难。刘林元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多次和工会干部、矿山领导研究办法，与他们一起翻山越岭寻找水源。针对矿工长年在地下工作见不到太阳，劳动强度大和营养跟不上的问题，
在担任省总工会主席期间，刘林元几乎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厂矿、工地，一些重点企业每年要去几次。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中，他把群众当亲人，群众也把他当作知心人。他就像一个老工人，随时随地和工人、农民席地而坐拉家常，大家有话也敢和他讲，如果不做介绍，工人都不知道他是一名省级干部，许多老工人和基层干部都熟悉他，亲切地称呼他为“我们的老主席”。有一次，他下厂搞民主改革，在和一个工人交谈中得知这个工人结婚多年，爱人因妇科病一直没有生育孩子，夫妻俩十分苦恼。他把这事默默地放在心上，回到昆明后，让秘书到中药铺买了两斤“鸡血藤膏”，托人带给这个工人。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工人来信高兴地说，爱人服了他带去的药，已经怀孕生孩子了。
作为省总工会主席的刘林元，心里时刻装着工 作为省总工会主席的刘林元，心里时刻装着工人。当时省总工会办公场所十分简陋，有人建议建一座像样的工会大楼，他不同意。在苏联学习时参观过的工人疗养院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新中国的劳动者享受疗养是他的理想，于是提议给工人建疗养院。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决定在风景秀丽的滇池畔、昆明白鱼口建盖工人疗养院。从选址、选人开始，到设计、施工、购置设备，他都亲自过问。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云南省总工会工人疗养院顺利峻工，一批批在旧社会遭受压迫和剥削工人和社会主义劳动者走进疗养院，享受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温暖。
1955年，刘林元还担任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书记，在纪监工作岗位上，他实事求是、以身作则，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敢于担当、廉洁奉公，顶住巨大压力，自觉抵制极“左”行为和浮夸风，赢得广大干部职工的尊重和信任。1958年至1967年，刘林元担任云南省副省长，为了云南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他仍然以工人阶级的质朴、勤恳、热情，兢兢业业忘我工作，足迹遍布三迤大地，连周恩来总理都夸赞说：“刘林元是个好同志”。
在给中国人民带来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2月，兼任云南省农办主任的刘林元在北京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回滇后，积极开展春耕备耕工作，决心努力把云南的农业生产搞上去。不料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于1967年4月21日在昆明含冤离世，时年59岁。1978年6月，中共云南省委在昆明为刘林元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给予平反昭雪。
刘林元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云南工人阶级的骄傲。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一次入狱、两次身负重伤，为革命事业舍生忘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任劳任怨、殚精竭虑，直到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刘林元虽然已离开我们55年，但他作为云南工人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云南早期党组织和中共云南省委重要领导人之一，我们不能忘记他的历史功勋和巨大贡献，他的革命精神和品格风范，必将激励着一代代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接续奋进，努力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作者是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余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