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正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认为前四次反“围剿”红军那么弱都打赢了，现在我们有八万多红军，完全可以打阵地战正规战，结果红军终因兵力悬殊，伤亡惨重，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向西突围，我的任务不是随主力部队突围作战，而是动员组织民工和战士运输队，为中央和红军总部“搬家”。
一上路，我才知道行军是如此的艰难，中央机关的印钞机，文件柜，制弹机，印刷机，还有说不上什么能够看清人的五脏六肺的黑乎乎的大机器(透视仪)，不仅人没办法挑，就是四个小伙子也搬不动，用八个人才能抬着走，花了六七个小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渡过了于都河。过了河，山路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陡，沉重的机器压得民工们脖子上、腿肚子青筋暴起，汗流浃背，每走一小时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我想，红军要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按这样子，怎么能突得出重围?听说老蒋布下了无数道封锁线，这样下去，怕一道也闯不出去了。
看着眼前那些笨重的家伙，装在木箱里，简直就是个大棺材。八个民工抬着，遇到山路陡坡和转弯处，一两个小时都挪不了窝。我找到一个卫生部的干部问：“这个大家伙能否拆开来抬?”他干脆地回答：“不行!”“那么不带行不行?”他瞪大眼睛看了我半天，气呼呼地说：“你说什么?”我参军时间短，也不知道这个大家伙是啥来历，用来干什么的，见他这么坚决，我想，这家伙准是个宝贝，既不能拆更不能扔，于是我叫来了几个战士，连我在内，帮助民工轮换着抬。在狭窄的山道。几个人并肩不好走，我就让人从山上砍来毛竹绑在机器两头，一头用五个人抬，抬一会儿换一拨人，用这种方法后行进的速度比原先快了不少。我们在风雨泥泞中蹒跚而行，山林中的羊肠小道非常难走，夜里又看不清，常常是一夜才翻一个山头。
红军主力部队在前方浴血奋战，连连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同时伤亡惨重，尤其是湘江一战异常惨烈，可中央和军委机关携带的由一千多副挑子组成的辎重队伍却在泥泞的山道上爬行。距湘江五十多公里的路，我们整走了四天。十二月一日下午，我随同搬家的队伍终于渡过了湘江。看着漫山遍野红军战士的尸体和浮桥一线江面血红的江水与漂浮在江面上的红!遗体，我第一次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和我在一起的十几个民工被眼前惨状吓呆了，有的人扔下挑子，当时就嚎叫着跑了，几个红军战士拦都不住，见此状我大步追过去对挑夫们说：“老表们，我是宁都人，没参加红军前和你们一样也是挑夫，都是穷人。红军现在打了败仗是暂时的，早晚会取得胜利!红军是为我们穷人打天下的，帮红军就是帮穷人自己。”一个和我有点熟的四十多岁的矮个挑夫先站起来，挑起担子，其他人见了，也继续重新挑起担子。
越过湘江攀越的第一座高山是广西与湖南交界的越城岭。越城岭山势过陡峭林深树密，我们攀爬的羊肠小道长满了比人还高的灌木荆棘，只能从荆棘丛中穿过。为摆脱敌人的包围，我们昼夜行军，有一天深夜我们下山到半山腰时，政治部雷炳太干事被眼前一片光滑的岩石挡住了去路，我手脚并用地摸了一会儿，发现从岩石边的树丛里可以钻过去。雷干事走在前面，用手扳住挡在前面的树枝，不料脚下一滑人摔下了悬崖，我正想伸手去拉，树枝却狠狠地弹了回来，猛地打在我的右眼上，我眼前像闪电一样冒出一片火花，一阵剧痛，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感觉手上黏糊糊的一片，我大叫“雷干事!雷干事!”，可山谷间除了空旷的回声，什么也没有。我心里明白，雷干事已没有生还的希望了。“队伍赶快停下来，这下面是悬崖，往回走!”我忍着剧痛，用力地捂着右眼，朝后面拼命地呼喊着。
队伍重新又往山上爬去。队伍到达宿营地时，我的半边脸又麻又痛，右眼火辣辣地，一跳一跳地疼，政治部领导叫来了卫生员，卫生员说：“除了还有一些纱布，什么药都没有了。”此后一连五六天，我高烧不退，老天这时偏偏又下起了大雨，红军和挑夫，个个淋得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饥饿、严寒、高烧、伤痛一起向我袭来，我的右眼开始不停地往外流血水，痛得更厉害。开始摔倒了还能自己爬起来，后来，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跌倒躺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路过的战士摸摸我的鼻下，感觉好像还有气息，便硬拉起我，弄了根树棍让我拄着走。之后我的右眼流了三个月的血水才慢慢止住，但此后右眼睛只能感觉到一点点的亮光，什么东西都看不清了。那些天，每时每刻耳边都仿佛有一个声音：躺下吧，就这样永远睡着该多舒服。但这时又总是有一个更强的声音提醒我：刘浩天，你是幸存者，雷干事和几万红军战士为革命倒下了，你一定要坚持住!就是这种顽强的信念，支撑着我带着眼伤和高烧的折磨，跟随大部队翻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打破了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胜利达到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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