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朱秀实家住沛县张庄公社刘庄大队夏楼。
1934-1935年朱华（我哥和我就领导当地的群众进行反霸斗争，组织薪民公会，反抗薪税，反保甲罚金等群众运动。
37年抗战间始，我即在郭影秋，郝中士，朱华等同志的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组织农救会，自卫队连动武装，准备敌后方的游击战争。
37年年底，金合法同志（原名李光道）来夏楼建党，当时由朱华同志的介绍，我即参加了共产党，当时和我一起入党的有朱景瑶，朱景瑞，杜庆昌，程金陵，刁怀成，李全明等。
38年初，郭影秋来夏楼指导工作当时分配我到动员委员会工作，在铜北工作，不久徐州沦陷，就以自己大造枪支发动群众组成一股四五十支枪的游击队，在夏楼成立，由朱华 王庆惠俩同志带领，活动不久 郝中士同志 带领沛县大队来铜山，与我们会师，即改为铜沛大队，前往西北，当时仍由我在地方，做动员工作，不久又组成一二十枪的自卫队。
38年10月金合法同志 来夏楼建立党支部，分配我当组织部书记,朱景瑶任组织工作，刁怀成任宣传工作,后将自卫队改为支部的游击小组，由杜庆昌，朱景瑶任组长。
39年初上级指示以夏楼游击小组的枪支为基础，建立湖西总队第二十三大队，在铜北一带活动。39年二月上级调我到后方党校学习（和吴光道，张红举同志三人一起去的）结业后返回，接着就建立区公所铜山县工作委员会，王家裹同志担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吴光道任宣传部长，不久因二十三大队调往后方一时期干部不能补上来，即开干训班，参加的学员有50余人，我担任校长职务（这时夏楼支部书记由朱景瑶担任），
这一段情况可了解： 郭影秋同志、郝中士同志 、吴光道同志、当地的老年人。
39年湖西肃托时朱华同志惨遭冤害牺牲，并诬以铜山的党皆是托匪，而我受的影响更大（关于朱华的问题。直到54年经我多方上诉经郭老子化，郭影秋，郝中士等同志写出证明，才落实下来，追任朱华同志为烈士）接着耿匪又乘机袭击我铜北办事处（住千里井）造成千里井惨案，使我铜北的主力受到严重的损伤。
40年春耿匪又派人枪杀了夏楼支部书记朱景瑶同志，（二十三大队，后勤部的负责人）10月间耿匪又派人逮我，当时由于群众的觉悟较高，当即通知我，立即转移，因此未遭毒手，后耿匪对我即下通缉令。在此情况下，即由乔正明同志带我到徐州去找王家裹同志（千里井惨案后去徐州地下党的负责人），见到了他，汇报了铜北的情况。我既住在姨母家里，这时经常联系，后来家裹同志叫我去砀山建立交通站（和赵翼模一齐去教书掩护，当时因铜北恶化改建由4铁路上去往西北）不长时间，家裹同志又把我调回徐州，住北关，以做生意掩护，他在林家巷小学教书，从此我俩又经常在一起计划一切。直到46年抗战胜利，6月间，家裹同志在去西北的路上，由于叛徒的出卖被耿匪袭击打死，在当时一方面我和家裹的组织联系，是单线联系，另一方面家裹同志又是突然牺牲，事先对我的问题没有任何安排，所以我的组织关系便中断了。
48年徐州解放，我即由徐州来家，帮助政府收缴地主武装，固政权，后来县里又叫我担任县的人民代表搞生产，但至土改时，由于叛徒刁怀成，伪装，积极掌握了村政权，为掩盖他叛党投敌的真面目（因我对他叛党投敌的事了解）仍诬我是正式托匪，在群众中大肆宣扬，一时对我的影响极大，县里撤除了沛县人民代表等职，又不执行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我从参加革命后，一直都没在过家）把我化成地主，（打成反革命与我相似的还有夏楼支部的人，程金陵，朱景瑶，杜庆昌等都是受到托匪的影响，不能参加工作，不能说话，刁怀成在文化大革命中，已从各方面查清证实他的叛变，并自己也作交代),只是没被化成地主而已。
回顾我的历史情况，我可向党保证，我自从接受党的教育以来，我没有叛变投敌的可耻行为，对党是贞洁的。
解放后向有关人追我的组织关系，有张红举当时敬安区长县的第一科长，苏瑜成同志地方党的负责人，都说朱华的问题没解决，对你的影响很大，我们没权解决这样重大的问题，只能上报。
52年我被别人介绍到铜山王庄学校当义务教师，一直到55年。55年我被邀请到敬安郭庄学校教书，给38元的工资，吃计划供应公费医疗等待遇，不久，我村的刘其到郭庄大队驻点，当即对我处理，历史不佳，降低工资，改为每月十几，仅能维持生活，对我来说影响很大，当时我的想法是革命敬业，能贡献自己力量就行，想当初没人管吃，冒着死干，何况今天，不管别人对我如何看法，身正不怕影子斜，终究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58年又调到敬安王庄中学，可能因为政治问题未能解决的影响，60年底又被下放回家劳动生活，一直到现在我在家受尽打击折磨，和不应有的政治待遇，连我的家人也受了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