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清首先打破了沉寂。话还没有说完，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最后决定下延安当兵去。“路费呢?”刘善忠提出这个问题来。高文清摸出了身上仅有的一块钱给大家看。杨秉权说：“不得够啊!咱们还得想办法。”“天气就暖了，这件袍子，就用不着了，能够卖它三四块钱，还可以凑合一下。”高文清说着，用手提起自己的袍襟，直瞅着同志们等待着回答。我抬起头来说：“就这样去吧，到了哪里再说哪里的话，我不相信还会饿死咱们!”
二月初七下午，我们四人到了怀泞湾，这里住着邱树凯率领的一队民团。我们找了个饭馆小店，简单地吃了些便饭，就歇了下来。几个团丁到妓女“白菜心”家嫖妓，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得知他们团总不在家，只有邱队长几个人在。我决心冒险：“这邱团总的弟弟，是我在师范学校的同学。两人感情很好，对邱团总的历史，我还知道一些，趁团总不在营房，我们明天假装进营房去做客，相机缴这民团的枪，你们看怎样?”“那还不如就到白菜心家，把那邱队长的枪先提了，不更放心?”杨秉权提出这样一个意见。“不行!”刘善忠说，“团丁们出来嫖女人，不一定带枪。”我们又讨论了一阵，决定明天去民团收枪。
初八的早晨，天气分外晴朗。我们四人吃点早饭，买了两盒哈德门烟，就离开小店。杨秉权因为和其他人打扮得不一样，恐怕被敌人怀疑识破，按照昨晚拟定的计划，让他先到距怀泞湾以南十里的王家砭去等候，刘善忠、高文清和我三人，向民团驻的娘娘庙走去，一过河，就上坡，很快就到了地方。营房的四围没有警戒，门关得铁紧。“开门来噢!”过了吊桥，我拍了几下营门喊起来。“找谁?”“找团总。”“团总不在家!”里面的声音，渐渐接近了营门。“什么时候能来?”“今天晚上不来，明天一定回来。”“那请你先开开门，我们等团总回来，有要事商量。”门里的人要我稍等，大概进去请示去了，一会儿，里面的人沉重地推了一下大门，取下铁链，营门才拉开了，出来两个装束奇异的人，都托了支步枪，警惕地跨出门来。“你们和我们团总在哪里认识的?”一个穿黑衣服的人问。“我们在苏军长部下认识的。”
我正说着，里面又走出一个人来，黑衣服外面套着带木色花的青缎褂子，没扣钮子，两襟敞开，胸部露在外面。一个旧式的鲨鱼皮眼镜盒子吊在外面，还挂了一块绿绸子向后飘动着，他们都注视着这个刚出来的人。～陕进来，到里面坐，失敬了，没有远迎!口，就咧开嘴，笑着打招呼。“他就是我们的队长哩!”那人没说下去，着眼插话介绍了一句。敝姓邱……”他没走出门旁边束黄围巾的人，就斜我们三人便参差不齐地和邱队长寒暄起来。邱队长领着我们到了办公室。办公室和寝室在一起，一进去就看见墙上挂着两支步枪，地下放着一个杏黄色的柜子，紧锁着铁锁。炕上铺着榆林栽绒毯，盘腿坐在炕上的一个穿长袍的中年人，见他们走进去，就站起来，下炕同他们打招呼。“这是张师爷，是团总的表弟。”
邱队长把我们介绍给他们，同时也把他们一一作了介绍。随后，大家便上炕坐定，两个带枪的人，站在地下，递火倒茶侍候着。主客喝着茶，叙述着和邱团总的“深厚交情”，越说邱队长他们就越相信，越加表示对我们的尊敬，两个带枪的人，也先后把所带的枪和子弹袋取下来，挂在墙上，一个个离开办公室。那队长和师爷，就像自家人似的随便起来。我们同那队长和师爷闲扯了一会，就使个眼色，借出外小解互相进行了商议，决定利用吃午饭的机会，把团丁们调动在一个窑洞里就下手，枪也侦察清楚了：除办公室的四支外，伙房里炕墙上还挂着两支。不觉得就混过了有三个多小时。“队长，饭熟了，在哪里吃?”一个伙夫进来问。“拿上来吃。”队长简单地答复着。“不必，我们就在伙房吃吧，那里暖和，也省得弟兄们跑来跑去的。”我们都插嘴说。经过再三的谦让，邱队长才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到伙房时，饭已盛好在桌上。邱队长要让我们先吃，我们坚持着要大家一起吃，又一番谦让后，大家才围着炕桌坐下来，几个团丁都站在地上一面招呼着，一面吃饭。我们在吃饭时，互相使个眼色，没等吃饱，就先后放下了碗。“你们慢慢吃，我们到上房休息休息。”我先站起来，同邱队长打了招呼，接着三个人便跳下了炕。
“好!好!你们先上去……吸烟……我吃完了就来。”邱队长手拿着碗，嘴里的饭，还没来得及咽下去。我们回到原先说话的办公室，四支枪和子弹袋仍然静静地挂在墙上，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们瞪瞪眼互相瞅着，微微地笑了笑。高文清便首先跳上了炕，摘下来一支德国造套筒枪，轻轻地拉开了枪机，紧接着压进了一排子弹，然后跳下炕来，飞快地奔向伙房。“不准动，缴枪不打人!”他一脚踢开伙房的两扇门，口里喊着，把枪对准还在吃饭的团丁们。我空手紧跟在高文清的后面，趁他瞄准喊话时冲进去，跳上了炕，直取墙上挂的那两支步枪和子弹袋。“老总……们，伤……人……不?”队长、师爷和团丁们，直吓得面如土色，举着双手哀求起来。“只要不乱动，决不伤害你们的生命。”我一面摘枪，～面答复着团丁们。我把一支枪背在肩上，一支枪握在手里，两条子弹袋束在腰间，转过身来，又问：“上房柜子上的钥匙，是谁管的?”没有一个人敢答应，俘虏们互相观望着。“你们不说，就把你们一个个打死在这里!”我又严厉地追了一句。“在……在我身上……”那张师爷说着，从荷包里掏出来带着链子的钥匙，颤颤抖抖地捧在手里，我跳下炕，飞奔到上房去。高文清还在伙房监视着缴了械的团丁们。
刚进门，刘善忠已经把上房的三支枪和子弹袋都收拾起来，噻猡唆唆地挂了满身。我打开柜子一看，里面除了一些账本和纸张外，有一尺多长的一节子银圆和二十九张钞票。我数了几张票子、几十块银圆，又来到伙房，把票子和银圆放在炕边上，对他们说：“这是四十块钱，每人给你们五块钱的遣散费。”“老总们拿去作路费吧!”众人这才七嘴八舌地说起来。“听我的话!”我拉开嗓门喊了一声，“朋友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专给穷人办事的，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绝不要穷人的一针一线，你们也是吃不饱，没事干，才受人压迫的，我们不伤害你们。你们愿意同我们去当红军的以后再来，不愿意的可以回家种地去。再不要替地主豪绅办事，欺压和你们一样的老百姓!”“是，是!”团丁们都答应着。“朋友们，我们走了，咱们再见吧!”我跨出屋来，将门锁上。我们背着六支步枪，欢跃地走向营门外。
在娘娘庙的小丘上，我们对空鸣枪三响，作为胜利的礼炮。我们三个年轻的红军游击队员，背着六支步枪，离开了怀泞湾，向南而去，找到了杨秉权，我们四个人先到已有良好群众基础的延川县、安定县和清涧县交界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在延河以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经过了几个阶段和一些波折，同时得到了红二十六军的积极帮助，到一九三四年底就发展成了当年的红二十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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