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上海电影厂厂长于伶肝病复发，又住进华东医院。
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潘汉年到病房来看望于伶。
“老于，我刚才专门去详细问过医生，他们说你这病问题不大，很快就会好转的。你就安心在这里养病吧，不必着急出院。”
于伶微笑点点头：“你事情多，不必来看我，我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我明天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
“要开多长？”
潘汉年答道：“不会太长吧。现在大家都很忙。”
又谈了几句话，潘汉年说还要去外科病房看望一位老战友、烈土的遗孀邱大姐，她的癌症恐怕已经元救了，必得去看一下，说罢，匆匆握别。
一位护士走进病房，轻声问：
“咦，潘副市长呢？”
“他到外科病房去看一位病人了。”于伶说，“有电话找他吗？”
“他的药。”护士指指手上的药盘：“刚才他要了一瓶药水和安眠药片。怎么办呢？”
于伶看她为难，就安慰说：“不要紧的，你就放在我这里吧。一会儿吴强同志来，他正有事要去找潘副市长，我托他带去。”
一切都很自然、正常。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平平常常的探病，竟成为两位知心战友之间的永诀。
4月5日，于伶从报上看到党代表会议公报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4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委电话通知于伶立即去参加一个会。
这个会不同于往常，气氛紧张而神秘。他本以为是关于高饶问题的传达，不料完全不是。
主持会议的人用极其严肃的声调读了一份党内通知。
于伶一听到头几句，就如五雷轰顶，整个头脑全被炸裂了。昏昏糊糊，再听不清通知的具体词句，只是反反复复记住三句话：
一、潘汉年是隐藏在党内的内奸，已于4月3日被捕，关押审查。
二、所有到会的人必须严格保密，相互之间不得议论、打听。
三、每人回去写揭发检举材料，越具体、越详细、越快越好，两天内交。
他如梦如痴，木然地回到医院病房，斜躺在单人沙发上；透过被泪水模糊了的眼镜片，看到对面白色墙壁上只有两个斗大的黑字：“内奸”。
二
潘汉年是内奸？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这个结论，他怎么也接受不了。他大了解这位老战友的经历了。
——1925年，年仅19岁的潘汉年就进入中华书局，担任《小朋友》杂志的编辑。同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是个负责跑印刷厂、捆书、寄书等杂务的“小伙计”。后来又编《洪水》、《幻洲》杂志，开始用“水番三郎”笔名，写嬉笑怒骂、尖锐抨击反动势力的文章。
——1926年，他到南昌、武汉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奉党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1928年，担任文委书记。
——1930年，主持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时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1931年，担任中央保卫部门负责人，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曾经参与清除叛徒顾顺章等敌特、内奸隐患。
——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5年，遵义会议后，奉命只身化装到上海设法恢复白区工作，打通与共产国际联系。与陈云会合后先后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及长征初期情况。
——1936年，又被派回上海，恢复党的各种外围组织，筹建电台。
——1936年西安事变后，奉党中央之命秘密去南京同宋子文、宋美龄、陈果夫、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谈判，敦促宋氏兄妹去西安，争取和平解决事变。
——1937年，随同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央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
——1937年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公开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他风尘仆仆来往于上海、香港之间，冒着生命危险，领导地下的革命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逼香港，他奉周恩来同志之命，同廖承志一起组织300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安全撤退到东江游击区。后来，他又几次潜返上海，负责情报工作，用各种身份作掩护，同敌伪上层分子周旋。
——解放战争后期，组织各界知名人士从上海等地转往香港，然后通过海上通道往华北和东北解放区。
——1949年，他随军进入上海，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还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长。
这样一位为革命奔走半个世纪，为党为人民献出毕生心血，忠贞坚定、智勇双全、功勋卓著的共产主义战士，怎会是内奸？
如果是内奸，在那么多他经手的工作中，只要有一次出卖，就足以使党使革命蒙受重大的损失，使敌人轻易就得到梦想多年而得不到的东西。他为什么不干？
如果是内奸，他多年追随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工作，要向敌人告密，易如反掌，顷刻间就能得到巨额奖金。他为什么不干？
如果是内奸，那年香港大撤退时，他为什么不将300多位抗日爱国的文化人拱手交给日寇，反而冒着危险，费尽心血，千方百计将他们营救出来，安全地送到大后方？
如果是内奸，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多次往返香港上海，手里掌握地下党组织的许多重大机密和主要负责人刘晓、刘长胜等人的住址，他为什么不去邀功请赏？
三
其实，“内奸”这个罪名，从潘汉年在北京被捕的第一天起，在最先知道消息的熟人中，就是有疑惑的。
据胡愈之后来回忆：
1955年4月5日上海代表团开会时，陈毅同志突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接着说：“潘从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代表们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时有来往的，请不要耽心。潘是因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个问题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陈毅同志这话显然怀疑所谓“内奸”是否正确。
代表团回上海以后，有人悄悄地向于伶转告了陈老总的话。于伶有点安慰地想：周总理、陈老总他们是了解潘汉年的，中央也还有些同志了解他，最后总能弄清楚。
四
两天里要交检举揭发材料。
有什么问题可以揭发的？
于伶久久地枯坐在病房沙发上，思绪如潮，心如刀割。
往事并不如烟。它们就像资料馆仓库里尘封已久的拷贝，一经开封，就一本一本地自动在心灵的屏幕上映现出来。
少年时代，于伶在宜兴就听人盛传陆陵潘家的事。潘家是书香世家。潘家三兄弟是当地有名的才子。潘汉年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这就是“水番三郎”这个像日本人姓氏的笔名的由来）。于伶在宜兴时并未见到过这位只比自己大几个月的潘家三郎，直到10多年后，两人先后来上海，在文化战线上共同战斗，才建立起同乡加同志的友谊。从此患难与共，成为息息相关的亲密战友。
记忆的帷幕一下子拉到20年前：
1936年，上海静安寺路沙利文咖啡馆。潘汉年约夏衍和于伶见面。他刚刚奉党中央之命，从陕北又一次秘密来到上海，任务是恢复遭到大破坏的党的地下组织，迅速加强力量，迎接正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夏衍和于伶向他汇报了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几年来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文化界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处于苦闷和焦急状态中。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浪潮，民心激荡。而上海文化界还卷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影响革命队伍的团结。
潘汉年向他们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决议精神，使他们认清了大局，明确了目前的任务。
1939年的一个秋夜，上海璇宫剧院后台。上海剧艺社正演出于伶的《花溅泪》。
女演员蓝兰轻轻走到于伶身边，悄声说：
“小开来电话，要你马上到DDS去。”
于伶又惊又喜。上海沦为“孤岛，’后，潘汉年作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负责人，安排好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及文化界几位著名人士撤离上海，才同夏衍一起去香港。一晃快两年了，音讯不通，于伶时常惦记着“小开”。
于伶怀着兴奋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霞飞路DDS咖啡馆楼上，一眼就看见“小开”正安详地坐在僻静的角落里。
“你们辛苦了。”潘汉年握住于伶的手，用力摇几下，然后放低了声音：“我看报上影剧广告，你们上海剧艺社还在演出。这是个信号，说明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你本人也还安全。我就试打个电话，不想这么快就见到你。”
“璇宫离这里很近……”
“今天没有别的事，我刚到。要请你设法转一份密件上去，行吗？”
“没有问题。老孙还在，我立即交给他。”
老孙是地下文委书记孙冶方。
又是两年过去。1941年的一个秋夜。
董慧到辣斐花园剧场找于伶。于伶一见阿董出现，眼睛立即发亮了，阿董来准有“小开”的消息。
董慧约他走出剧场，到霞飞路底盖世宫咖啡店坐下，悄悄告诉他，明天下午去巨泼来斯路（安福路）三友浴室定个房间，晚上“小开”和老刘要来找他。
老刘就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
1941年初“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对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革命力量采取突然袭击，指示江苏省委尽快作出应变措施，保存力量，作长期的隐蔽斗争。潘汉年为此事专程从香港来上海。他同刘晓一起先约于伶谈话，讲了党的部署，询问了有关情况，商量了一些办法。后来，又换了个地方，约了更多的同志讨论了应变方案。
就在这次会面时，潘汉年通知于伶，党决定他离开上海去香港。
同潘汉年交往中的一个个镜头，依次在心头映过。这完全是共产党员之间的革命关系，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可揭发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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