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 8月，蒋介石向湘鄂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当时，担任军委负责人的夏曦，对反“围剿”作战没有布置，在敌人进攻面前，还在搞肃反扩大化。红军主力突围以后，根据地只有七师、八师的一部分。夏曦指示杨光华等随七师到张金河待命。杨光华与刘绍文、宋一平等从张金河退入江陵的四湖。由于连日转战疲惫不堪，再加上肃反中痛失战友和心有余悸，杨光华突发伤寒，病倒在小船上，高烧不退，水米不进。江陵县委书记李家芬经过组织关系找了一位医生，每天到船上给杨光华治病送药，才使其病情逐渐好转。当时，在四湖里许多小船上住着伤病员，杨光华同李家芬商量搞到一笔经费，分发给这些伤病员，让他们各自投亲靠友，转移出白鹭湖再寻找组织。安排完这批伤病员，杨光华与宋一平扮成两兄弟，乘船到了上海。
到上海找到党组织后，杨光华给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况的报告》，并请求党中央派他回到湘鄂西去恢复党的工作。中央看了杨光华的报告后，把他留在上海党中央工作。
1932年 10月，杨光华被分配在中央组织局工作。1933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上海局改组江苏省委，由孔二任书记，杨光华任秘书长。1934年3月1日，省委书记孔二和组织部长李实同时被捕，临时省委书记由赵立人代理。不久，赵立人向杨光华传达中央局新的组织方案，其内容是：以后不许开3人以上的会议，只用个别接头的办法，以免集体被捕。具体的接头办法是：中央局的代表到省委书记家，省委书记到各常委家，各常委到地方主管的各单位及区委书记家。杨光华表示反对这个新组织方案，认为这个接头方法很有害，中间若发生问题会失去联系，特别是难以防止敌人从中捣乱。杨光华建议一个人只知道一个地方，如书记只知道组织部长家，组织部长只知道秘书长家，秘书长只知道宣传部长家……这样也体现了集体领导，可以防止敌人搞鬼。杨光华最后请赵立人向中央局转达他的意见。
杨光华的意见被否定了，江苏省委撤销了杨光华的秘书长职务，送交中央局处理。3月16日，临时江苏省委作出《关于粉碎子才同志机会主义反党阴谋的决议》，给杨光华严重警告的处分和悔过自新的机会。中央局派杨光华去皖南巡视工作，一个月后，杨光华从皖南巡视回来的时候，江苏临时省委两次遭到敌人破坏，同年7月，杨光华又接受中央局重建江苏省委任务，并在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不久，中央组织局李竹声、盛中亮相继被捕，江苏省委也连遭破坏，杨光华已无法继续在上海工作。中央局考虑杨光华搞过湘鄂西根据地工作，又搞过上海的白区工作，决定派他到满洲省委去。那里既有抗日的武装斗争，又有奉天、哈尔滨等大城市的地下工作，杨光华欣然从命。
自1933年10月起，中共满洲省委连续遭到破坏，上海中央局派林电岩到满洲省委主持工作。但不久他被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调到苏联，并扣押在那里不让回满洲。中央局便派杨光华赴哈尔滨代理满洲省委书记，并指出省委的工作重点是抓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建立反满抗日的人民政府，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力争被扣押在苏联的林电岩回国工作。
1934年末，杨光华来到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哈尔滨。前来接头的竟是湘鄂西的老熟人谭国甫。谭国甫把杨光华带到冯仲云家里，这是满洲省委的秘书处。谭国甫介绍了满洲省委的情况，省委书记林电岩去苏联至今未归；组织部长何成湘调往上海中央局，把工作交给了赵毅敏；秘书长冯仲云派往珠河抗日根据地。留在这里工作的只有宣传部长谭国甫和秘书雾仙（赵毅敏的爱人）及冯咏莹（冯仲云的妹妹）。为了便于工作，杨光华与冯咏莹组成家庭式的机关（后来正式结婚），重新组建了省委。省委组建后，即开始领导满洲的抗日救国斗争。
1934年底，由于交通中断，满洲省委和上海中央局失去了联系。这时，王明、康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给满洲省委发来电令，要满洲省委派人到莫斯科去讨论满洲工作问题。满洲省委派赵毅敏去莫斯科后一直没有回音。1935年初，王明、康生又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给满洲省委发来第二次紧急电令。内容有三条：一是要将满洲省委的文件全部销毁；二是满洲省委所有负责同志全部到莫斯科讨论满洲工作问题；三是满洲省委所管辖的全部内部组织交给雾仙管理。接到电令后，杨光华、谭国甫、小骆三位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中共代表团对满洲省委产生怀疑，但如何才能消除这种不信任呢？谭国甫认为，把有保存价值的历史文件全部销毁损失太大，而且把文件全部销毁对满洲省委是如何处理重大问题的情况将无据可查。因此在清理文件时，保留一部分重要的文件转送共产国际存档，其余的销毁。至于全体同志都去莫斯科这一条坚决不能执行。小骆同意谭国甫的意见。杨光华同意谭国甫对于处理文件的意见，但对于紧急电令的第二条，他认为坚决不执行是不妥当的，特别是在与上海中央局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应服从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因此必须去人，有问题到那里当面解决。杨光华建议由他和谭国甫两人同去，什么问题都能说清楚。这样也随之解决了电令的第三条，没有把省委的全部工作只交给雾仙。最后就这样通过了解决紧急电令的决定。
杨光华在离开哈尔滨以前，安排了满洲省委的工作：一、把满洲省委交通员老吴送到珠河根据地；二、把黑王（王学尧）派往密山游击队；三、由杨光华起草经常委讨论通过了《满洲省委临时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党团组织要遵照中央指示“独立而自信地实行自主工作”。1935年4月，杨光华与谭国甫离开哈尔滨准备从绥芬河入苏联，但未成功。返回哈尔滨后，决定由共产国际派交通员带路。此时，王明有令：只许杨光华一人前往莫斯科。
蒙受冤屈
杨光华满怀希望地来到莫斯科，可等待他的是冷遇。杨光华几次问负责接待的秘书克力莫夫，什么时候汇报工作？克力莫夫总是漫不经心地说：“不要急，先玩几天，但不要走远，不要和其他人交往，有事可以及时通知你。”杨光华整整等了一个星期也不见克力莫夫的影子。一个月后，杨光华终于被召见了，克力莫夫把杨光华带到留克斯共产国际招待所的一间小会议室，在这里他看见了林电岩和赵毅敏。紧接着克力莫夫陪王明和康生来到会议室，王明与康生交谈几句就宣布开会。王明说我们今天是请杨光华同志搞清几个问题：一、你在上海被捕后是怎么被释放的？二、你在江苏省委的反党问题；三、在上海中央局老龚被隔离后，你为什么还与他联系？四、身为满洲省委书记，为什么不执行代表团的电令，擅自决定把文件送往莫斯科，致使文件中途丢失？杨光华对这里的紧张气氛感到震惊。他克制自己的情绪，认真听完王明提出的四个问题，镇定地对四个问题一一作答。
王明和康生听了杨光华从容镇静、有条不紊的申辩十分气愤。康生说：“中共代表团命令你们销毁全部文件，没有让你们送文件到莫斯科来。你们擅自决定送文件，应负违反电令的主要责任。”其他同志都没有发言。这样，第一次会议也是一次公开的审查便结束了。之后，杨光华又重新落入无人过问、暗中被监视的境地。
1935年 7月25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早在湘鄂西根据地时，杨光华就被选定为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三人团团长。现在杨光华就在莫斯科，却没有让他参加会议，只是会后把大会的一些文件送给他看。杨光华在阅读文件之后，给中央代表团写了一份书面意见。不久，杨光华接到通知，说王明要召开满洲工作会议，让他准备作关于满洲工作的报告。为了避免错误和遗漏，杨光华在一个新的笔记本上写好了报告的要点和提纲，做了充分的准备。会议在共产国际招待所二楼一间会议室里进行，王明主持了会议，林电岩、赵毅敏、谭国甫都参加了。杨光华作了满洲工作报告。报告未完，王明建议休息一会，于是大家都走出会议室，杨光华本想问一下谭国甫是什么时候到莫斯科的，了解一下满洲的现状，这时，王明却一反常态，亲切地问杨光华的身体如何，并建议他到南俄罗斯去休养些日子。一个俄国人走到王明面前用俄语交谈几句，然后锁上会议室走了。杨光华急忙和王明说他的本子还在会议室里，王明看了看表说该午休了，下午接着开会，再拿本子也不迟。
下午再开会却换成三楼的会议室，杨光华对王明说他的笔记本还在上午开会的那间会议室里。王明反问，你还用笔记本作报告吗？杨光华说可以不用，报告已经快作完了，但本子必须拿出来。王明敷衍说，回头我让他们拿出来便是了。杨光华作完报告，王明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总结，会议就算结束了，杨光华又提出要取回笔记本，王明却不耐烦地说：“在共产国际的机关里你还不放心吗？”
然而，就在会议的第二天，该招待所职工支部就传出一条重要消息，说杨光华故意丢失一个秘密的本子，被招待所清扫工拾到送交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接着，杨光华便被拘留审查，杨光华试图解释，却受到不许诬蔑王明同志的严重警告。这次被审查除了上述王明提出的四个问题外，又加上个“本子泄密事件”。杨光华做梦也没有想到，曾任过中共高级领导人的王明，竟会用这种手段平白无辜地加害一个地方组织负责人。
流放北冰洋
1936年 秋，杨光华被两名苏联内务部的便衣押送到斯莫林斯克省亚尔宅沃镇一个纺织厂的修配车间做学徒工。杨光华想，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工人，多学一门手艺，将来回国时可以多为社会做点贡献。他积极劳动，努力学习。其实，在这里劳动只是监管他的一种形式，只发给他最低的工资。杨光华抓紧时间学习马列主义，他除了在莫斯科时买了一些马列的经典著作外，还用仅够维持生活的工资订了一份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杨光华从《救国时报》上了解到中国的情况。中央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陕北；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周恩来申明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政策……尤其是连续报道红军长征胜利以及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消息，使这位远在异乡的爱国志士感到无比欣慰和鼓舞。
1936年10月，杨光华在《救国时报》上看到一篇专论：《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文章说，上海在1934年以后已经没有共产党的组织，而公然出现一些人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在那里招摇撞骗，并诬陷子才（即杨光华）是个阶级异己分子，混进了党内并爬到高级领导岗位。杨光华看过后，立即给中央代表团写信进行质问，为什么要否定上海党的存在？这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信发出后不久，杨光华被两个公安人员押解到莫斯科中央监狱。经过两次特审，杨光华被判处5年徒刑，流放到北冰洋一个集中营服苦役。
杨光华被发配到乌黑达列沃尔古达的铁路建筑工地干重体力劳动，每天挖路基、扛枕木、抬石头，只发给最低标准的黑面包，吃不饱没有力气干活，给的黑面包就更少。这样恶性循环，不到一个月，杨光华就晕倒在工地上，被工友们救回去。不久，杨光华又被转送到森林伐木场。浩瀚的大森林，像要把杨光华吞噬掉，他从未见过这样大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居民很少，甚至没有地名，统称为伐木场。伐木主要靠斧头钢锯。上工第一天，杨光华配合一个老犯人锯一棵五六个人合抱的大树，锯完这棵树他已站不起来了。下工时，两胯像脱臼似地迈不动步子，躺在工棚潮湿的木板床上，全身的肌肉如刀割针刺般疼痛。杨光华时刻鼓励自己，要顽强地活下去，不要倒下，不要生病，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回到祖国，就能洗清这不白之冤。
然而，最可怕的还不是北冰洋的原始森林和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由王明派来专门监视杨光华的人。一个叫张鍟泉的人，以犯人的身份跟着杨光华一起流放，他声称自己也是中共党员，每天当着杨光华的面大骂斯大林，只要杨光华随声附和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杨光华没有上当，开始时他曾与他辩论，后来就采取不理睬的办法。伐木场的活不是砍树就是扛圆木。一天，杨光华扛着一根200来斤重的圆木趔趔趄趄地往前走，忽听有人喊：“快闪开！”这时，一棵正在往下倒的大树向杨光华迎面砸来，顿时血流如注，造成脚部粉碎性骨折。一位叫安德利的犯人，撕下自己的衣服为杨光华包扎、止血，背起他送往医院。经过治疗，脚伤痊愈后，他又上工劳动了。
刚刚适应伐木场的环境，杨光华又被调到深山沟里烧木炭。这里的苦役又是另一番滋味，每天劳作十四五个小时，几乎整日整夜守在窑旁，烟熏火燎，出炭、搬运木头，什么活都干。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杨光华皮肤干裂，眼睛红肿溃烂，视力急剧下降，最后只剩下一点点光感。幸亏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把杨光华调到澡堂子干活，杨光华的视力才得以恢复，身体才逐渐好转。以后不久，杨光华又被调到更艰苦的深山里焊接天然气管道。在严寒下操作，杨光华身体弱，缺乏抗寒热力，再加上吃不饱饭，生命很快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一位善良的立陶宛大哥把不省人事的杨光华用马车送往医院。在医院里，一位被流放的医学博士精心为杨光华治疗。这位医学博士曾经给高尔基治过病，高尔基逝世后，因肃反扩大化，他被判刑流放到这里。医学博士治好了杨光华的病，并告诉他不能再参加重体力劳动，不能受刺激，不能受风寒。之后，杨光华又回到澡堂劳动。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杨光华才被解除劳教，在澡堂当一名洗衣工人。一位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丈夫的洗衣女工，与杨光华建立了友谊，经过几位好心人的牵线，杨光华与这位女工结婚，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杨光华日夜思念着祖国，他想，在苏联虽然有了俄罗斯妻子和可爱的儿子，但这里毕竟不是自己的祖国，既然活下来了就要回到祖国去，只有回到祖国才能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只有回到祖国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奉献一份力量。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他连续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发出回国申请书和申明书。愿望终于实现了。1956年初，杨光华收到了批准他回国的通知。欣喜若狂的杨光华设宴招待曾给予他帮助，救过他生命的立陶宛大哥、医学博士和澡堂子的工人朋友，挥泪与他们告别。
1956年6月初，九死一生的杨光华回到祖国首都北京，一位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代表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接待了他。这位在北冰洋流放都没有落过泪的硬汉子，像孩子回到娘的怀抱一样痛哭起来。不久，经中央组织部审查，对杨光华的问题作出结论：“杨光华同志于1937年在苏联受流放处分系误会，在全部流放期间与党失掉联系，由组织负责。杨光华同志恢复组织关系。其党龄从1927年5月转为正式党员算起。杨光华对这个结论并不满意，但为了祖国建设的大局，他没有纠缠过去的恩怨，想尽快投入祖国建设的行列。
为了照顾杨光华的身体，组织上安排他在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研究所任顾问。以后他又回到湖北任省政协委员，定居武汉。1979年2月，他被增补为省政协常委。古稀之年的杨光华一直为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尽自己的力量，写下了许多回忆录。1991年8月26日，杨光华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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