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秋，张加洛高小毕业参加全县会考,在会考作文中写道：“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学生并无例外，学生不可闭门死读书，不问国事。游行喊口号，能唤醒国人的觉悟？还是要采取多种方法，加强抗日宣传，激发人心，用行动推动政府”。1933年9月他考入山东省立第九中学就读，受国内外形势急剧演变之触动，抗日与革命书刊之启迪和学校共产党组织活动之影响，从而培植起抗日反蒋与倾心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先后任“学生救国会”副主席、主席。鲁西发水灾，难民大批来掖，他与进步同学积极组织学生募捐救灾，并直接找到县长刘国斌，提出安置灾民食宿、资助重修家园等要求。1935年底，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又组织发起声援北平学生运动的活动。
1936年8月，张加洛中学毕业后前往北平弘达二院就读高中。入学后依然时刻关心时政，竟拿了全英文版的物理、化学、数学等课本到西单旧书摊换取了列宁《“左”派幼稚病》及《两个策略》等宣传革命的“禁书”秘密阅读。一次，国文老师命作《月坛赏月记》，他在文中写道：“敌机天天在头上嗡鸣，哪有心思赏月？”。不久，他在北平的中学同学陈放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随后，他给在莱阳乡师就读的同学吴幸之写信寄材料，鼓动他在莱阳发展“民先”组织。同年10月，在“民先”组织的帮助下，秘密奔赴西安参加东北军学兵队。不久，经吴兵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组织派到连队搞政治宣传，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很快建立了党支部。西安事变后，组织决定将学兵全部撤出部队，张加洛返往北平，途中回到掖县，受掖县县委委员李佐长的邀请，到常平仓小学宣讲西安事变真相。随后返回北平，与中共东北局工委接上关系，被组织派往济南参加韩复榘举办的政训班。到达济南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与北平党组织失去联系，期间遇到中学读书时的李勋臣，并一起返回掖县。9月，张加洛再次奔赴济南寻找组织，最后通过在济南的《西安日报》报馆外勤记者邹鲁风介绍，与中共山东省委组织委员张霖之取得联系，接受了回到胶东发动游击队的任务。
1937年10月，张加洛受省委指派，携载有中央北方局关于《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简称“华北决议”）的山东省委出刊的《齐鲁文化》返回掖县，并发展吴幸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联系不上掖县县委的情况下，要执行山东省委指示，必须建立党的组织。于是，张加洛动员李勋臣，加上吴幸之，成立临时党支部，先发展党，再搞武装。已是县委委员的李勋臣，马上将此事向掖县县委作了汇报。当时，掖县县委还没有和上级取得联系，由于县委委员李佐长知道张加洛的历史情况，李勋臣也多次到张加洛家进行考察，于是县委作出决定，让李勋臣通知张加洛到沟东参加县委会议。会议由刚返回掖县的掖县党组织的创始人郑耀南主持，会上张加洛传达了“华北决议”和山东省委关于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又听到了中央和省委的声音，大家的心里亮堂了。经过热烈讨论和认真研究，县委作出决议：重新登记党员，整顿党的组织；在县委统一领导下，依靠党，发展党，积极发展抗日武装；恢复党刊，更名《民声》。针对当时的形势，郑耀南提议改组县委，张加洛任书记。会后，由张加洛起草的《华北抗日形势与游击战争》在《民声》上发表，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反流亡”、“反妥协”，带头参加抗日武装，对提振革命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之后，掖县党的力量迅速壮大，党的外围武装组织纷纷建立，张加洛与吴幸之在西由一带领导组建了“抗敌前进队”。同年12月，国民党掖县政府垮台，全县十个区队武装各自为政，国民党人赵森堂等也在筹建“掖县民众抗敌前进队”（简称“民抗”）。在这紧要关头，县委决定：首先把共产党领导的各股抗日武装统一起来，吸收“民抗”参加，组成“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县委在讨论如何使“民抗”坚决走抗战的道路时，张加洛说“民抗”发展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要发动更多的进步学生参加进去，调整“民抗”的成分。随后，一大批进步青年学生参加了“民抗”。县委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原则》精神，研究了与“民抗”的合作方法。张加洛等按照县委指示，以各股武装组织代表的身份与赵森堂谈判，提出以各股武装组织为单位出代表，组成领导机构，再以人枪多少调整名额的建议，赵森堂当场同意。经过反复协商，决定成立“民动”，并选出由5人组成的领导机构，其中共产党占4席。
“民动”成立后，县委加快了争取地方区队武装的工作。张加洛亲笔起草《争取区队到抗敌阵线上来》，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发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安派共产党员秘密打入，进而控制区队，与区队直接进行谈判，坚持“既抓上层，也抓下层，抓到一个再去串连”等办法，经县委研究通过后印发到全党，以指导争取区队的工作。根据县委的分工，张加洛直接参与并成功争取了四区队武装。不久，县委将全县大部分区队武装争取了过来。
1938年2月，日军侵占掖县，并扶植汉奸刘子容成立伪政权。3月，县委决定发动玉皇顶抗日武装起义推翻伪政权。起义前，张加洛在县委会议上说，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扩军、筹粮、筹款、供给情报，要靠地方党组织配合。县委领导这次起义，要充分估计到起义的困难，从思想和组织上做好起义成功与失败的两种准备。为防止起义失败，县委决定由张加洛等组成一个秘密县委，带领一部分党员潜伏地方。一旦起义失败，郑耀南等率起义部队转入山区打游击，张加洛等留在地方秘密开展工作，以利于起义部队和地方党组织互相接应支援。
玉皇顶抗日武装起义胜利后，在“民动”的基础上，成立了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为扩大抗日宣传，坚定部队和人民群众的抗战信心和决心，张加洛亲自撰写了《抗日除奸宣传大纲》，阐明了三支队的性质、任务和建军、建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成为军内外进行抗日宣传教育的基本教材。为全面巩固党对部队的领导，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三支队举办了两期政工人员培训班，他还亲自拟定计划，授课辅导，并培养发展党员四五十人。这些经过理论武装的党员政工干部，大部分又分配到各大队、中队工作，加强了党组织对武装力量的领导。
1938年5月，以张金铭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联合进攻掖县，妄图消灭三支队。在反顽斗争的紧急情况下，张加洛受三支队委托，骑自行车赶赴黄县，向胶东特委报告情况，请求支援。胶东特委认为这是胶东第一次大的摩擦，决定成立了由三军、七、八支队和三支队组成的“胶东抗日联军”，并组成“前敌指挥部”，韩明柱任指挥，郑耀南任副指挥，张加洛任政委，以打击顽军的嚣张气焰。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挫败了各路顽军的进攻，取得了在胶东首次大规模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然而，在三支队内部，赵森堂等人密谋纂夺三支队的领导权。张加洛通过各种渠道，准确掌握了赵森堂对外勾结顽军，对内网罗亲信私拉队伍，妄图于“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叛乱的罪证。在与郑耀南、李佐长等紧急磋商后，当机立断，逮捕并枪决了赵森堂等叛乱分子，使三支队成为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同年8月，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合编，三支队被编为六十二团及五十五团两个营，张加洛任六十二团政治处主任。11月，六十二团扩编为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第二十一旅，张加洛任政治部主任兼蓬、黄、掖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1939年3月，张加洛被派往延安汇报学习，11月抵达延安，12月入抗大五期学习。1940年11月，被分配到中央军委总卫生部任政治处主任。1941年底，调往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任组织科副科长兼秘书科科长。1942年7月，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改为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简称联防军）直属政治部任办公室主任。1944年7月，直属政治部改为直工科，张加洛负责直工科工作并任联防军政治部巡视员及秘书处副处长。其间，他多次深入部队，对部队训练、丰衣足食（可自给程度）、边防河防及军民关系等进行调查研究 ，为联防军制定方针政策提供材料依据。1945年9月，他被派回山东解放区。1946年5月任胶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适逢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我胶东军民开始自卫反击作战。张加洛先后参加了胶（州）、高（密）、昌邑、潍坊外围及粉碎国民党军对胶东重点进攻等战役。
1950年11月，张加洛调山东军区政治部任宣传部长。1953年9月，调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任第一副部长，分管部队的文化教育工作。1955年5月，调江苏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兼任江苏省委纪委副书记。同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57年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张加洛在江苏军区工作近八年，为部队的兵役工作、基干民兵建设、部队思想教育、海防工作、备战练兵、生产以及军地关系等方面，付出了极大的精力。1962年10月，张加洛调南京军区后勤部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64年4月调任国务院水利电力部政治部主任（副部长级），同年晋升少将军衔。在“文革”中，张加洛受迫害达十年之久。1978年平反昭雪后，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1995年6月离职休养。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来源：中共莱州市委、莱州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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