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救国 投身革命
王仁斋，名荣进，1910年11月19日生于掖县平里店镇店王村一个中农家庭。1929年夏，王仁斋毕业于县立第三小学，当年考入黄县志诚中学。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下，王仁斋阅读了许多进步刊物，受到马列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潮的影响，思想不断提高。
1932年夏天，王仁斋初中毕业，由小学同学、共产党员姜兢一介绍，与共产党员孙鼎相识。当年秋天，王仁斋考入北平弘达二院高中部读书。1933年寒假，王仁斋回到掖县，由孙鼎、姜兢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辍学从事党的秘密活动。他以奔放的革命热情，坚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团结群众平易近人的作风，赢得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好评。1934年2月，国民党掖县县党部接到省党部密令，要逮捕掖县县委书记郑耀南，郑耀南闻讯转移，孙鼎代理县委书记。4月，孙鼎也被迫离掖，王仁斋代理掖县县委书记，他以教学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活动。这年，他在柳林头小学教学，结识了草坡小学张绍堂、张文轩等进步教师，经常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和政治主张，鼓动他们投身革命。1935年春，李空谷介绍王仁斋去长岛工作，盛咸庆代理掖县县委书记。当年秋天，王仁斋从长岛回来，到东周廷小学任教。学校封建思想严重，不少教师训斥打骂学生。王仁斋对学生态度和蔼，循循善诱，不断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教唱进步歌曲，深受学生热爱。“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1936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组织发展到掖县，王仁斋积极活动，在进步青年教师中发展了一批民先队员。他以草坡小学为基点，对周围小学十几名青年教师进行抗日反帝反封建的教育。1937年春天，王仁斋再次代理县委书记，并经人介绍到六区区公所工作，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
组织武装 开展统战
“七七事变”后，韩复榘派部队进驻掖县，与国民党掖县政府联合成立政训处，举办民众自卫队训练班，开展民众训练。县委号召共产党员、民先队员积极参加训练，王仁斋带头参加，在他的带动下，各区的青年、党员、民先队员很多人参加了第一期训练。结业后，王仁斋在麻渠村东的空地里，主持第六区青壮年进行军训。他以训练民众的合法身份广泛接触群众，教练军事技术，教唱抗战歌曲，深入进行抗日宣传和发动工作。1937年10月，王仁斋当选为县委宣传委员，他积极执行县委发展党、发动抗日武装的决议，与郑耀南、郭欣农等人率先在六区拉起“人民抗日义勇队”。这支武装是县委领导的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为了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国民党和民主人士一道抗战，王仁斋根据县委决定，以进步教师的身份和赵森堂、孙会生、徐志皓等国民党员一起组织成立了“掖县民众抗敌前进队”。在王仁斋的教育动员下，一部分进步的知识青年参加了“民抗”。王仁斋在“民抗”中深孚众望，被推选为领导成员。经过王仁斋的努力，改变了“民抗”的组织成份，促进了县委同“民抗”的联系，并取得了县委对“民抗”的一部分领导权。王仁斋对“民抗”的进步青年，积极进行形势教育和思想发动。他说：“国难当头，每个中华儿女的神圣而紧迫的任务就是组织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取得抗战胜利，就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他的讲话热情洋溢，给“民抗”队员以很大的教育。为让大家熟悉武器，掌握射击要领，王仁斋组织队员学习手枪的拆装和射击技术。在王仁斋的教育培养下，这批队员不少人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王仁斋根据县委指示，发动党内外爱国青年，运用买枪、借枪、提枪等方法积极筹备武器，为抗日武装起义做准备。
1937年10月底，国民党掖县公安局黑港口武装小分队队长进城办事。王仁斋当机立断，率领原县委特务队员十几人于深夜包围小分队驻地，一枪未发缴获长短枪四五支，子弹一部分。12月，国民党掖县县长刘国斌逃跑。县委及时作出了统一全县抗日武装的决定。各分区领导的小股武装首先统一起来。然后通过王仁斋的积极串通说服“民抗”参加，组成“掖县民众抗敌运动委员会”（简称“民动”），统一领导全县的抗日武装。“民动”根据各股武装人枪的多少，出代表组成领导机构。“民动”的五个委员中，有四名是共产党员，县委取得了对“民动”的绝对领导权，接着，经王仁斋的反复联系，郑耀南公开出面，与赵森堂在上官李家进行会晤。通过谈判，掖县国共两党达成了抗战协议，这就争取了具有一定影响的赵森堂等国民党人，把掖县上层人物最大限度地组织到抗日民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在全县范围内调动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
鞠躬尽瘁 以身殉国
1938年2月1日，日军侵入掖城，成立了伪县政府。县委及时做出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攻打掖县城，消灭立足未稳的伪政权。“民动”成立了起义攻城指挥部，王仁斋是主要成员之一，他为武装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38年3月9日，“民动”在玉皇顶举行武装起义，队伍一举攻克掖县城，活捉伪县长刘子容，摧毁了伪政权。王仁斋的父亲本来是支持他参加抗日的，这时却为独生子担起心来。仁斋因公下乡，其父在路口截住了他，说：“你们这些人，缺武器少给养，怎么跟鬼子打仗？”不由分辩，夺过自行车骑回家去。王仁斋苦口劝说，父亲总是不答应，只得去求父亲的挚友王宝义想办法。王宝义说到他家借车子，他父亲毫不怀疑。王仁斋接过车子，对王宝义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既然投身抗日救国，就应当义无反顾！”进城后，起义队伍经过整编，命名为“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王仁斋被任命为政治处处长。王仁斋白天讲课，参加讨论，进行小结，夜晚编写讲义，找党员谈话。学习班共办两期，对提高政工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起了很大的作用，为部队政治工作水平的提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在政工干部训练班里，王仁斋通过考察和个别谈话积极慎重地培养和吸收新党员。这些同志大部分成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骨干。三支队成立后，王仁斋为宣传群众，发动抗战，率领一部分政工干部和剧团人员组成宣传队，深入各区镇进行巡回演讲，公演话剧，教唱抗战歌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战情绪。三支队和民主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深得民心，全县爱国青年踊跃参军，三支队很快发展成近四千人的队伍。由于部队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部队的物资供应问题。身为三支队财政委员的王仁斋，不辞辛劳四处奔走。王宝义在平里店“广聚”钱庄当伙计，王仁斋动员他说服掌柜的，捐献现洋一千元。过后，掌柜的跟伙计们说：“花了这么多钱，也没花出个响来。”王仁斋说：“我们三支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抗日打鬼子为老百姓办事的，你们放心好了。”当天，平里店街上就贴出三支队政治处的大布告，阐明三支队的六条政治主张和县政府的六条施政纲领，表彰“广聚”钱庄捐献现大洋一千元的爱国举动，号召全县工商界学习“广聚”钱庄的爱国行动。于是，三支队“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很快变为全县人民的行动。那时候物价不稳，许多商号存物不存钱。“广聚”钱庄购进大批棉纱存放仓库。王仁斋得悉和孙会生立即动员掌柜的，把这批棉纱转卖给了三支队。三支队把棉纱运往平度，以一斤棉纱换一斤白布的代价换回一批布匹。当年5月，三支队指战员全部穿上草绿色的新军装。三支队以赵森堂为首的少数国民党反动分子妄图消灭共产党，篡夺三支队的领导权。王仁斋组织政工干部训练班，赵森堂就办中队长以上的军事干部训练班。在训练班内，他们大肆宣扬“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谬论，公开结党营私，搞分裂活动。王仁斋到军事训练班宣传党的抗战政策，批评赵森堂等人的分裂活动，号召大家顾全大局，团结一心，共同对敌。接着他又召开政工干部会议，要求共产党员提高警惕，坚守岗位，团结战斗。
4月上旬，王仁斋改任三支队交际处处长，负责统战工作。随着共产党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赵森堂一伙的倒行逆施也愈演愈烈。王仁斋同支队其他领导同志紧急召开会议，搜集情况，研究对策，采取应变措施。一次，王仁斋听说形势恶化了，他拍着匣枪说：“他们一意孤行，破坏抗战，干脆跟他们裂了！”1938年5月，王仁斋被胶东特委调去开展统战工作，“七·四”事变后，才回到三支队。他听说三支队特支处决了赵森堂一伙国民党反动分子，高兴地说：“这一着好啊！纯洁了部队，保卫了根据地，对稳定胶东抗战局势意义大着呢！”
1938年9月，胶东三军在沙河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王仁斋调五支队交际处任副处长。10月，日军张宗援和伪军刘桂堂部由平度县北犯掖县。五支队司政机关撤离掖县城，王仁斋留在掖县协助特委政治保卫部副部长王鼎臣破获一个案件。新年前，他和王鼎臣到黄山馆向高锦纯司令汇报工作。交际处的同志关心地对他说：“处理不完交给地方算了，不能再拖了，尽快回来吧！”王仁斋镇定自若：“现在不好松手啊，管他呢，豁出去了！”
1939年春节前，五支队领导机关迁驻黄县城。张宗援、刘桂堂率部向黄县逼进。3月1日，五支队领导机关转移到莱西张格庄、山后一带。当天王仁斋身穿便衣，行色匆匆从掖县赶往黄县。他路过石板丁家二十一旅（原三支队主力）旅部去看望郑耀南、张加洛、李佐长等老战友。同志们怕他出危险，都不让他走。王仁斋说：“任务紧急等不得啊。”坚持上了路。在黄县城南，王仁斋和刘桂堂（刘黑七）匪徒遭遇，不幸被捕遇害，年仅二十九岁。（来源：中共莱州市委、莱州人民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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