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东北是中共“七大”提出的任务。党中央先后派遣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和四分之一以上的正式及候补中央委员到东北工作。按照已定的方针“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调动关内十万大军、两万干部进入东北。
一
1945年8月的一天，回民支队刚从黄河边返回驻地甘泉县王庄沟，接到教一旅旅长杨得志的通知，要我跟他赶紧去下延安，彭真要布置任务。他在窑洞里会见我们。他说东北已经光复了，急需干部。中央决定从回民支队抽调百名干部，由我带队以最快的速度到沈阳。
从回民支队选拔的80多名干部，昼夜兼程，徒步、火车、马匹并用，于10月底到沈阳，彭真简要地向我们谈了东北地区的斗争形势以后，把我们介绍给沈阳保安司令邓华和沈阳市委书记兼保安部队政委陶铸。根据两位首长的指示，以我带来的这80多名干部为骨干，调来500名抚顺煤矿工人。这些工人都是中条山战役被日本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全是山东人。他们对日寇的残暴和国民党的腐败有着深仇大恨。同时，还调入了几百名零散的部队人员，组成了保安四旅，我任旅长。旅部实际就我一人。旅下属三个团，回民教导团团长马庆功、七团团长尉迟弼堂、八团负责人刘清瑞。部队驻沈阳北关区的大华公司、八王寺汽水公司和大通汽车公司。
部队组建以后，经费非常困难，有时菜金都没有。我们找了邓华。他说给解决点，便从枕头底下拿出5万元满币给我，我要开个收据，他说开什么收据你又不能贪污。邓司令说他那里没有人，我将带去的两名警卫给他留下一名。
1945年11月底，我们部队奉命撤出沈阳到沈北一带农村，主要任务是打击地主武装，以巩固地方政权。此时保安四旅改为沈北支队，隶属沈阳分区领导。支队长是马庆功，政委是尉迟弼堂，参谋长是刘清瑞，政治部主任是马建德，供给处主任是权韵福。
在打击地主武装的斗争中，首先治服了李家窝堡的大地主郭子恒。此人是那一带地主联庄会的头子。他以为国民党是正统，准备迎接国民党的到来。我们摧毁了郭的土工事，活捉了这个反动家伙。当时和我们一起的新民县三区区长肖烈，他和我们把这一带的豪绅地主召集起来开会，给他们规定不准反对共产党，不准干反对人民的事，不准支持国民党军队，并要求他们把枪都交出来。这一带日本人枪支散落很多，他们不敢怠慢，很快把枪交出来，有机枪几十挺，步枪38式、99式3000多支。
我在沈阳分区曾任一段时间副政委。考虑斗争第一线更需要，便向分区司令田维扬提出到沈北支队去。田司令同意我这一请求，于是让我担任了沈北支队的政委，同时也命任李育民为支队长。此时的沈北支队活动在石佛寺一带，正是这个时候沈阳分区改为辽西一分区，田维扬任司令员。因孔原到中长路以东蒲河一带活动，政委由地委书记傅雨田兼任。1946年4月左右，沈北支队转战在辽河以北法库地区。这里的战斗十分频繁，我们在战斗间隙配合县区地方领导干部发动群众，动员老百姓参军参战。这样部队得到扩充，实力增强了，整个队伍已达千余人。
二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以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我辽西一地区形势巨变，敌人占领沈阳，又占领长春，并派重兵进攻辽西。在此之前东北局基于康、法及辽北地区的地理情况和敌我形势，把延安来的一部分地方工作的干部迅速调到北边去，发动群众。这部分干部加上新参加工作的干部共有千余人。由于某种原因，还没来得及这样做，敌人就占领了康平。分区、地委机关由十三团掩护，急速撤到通辽至彰武铁路以西地区，各县区干部和武装，正在奉命坚持“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地方工作。在铁岭、康平、法库、新民和前旗一带坚持活动的分区主力部队，只有我和参谋长刘清瑞同志带的沈北支队4个连，十三团副团长赵世柱带领的一个连和老三师的独立旅20几个人，共500多人的兵力。再就是县区武装，如李长吉带领的法库县大队，前旗旗长郭巩带领的一个骑兵队（约40人）等。当时的处境很危险，四周的情况：北边是沙漠地区，并有敌人主力部队在那里活动，还有多股骑兵降队非常猖狂；南靠辽河，水势很大，西面是敌占区，又有敌人部队驻扎；东临中长铁路，早有敌人封锁。按照巩固根据地的要求，不仅是部队活动地区受到限制，就是地方干部活动的范围也更小了，铁、法地区群众基础较好的大体就只有32个自然村。这时我们与省委、军区、兄弟部队失去了联系，已孤悬敌后。形势逼迫必须迅速采取对策。9月13日在法库县的大桑树林子村召开了会议。我和地委委员铁岭县委书记孙良才主持了这次会议。到会的有部队干部刘清瑞、十三团副团长赵世柱和法库县委书记于之、县长王丹波、刘永川、前旗旗长郭巩，还有权屹夫、李长吉、肖烈等人。会议的中心是分析战争形势，研究对策，讨论如何行动。我就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作了发言。目前四面受敌，又与上级失去了联系，敌人正在麻痹我们，一旦进攻，凭我现有这些武装，确实担当不起掩护这几百名地方干部的任务，况且这小块狭长地带没有回旋余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坚决地打，打到最后剩下一个人也不能投降。由于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将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战死或跳辽河，一是设法迅速东渡辽河。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转战辽东，跳出敌人的重围，找到辽东兄弟部队，请示辽西省委、省军区。如果采取后一种办法，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认识问题。转移到辽东去，会不会有人说这是逃跑主义。与会同志都严肃认真，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人说东渡辽河保存实力，以利斗争，是积极主动的抉择，不是逃跑主义。有的确有顾虑，主张化装便衣就地坚持。我和几位同志相继发言，对大家说，我们主张去辽东，找到兄弟部队后马上报告和请示辽西军区首长，日后如果有人说这是逃跑主义，由我们负责向党组织交待。大家见我和几位同志态度坚决，便掏出小本子说，大家都把今天的情况记下来，将来集体负责。二是解决渡河工具问题。眼下辽河水大流急，没有船就无法过河。这时新民县三区区长肖烈站起来说：“船的问题由我来解决。”他说：“我在辽河南活动为了应急，方便行动，与马贵锋（原回民支队的）在三面船附近的辽河里，沉入两只大船及几只小船，拿出来修修就可以渡河用。”为了这次行动的成功，会议决定这支队伍命名为东进支队。一致推选我为支队总指挥兼政委，地委委员铁岭县委书记孙良才为副政委兼干部大队政委，管理地方干部，还推选刘清瑞为支队参谋长。会议还讨论和部署了这次行动的计划。会议共开了三天，在战事危急关头，为保存实力转移辽东，作出了果断决策。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
为了麻痹敌人，不暴露行动意图，佯装在这里坚持斗争准备过冬的样子，一面和地方党组织做了应急的布置，动员当地老百姓不要割高粱，保护青纱帐，并收购布匹做冬装。一面暗地观察地形，制定过河方案。当时大家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满怀胜利的信心对这次行动笑哈哈地说，我们这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经过五天的准备，肖烈的两只大船，加上石砬子村农民党小组五、六名党员，从渡口国民党那里偷运来三只小船，这样渡河工具就解决了。我们一面勘察渡河地点，一面周密地制定渡河计划。9月19日的傍晚，所有的部队和地方干部秘密到达铁岭县白沙村附近的乌巴海集合，一起渡河。秋季的黄昏，阵阵凉风袭来，确有几分寒意。参谋长刘清瑞带领四人中队乘船到达彼岸，迅速地占领团山子，在其附近布置了观察哨。刘清瑞又乘小船返回报告情况，对岸敌情还不严重，可以渡河。队伍整整过了一夜，到天快亮的时候，刘清瑞又过来催我，快点过去，过了辽河，还得过中长铁路，天要大亮了就非常危险了。我知道他的好意，但越是这种情况，越不能只顾自己。地方干部不走完我决不能先走。这时我和郭巩、肖烈在一起，我们必须最后一批渡河。敌人有时打冷枪子弹从头上飞过，敌人的小股部队也不断走动，此时我只能把从延安到东北来的干部包括县大队区小队1000多人的队伍和500多匹马，迅速地送过河去，哪里想到自己的安危呀！当我们近百人乘坐最后一条船向河东渡去时，不禁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大队人马总算脱离了险境。
队伍到清原境内的夏家堡子集合，为了统一行动，便于指挥，队伍进行了整编。以沈北支队为骨干，编成四个大队，地方干部编成一个大队，由孙良才、于之等负责。派一个中队武装掩护他们先走，其余队伍跟进。到了辽东的西丰县见到了二分区司令员管松涛，借用他的电台向东北局报告转移情况，并请示下步行动。此时国民党军队开始向辽东地区进攻，在西丰境内和我们激战了一天，被我消灭180多人，俘虏十几人，刘清瑞率领两个中队烧掉敌人6辆汽车，缴获一些武器，武装了一下自己。部队在西丰以南地区活动等待上级指示，这时敌人向通化前进，当我们进通化时，敌人已距通化很近，我们向东到了临江县。部队进行休整，我们到临江西七道江前方指挥所找到了辽东省委书记肖华，他告诉我东北局回电内容，全体干部战士非常激动。我代表全体官兵，谢绝了当地党组织的挽留，决心打回辽西去，找到省委。此时，正值主力部队“一保临江”，牛焕良带的一个中队留在梅河口和通化西南侧方的一个山头打阻击，坚持到战斗结束返回大队。部队由临江开往抚松时见到了辽宁省主席张学思，在他帮助下，用20匹马换了棉衣和靰鞡鞋。给部队过长白山大森林区继续北上度过严寒解决了关键问题。之后，部队在终年积雪的东北原始大森林里昼夜行军，翻过了长白山，经图门，在明月沟火车站露宿两昼夜，便乘火车经牡丹江到哈尔滨。东北局领导高岗、周桓、刘亚楼到车站迎接我们。刘亚楼给我们作了形势报告，鼓舞了全体指战员的士气，并为我们补充了武器装备，解决了不少困难。我们到了西满分局，见到了李富春，他给我们讲述了当前西满的斗争形势。归心似箭，我们昼夜兼程到了省委军区驻地白城子。省委书记陶铸、省军区司令员邓华热烈欢迎我们胜利归来。陶铸同志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接到你们的电报，得知地方干部在你们的掩护下转移到辽东，未失一兵一卒，这是十分高兴的事。”分区司令员田维扬抱住我兴奋得热泪盈眶。谈起转移后的日日夜夜，激动得不能入眠。部队稍加休整，奉命经突泉从沙漠地区、开鲁以西敌人据点间通过，来到了地委驻地奈曼旗的大沁他拉。途中与敌人骑兵打了十几仗，后来和马庆功带领的沈北支队另一部分汇合。
三
从1946年9月至1947年1月，历时五个月，长驱八千里，纵横东北五省区、十六个县市（旗），最后到达地委驻地大沁他拉。在艰难的“长征”中，我们战胜了敌人无数的尾追，一次次地打退了地方土匪、红眼队的阻截。机智灵活地避开敌人的哨兵、巡警队的询问和搜索，在敌人鼻子底下行军。克服了种种困难，行军途中经常断炊，有时一天只开一次饭。有一次部队许多人饿得不能再走下去了，在老百姓菜地里用白菜充饥，离开菜地时把钱放到白菜堆里，又继续行军。东北的十二月正是三九严寒季节，我们咬紧牙关在白雪皑皑、人迹罕至的原始大森林里昼夜行军。战士们乐观地说，我们在学习当年红军爬雪山。不顾环境的艰险，就是最后剩下一个人也要打回辽西，找到省委汇报转移情况，这是我们全体官兵的决心。在行军途中为了不使一个人掉队，团结一致，克服种种困难，前旗旗长郭巩负责组织动员工作，把马让给病号和伤员骑，把好一点的棉衣给老弱穿，实行“战时共产主义”。
冲破敌人的重兵包围，经过千辛万苦，最后找到了省委。省委、省军区领导在欢迎会上讲话中说：“你们为了党的事业、为辽西地区保存了革命实力，把大批从延安来的和东北新成长起来的干部掩护出来，为了避免队伍重大伤亡和当地老百姓不遭受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决定向辽东转移，是很了不起的胜利，这次成功和胜利是出于果断，你们选择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是进行了一次小长征。”
1947年2月27日，解放了开鲁，我们这支队伍又同兄弟部队转战到康平、法库等地区，康、法、铁和后新秋的许多群众见我们又打回来了，那种高兴劲，军民鱼水之情真是难以用文字形容。广大农村很快掀起了参军热潮。这时沈北支队已改为十四团，于1948年10月升入主力部队一五七师的四六九团，至此离开了辽北一地区。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仿佛是见到了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同志，又回到了那硝烟弥漫的辽北战场，与广大人民战斗在一起，同仇敌忾，为求解放消灭中央胡子流血流汗。我们这些幸存者回忆起当年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深感悲痛，他们的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今天这里的人民继承先驱者的遗志，正为振兴辽北而奋斗。
（作者系空军原副政委，曾任辽北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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