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叫周春萱，解放前曾任职于(南京)首都警察厅东区警察局，当时是主持日常事务的副局长。南京解放初期，曾任南京市人民警察总队总队长。他是高级简任三级(相当于军职少将待遇)，同时也是军统的‘防奸”情报”组长。他高高的个子，一身黑色麦尔登将官呢制服，肩上扛着一颗镀金三角星，脚蹬乌亮的马滋靴，腰挎佩剑，显得威武而不骄矜。父亲是曾受科学救国思想影响的湖南农家子弟，原来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可是，正当他结束了在汉口大同医学院的学习，准备施展一番才华的时候，卢沟桥烽烟骤起。热血男儿，哪个不爱国?他毅然投笔从戎，报考了杭州市览桥航空军官学校，不久转入中央誉官学校。
1940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广东第四战区缉私区二科当科长。这个地方是军统头子戴笠的“私人银行”，他也就理所当然成了戴老板的一个小“管家”，以后一路高升。1948年11月，被蒋介石钦定为东区警察局副局长、代行局长职权。
据史料记载，1948年10月的一大清晨，天刚蒙蒙亮，玄武湖樱洲的小凉亭里突然来了几个神态不凡的人。他们围坐在凉亭四周的木头围栏上，说说笑笑显得非常悠闲。
待附近其他游人离去之后，一个20多岁、高个子、西装革履的青年人面色严肃地操着一口浙江话压低声音说道:“同志们，现在我来宣布市委决定:根据中共上海局指示，为了在敌人心脏里建立战略堡垒，更有效地发动第二条战线作战，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市委决定成立南京市警察运动委员会，在国民党警察系统一内部展开工作。由我兼任市委警运委员。”他顿了顿，又朝旁边两人看看道:“由陈良和马文林同志任警运会的正、副书记。”
这个讲话的人，就是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委员、工委书记陈慎言，他的公开身份是南京鼓楼闪光水电行的股东兼账房。他所说的陈良和马文林都是具有斗争经验的老地下党。
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南京地下党组织的重要人物，也是这场迎接南京解放特殊战斗的最高指挥员、中共南京市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她早在宁波女师念书时就随着“五卅”运动的洪流投身革命，后来与向警予一起赴苏联学习，是一位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当时她正从上海华东局书记刘晓处领命而来。
待陈良和马文林分别表过态后，贵妇打扮的陈修良将话茬接了过来:“眼下形势发展很快，配合我军解放南京的任务迫在眉睫。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急需掌握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但国民党的正规军流动性大，不易掌握，我们只能搞地方武装。地下市党委副书记刘峰同志曾在伪警察里发展过几个党员，有一定基础，所以我们决定从那儿打开缺口。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员，尤其是中下层警官、警士，做分化瓦解工作，争取他们起义，以便在解放军解放南京时起里应外合的作用:在敌人弃城逃跑之际，组织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因此，他们是一支可以利用的重要力量!”
南京市地下警察运动委员会就在这一片火红的朝霞中诞生了。父亲周春萱就是这样成为了一名为解放南京作出贡献的警运会领导人之一，他在后来的岁月里，一直以此为骄傲与安慰。
周春萱经历人生儿次大转折点:1.我祖上世代居住在湘潭山区，以农儒为生，1934年父亲到武汉学医，走出山区面向世界，是他人生第一次转折。
2.1937年卢沟桥事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一个23岁的热血青年毅然弃医从军，投身抗战。是他人生第二次转折。
3.第三次是1949年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又一次进行人生道路的选择，在中共地下党指引下弃暗投明，在南京解放前夕率部起义，为解放军渡江战役及保护国家财产和维护社会治安上做出了贡献。
4.1951-1979,18年是第四次转折，他进入人生低谷。他的第二、三次转折是主动的自我选择是爱国的壮举，第四次转折是无奈地被动地转折。但他一直坚信党的政府，相信他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最终一定会得到承认。终于等来了第五次转折，1980年由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公职，重现曙光。（来源：金陵警坛 2015年第2期 民国警察史博物馆何稼男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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