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叔厚，1898年出生于天津。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参加了上海工人大罢工。1920年夏，他到湖南纱厂任电气科科长，不久回上海，在申新二厂任职。1921年秋，蔡叔厚考取了官费的留日专科实习生，赴日本电机专门学校插班学习电机专业。后来，他又考取了东京工业大学的研究生，研究高压电器的设计与制造。1924年，蔡叔厚毕业回国。1927年，蔡叔厚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时，他是共产党的秘密无线电工作者，经常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周旋于国民党高官和社会名流之中，人称“蔡老板”。他与国民党上层人士陈立夫、汤恩伯、雷震和军统少将王新衡都是“莫逆之交”。在党的白区斗争史上，蔡叔厚是许多无名英雄中的一员。
（一）
1924年，刚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蔡叔厚回到上海后，看到祖国贫穷落后，十分痛心。他深受工业救国思想的影响，想靠振兴工业使祖国富强。浙江省建设厅曾聘他前往，但他认为官场腐败，不愿意委身求荣，予以谢绝。几经考虑，蔡叔厚决定自食其力，靠自己所学的技术办个电机公司。他从朋友们的手中筹集了一些钱，在上海东有恒路一号创办了“绍敦电机公司”，主要业务是修造高周波的紫光放电机，并代各电料行修理电疗机、X光机、马达、风扇等。后来，公司又开始修理制造霓虹灯的主要机件“定流高压方栅”。蔡叔厚的技术好，公司收入十分可观。但蔡叔厚并不满足于就此过安定、舒适的生活，他仍思念着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严酷的社会现实让他越来越意识到工业救国的道路根本行不通。
怎样才能救国？到哪里去寻找光明的道路？蔡叔厚满怀爱国热情，继续探求着答案。此时，国共两党合作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这些促动了蔡叔厚，他开始感到只有革命，国家才有出路。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转入低潮，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上海，党的一些领导人不得不经常转移办公地点和住址，以避开敌人的搜捕。蔡叔厚平时思想倾向进步，为人正直仗义，素有“小孟尝”之名。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人杨贤江夫妇转移住处时，有人介绍他们去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不久，张秋人、陈德辉等共产党员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也先后搬到绍敦电机公司。1927年6月下旬，蔡叔厚中学时代的同学夏衍从日本留学回国到上海，也住到了绍敦电机公司。从这以后，党内的一些同志经常去绍敦电机公司碰头，研究工作。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帮助下，蔡叔厚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渐渐从同情革命转变为立志要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1927年冬天，正是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候，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退出了共产党，有的人甚至叛变投敌。而蔡叔厚却在这时，迈出了他人生道路上关键的一步，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蔡叔厚在《自传》中谈到他入党的动机时说：“我主要是对于蒋介石背叛革命、残酷统治的仇恨，对于许多革命烈士英勇牺牲的义愤。我为周围许多共产党员在极端危险中沉着坚强斗争的优秀品质所感动，看见革命工作者一天天的牺牲，一天天的减少，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补上这一个斗争的岗位。”
（二）
入党后，蔡叔厚和陈德辉、冯雪峰、夏衍等人编在一个党小组，属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这时，绍敦电机公司也成为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站，负责接转顺直省委和中央机关的联系。同时，它也是遇难同志落脚、寻找党组织的地方。仅在1927年底到1928年初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公司就先后接待安排了广州起义失败和浙江“清党”后到上海的几十位同志，其中包括叶剑英、曾宪植、邢西屏（徐冰）、廖承志、匡亚明、冯雪峰、李求实、张去非等著名的共产党人。蔡叔厚平时生活很简朴，但当党组织和同志们在经济上遇到困难时，他总是全力以赴，倾囊相助。1929年，蔡叔厚担任了闸北区委的财经委员会主任，负责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实际上往往是他自己出钱，捐献给党使用。因此，大家打趣地把他的公司称作“济难会”。
蔡叔厚在工作中十分机警，遇到意外的、复杂的情况，他都能想办法应付。绍敦电机公司当作联络站后，经常有各地的同志来接洽关系。有一段时间，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搬到那里办公，并在那里召开过一次区的党代表大会。公司里经常人来人往，引起了敌警备司令部和外国巡捕房的注意。有一天，党组织通过内部情报得知敌人要到绍敦电机公司搜查，为了蔡叔厚的安全，通知他暂时避开。蔡叔厚考虑到：如果他避开，反而容易暴露机关，给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于是，他决心冒险留下来应付敌人。组织上同意了他的建议。夜里，果然来了大批中外警探，在公司里翻箱倒柜，大肆搜查。由于蔡叔厚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敌人毫无收获。
这一时期，党为了影响一些进步青年，开办了一所华南大学。潘汉年当校长，蔡叔厚担任学校的财经委员会主席。为争取学校的合法地位和开展各项活动的自由，他多次同国民党当局、巡捕房、法院周旋。蔡叔厚还和同志们一起营救被捕的战友。有一次，他得知一位同志被巡捕房抓去，就马上和另一位同志商量营救办法。他们了解到这位同志的身份还没有暴露，巡捕房也尚未立案，决定冒充日本人去把人要出来。他俩一个人装成日本人，一个人扮作翻译，对巡捕房的人讲，被捕的人是他们手下的，请交还给他们处理。当时巡捕房管理比较混乱，制度不严，加之蔡叔厚的日语讲得十分流利，敌人便信以为真，居然把那位同志交给他们带走了。
（三）
1929年，全国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红军逐渐扩大，苏区相继建立，白区党的各级组织也开始恢复。过去仅仅依靠水陆交通线进行联络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要求。为此，党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台，以解决同各地党组织联络困难、缓慢的问题。
早在1928年10月，党中央就决定在中央特科增设一个电讯科，由李强任科长，负责筹建无线电台。张沈川等被派去学习无线电报务，李强担负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在试制过程中，为了购买和制作一些无线电零件，需要有一个内行的人帮助。蔡叔厚是开电机公司的，社会上又有一定的地位，正好可以协助。1929年，党中央决定把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协助和掩护李强的工作。
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后，将绍敦电机公司搬到福煦路四O三号（现延安中路三六九号）。根据新的工作要求，他中断了同党内一般同志的来往。有时为了掩护身份，他还要装出一副消极颓废的样子。他装得很成功，以至有的同志向党组织报告蔡叔厚“消极落伍”。蔡叔厚深知，上海的社会环境极其复杂，要想搞好特科的工作，首先要在上海站稳脚跟。为此，他利用自己绍敦电机公司老板的公开身份，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场所。针对反动官吏爱钱贪吃的特点，蔡叔厚经常请他们吃饭，有时还为他们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好处。这样，他慢慢地结交了一些官吏名流。他本人在上海的社交场合有了名气，人称“蔡老板”。通过这些，他成功地隐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为开展中央特科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掩护李强的工作，蔡叔厚在绍敦电机公司二楼腾出一间过街楼，供李强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用。李强在里面安置了车、钻、铣、刨四部机床，经常和几位同志搞机械加工，制做零件。他们还将购置的无线电器材、技术资料等存放在绍敦电机公司里。在蔡叔厚的掩护下，1929年春末夏初，李强试制出了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接着，党中央在各地先后建立了无线电台，沟通了和各地的无线电通讯联系。为此，党中央对蔡叔厚的工作提出了表扬。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给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安全造成十分严重的威胁。党中央决定将办公机关和有关人员马上转移。蔡叔厚利用自己的一些关系，积极协助党中央和中央特科，安排了一部分同志秘密撤离上海。为了预防万一，他自己暂时搬出了公司，在马路对面租了间房子住下。由于顾顺章叛变后没有向敌人供出蔡叔厚及其公司，不久他又搬回公司，继续坚持工作。□文/晓 蔚
浏览：667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