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省蒙山脚下的孟良崮烈士陵园里，长眠着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女战士，大理石墓碑上对其有如下介绍：
刘增蔼，女，蒙阴县垛庄村人，中共党员，1924年古历3月生，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入抗大一分校学习，毕业后分到山东分局任机要员，1941年11月在沂南县大青山反扫荡战役中光荣牺牲，时年18岁。
这一简短墓志铭极其凝练地概括了刘增蔼短暂而壮丽的一生。刘增蔼的一生是短暂的，18岁实在是太年轻了，正值人生的花季。刘增蔼的一生是壮丽的，她怀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尚未成年即踏上了抗日战场，面对强敌，英勇无畏，义无反顾地献出了青春，牺牲了生命。
在孟良崮烈士陵园还安葬着刘增蔼的三位亲人：她的父亲刘晓浦，堂兄刘一梦、刘滋泉。他们都是为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而献身的革命烈士。刘晓浦与刘一梦是中共早期党员（分别于1922年和1923年由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介绍入党）。刘晓浦曾任中共山东省委执委、秘书长兼青工部长。刘一梦曾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是中国早期左翼作家团体太阳社的发起人与领导者之一，其小说集《失业之后》曾获得鲁迅先生的好评。叔侄二人于1931年4月5日在济南被国民党反动军阀韩复渠杀害，同案牺牲的还有邓恩铭、刘谦初等22人，号称“四·五”惨案。刘滋泉1937年参加八路军并入党，1939年任中共沂水县委宣传部长，1941年沂蒙山反扫荡战役中牺牲。
刘增蔼与她的父亲和两位兄长一起，静静地躺在她曾经战斗过的蒙山脚下，躺在树木葱郁的烈士墓园之中，以无声的语言，向人们叙说着中华民族的一段沉痛的历史，讲述着一个凄婉动人的父志子承前仆后继为国捐躯的传奇故事。
子承父志 抗日救国
刘增蔼是我的姑母。祖父牺牲时，刘增蔼年方7岁，在我祖母高琪媛的教诲下，自幼立志：长大要像父亲那样，做一个对国家有用之人。当年祖父看到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曾梦想走实业救国之路，中学毕业考取了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想做一名纺织工业工程师，为发展中国的纺织工业做贡献，因时局动荡恶化，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刘增蔼高小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临沂五中（那是她梦寐以求的学校。我祖父和我父亲及几位堂伯都曾在这所学校上过学），她想中学毕业也考南通纺织专门学校，作一名纺织工业工程师，实现父亲没能实现的实业救国的心愿。也因时局恶化，理想破灭。
1937年11月，日本鬼子占领山东，建立了各级日伪政权。为反击日寇侵略，中共山东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冀鲁边、鲁西北、鲁中、鲁南以及滨海、胶东等多地发动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刘增蔼的兄长刘露泉及其堂兄刘滋泉、刘幼云、刘增浩、刘竹泉等10余人纷纷参加起义，他们用自家的钱购买枪支，成立了地方抗日武装独立营，由刘竹泉任营长。1938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后改为山东分局），由郭洪涛任书记。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各支起义抗日武装使用八路军游击支队番号。12月，起义武装统一编成八路军山东纵队，由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此时，刘增蔼的家（燕翼堂）成为了八路军的接待站，经常有过往的八路军部队住在燕翼堂大院内（燕翼堂大院占地40余亩，房屋160余间，可驻一个整编团）。有一个叫李惠的八路军年轻女战士，在燕翼堂刘家常住，组织群众做抗日救亡工作。这时临沂已被日军占领，去临沂上学已无可能，在李惠的影响带领下，刘增蔼自觉地参加了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刚刚14岁的刘增蔼穿上了军装，正式成为一名八路军小战士。刘增蔼参军几乎受到家里所有人的反对，理由是她年龄还太小，应当继续读书。临沂去不了可以去上海或西安等地上学，上海有燕翼堂开的商铺，西安有家族的人在那里工作，生活上都能够对其有所照顾。但出人意料的是，唯独我的祖母没有阻拦刘增蔼参军。有人问我祖母：增蔼还这么小，学习又好，为什么不让她继续上学而让她去参加那么艰苦又危险的工作呢？祖母的回答是：“孩子对我说，如果她父亲还活着，一定会同意她这么做；如果她父亲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也会这么做。孩子要继承父志，报效国家，我不能阻拦。”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刘增蔼小小年纪竟然有那么强的活动能力与号召力，工作干得比大人还要出色。她成了当地群众的榜样；大家看到，燕翼堂的小姐都不怕危险，积极抗日，也都纷纷投入了抗日救亡工作之中。1940年，16岁的刘增蔼因工作表现突出被送往抗大一分校学习，在校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分配到山东分局机要科工作。
血染大青山
东北沦陷之后，侵华日军又开始觊觎我国华北地区（包括晋、察、冀、鲁、豫、绥等广大区域），不断制造事端（统称“华北事变”），逼迫国民党放弃对华北的管控，实现华北“高度自治”；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满洲国，从而能够更加方便地掠夺我国资源，同时腾出部分兵力，为进攻苏联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做准备。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挑衅与胁迫，南京国民政府节节退让，相继批准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一步步地放弃了对华北地区的管控权。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华北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却在迅速发展，十分活跃，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心头大患。日寇为实现其不断膨胀的战争野心，1941年，调集重兵，对华北各主要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发起了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沂蒙山区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和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的驻地，因此成了日军“铁壁合围 ”的重点。1941年11月，日军调集第十军团主力和第二十二师团三个混成旅并伪军共5.3万余人，由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上将）坐镇临沂督战，日军驻山东第十二军司令土桥一次（中将）指挥，以多路多梯队分进合击的形式，对我八路军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发起了空前规模的围剿，妄图一举消灭在这一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彻底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山东分局和由罗荣桓、陈光领导的八路军第115师及八路军山东纵队，带领沂蒙山区广大群众，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英勇悲壮的反扫荡斗争。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历时两个月的战斗中，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共歼灭日伪军2200余人，连同邻近根据地配合作战共歼敌4000余人，攻克日伪据点160余处，胜利粉碎了日军消灭山东抗日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鲁中抗日根据地的狂妄企图，捍卫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保存了抗日有生力量。根据地抗日军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部队伤亡1400余人，群众被杀害和抓走1.4万余人。根据亲历者的有关回忆文章，谨将战斗的某些情节摘要综述如下。
1941年11月5日，临沂、费县、太平邑、蒙阴、沂水、莒县等地日伪军出动2万余人，在7架飞机10辆坦克和无数门大炮的配合下，分11路向临沂以北的青驼寺、孙祖、留田一带进行合围，企图聚歼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115师领导机关。同时在沂河沿岸和津浦路有关地段部署重兵，防止八路军向东突围和向西转移。分局和师部机关5000余人于4日晚由青驼寺转移到留田牛家沟，仅有一个营的警卫部队。罗荣桓、陈光亲率警卫部队和机关人员向西南转移，利用夜暗，迅速而秘密地穿过敌人两道封锁线，没费一枪一弹，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于6日拂晓安全转移到了蒙山南端的护山庄。这是一次极其成功的突围，被当时随军突围的国际友人、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称赞为“无声的战斗”。日伪军多次合围扑空，从11月12日起实行了分区“清剿”战略，将沂蒙山区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清剿”区。每到一处，便挨村挨户搜查根据地党政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予以杀害，并在“清剿”区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许多村庄被洗劫一空或烧成废墟，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群众损失惨重。为打破日伪军的“清剿”，捍卫根据地，保护群众，山东分局和第115师决定留下部分兵力（115师教导第2旅、山东纵队第2旅主力部队）在外线滨海地区打击、牵制日军；其余人员（山东分局与八路军115师机关、山东纵队第2旅部分人员、抗大一分校学员、蒙山支队），返回沂蒙山区，在内线开展反“清剿”斗争。分局和师部重返沂蒙山区后，立即领导军民开展反“清剿”战斗。在垛庄、旧寨、三角山、绿云山、李村等地伏击、阻击日寇“清剿”之敌。仅115师特务营在十天之内就连续战斗7次，在石岚伏击战中一举歼敌300余人。11月29日，八路军115师与山东纵队发起规模较大的绿云山反击战，抗大一分校、山东分局、山东战工会、115师与山东纵队后勤机关相继转移到了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大青山地区。不料敌人获得了这一情报，连夜调集重兵，以一个混成旅的兵力合围了大青山。陷于敌人包围圈的我方人员中，大都是非战斗人员，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不分男女老幼，所有人员都参加了反围剿战斗，但终因敌众我寡，且我方武器配备数量少，质量差，突围中遭受重大损失。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国际友人汉斯·希伯、115师敌军工作部部长王立人、抗大一分校二大队政委刘惠东、蒙山支队政委刘涛不幸殉难，这次战斗共有近千人壮烈牺牲。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曾感叹地说道：“北有平型关、南有大青山”。对大青山反扫荡战斗的意义及我军官兵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刘增蔼就是在这次大青山反扫荡战斗中牺牲的。据部队领导介绍，刘增蔼在战斗中表现十分勇敢，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不顾身救助负伤的战友，不幸受伤被日军俘虏。被俘的还有一位八路军女战士，由两个日本兵押着走在清剿队伍的后面。清剿日军行进途中遇到八路军的伏击，看押她们的日本兵命令她们趴在地上。前面战斗打得很激烈，不一会儿前面的日军便纷纷掉转方向往后撤离。看押她们的日本兵又命令她们起来后撤，刘增蔼因为受了伤站不起来了。两个日本兵多次命令她站起来，哇啦哇啦喊叫，刘增蔼坐在地上一动不动。一个日本鬼子便举起枪，朝刘增蔼身上连开数枪，刘增蔼立即倒在血泊之中。就在这时，仿佛从天而降一般，八路军伏击部队从四面包抄过来，消灭了这股日本兵，解救了另一位被俘的八路军女战士，同时抬回了刘增蔼的尸体。被救的女战士向部队领导汇报了刘增蔼牺牲的经过。八路军领导向刘增蔼家属（我的祖母）通报了这一情况。依照我祖母的意见，刘增蔼被安葬在垛庄镇桑行子，和她的父亲葬在了同一块土地上（桑行子是我家的一块耕地，十年前，我祖父刘晓浦及堂伯刘一梦牺牲后就安葬在这里）。
亲人之痛
刘增蔼牺牲全家人都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最伤心的是我祖母。我听母亲说过，姑母牺牲之后很长时间，祖母变得寡言少语，常常一个人默默出神。她不愿与人谈姑母的事，把一切痛苦都埋在心中，一个人承受；她只是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活，把家里家外的事料理得井井有序。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你奶奶是个了不起的人！是的，祖母是个了不起的人。年轻时她支持丈夫参加革命，丈夫牺牲后辛辛苦苦把儿女拉扯成人，教导他们继承父志，做对国家对人民有用之人。在国难当头之际，抗日战争刚一爆发，就把刚刚成年的儿子（19岁）和尚未成年的女儿（14岁）双双送上了抗日战场，十年之间，为国家献出了两位亲人。这种无私的爱国情怀，这样的深明大义之举，足可彪炳青史，与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爱国女性相媲美都毫不逊色！
大约在我五岁（也许是四岁）的时候，祖母带着我回了一趟老家，去给我祖父和姑母上坟。在我祖父坟前，祖母默默地坐了很久，始终没有说话，也没流泪。在姑母的坟前，开始祖母也是没说话，只是默默出神。突然之间，祖母失声痛哭起来，哭得极为伤心，陪同一起来的一位过去的邻居老奶奶在旁边多次劝慰都止不住。祖母的哭声在空旷静谧的田野间传得很远。那是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看见祖母失声痛哭，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老人的失子之痛，更是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泪控诉。枪杀俘虏是反人类的罪行，是万恶的法西斯行为，刘增蔼的死是日本鬼子灭绝人性的一个铁证！
自我记事起，家里人以及街坊邻居就都向我讲述姑母的事迹。他们是想让我知道我有一个值得骄傲的英雄的姑母，同时也是在抒发心中的悲痛与缅怀。从众人的讲述中，没见过面的姑母在我心中形成了一个清晰而完美的印象：聪慧、俊美、活泼、热情、和蔼可亲，是一个深受众人喜爱的女孩。她小小年纪就能窥知我祖母及曾祖母的心事，每当她们又为我祖父牺牲而难过的时候，她就想出种种办法哄我祖母和曾祖母开心，而且每次都能奏效。曾祖母曾对人说：若不是这个孩子，真觉得活不下去了。
姑母学习好是学校有名的，老师曾对我祖母说过：刘增蔼是个有大出息的孩子，一定要供她上出学来，将来必然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但一切都因战争而破灭。在祖母晚年，当又对我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仍然会黯然神伤。当年那场罪恶的战争，给人的心灵造成的创伤，如此持久，如此刻骨铭心，终生无法抚平！祖母多么希望姑母能够上出学来，以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平平凡凡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
赤金葬奇观
1994年，山东蒙阴县委决定把刘晓浦、刘一梦、刘滋泉、刘增蔼四位烈士的遗骨迁葬到孟良崮烈士陵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桑行子已由一片耕地变成了一个人口稠密的村庄，刘晓浦和刘一梦的坟墓被包围在了村庄中间，完好无损，但刘增蔼的坟却早已没有了地面标记，当时很担心还能不能找到。经多方打听，当地一位古稀老人指认了刘增蔼的墓穴所在。迁葬时发现，尸骨的两只手里各攥着一块银元。那时我父亲还在世，我把这一情况告知他时，他说：“那就是真的。你大姑手中的银元是你奶奶放的，我亲眼所见。”这一情况父亲过去从来没对我说过，我听了不禁又喜又悲。喜的是姑母的遗骨找到了，没有弄错；悲的是我又一次感受到祖母对姑母的母女深情，又一次感受到了祖母内心的伤痛。
2007年9月，孟良崮烈士陵园扩展道路，要把刘晓浦等四位烈士的墓在园内再一次迁葬。迁葬时发现，因原来的墓穴所在位置地表水位很浅，棺木都泡在了水中，已经朽烂，烈士的尸骨也都浸泡在水中，需要一块一块地将其从水中捞出来。令人惊奇的是，刘增蔼的棺材虽然也在水中泡着，但棺木未散，在棺材的外面紧紧地缠绕着一层赤红色的树木根须，粗者如手指，细者似棉线。棺材完整地被这些红色根须包裹着，没有散败。四位烈士的墓一字并排，紧紧相连，只有刘增蔼的墓中有这一现象，大家都有些不解。在场的一位老者看了说道：这叫赤金葬，极其罕见，只有至洁至圣之人才会有这种现象。我是生平第一次遇到这种现象，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但我相信这位老者绝不是在编故事，民间肯定有这种现象，有这种说法。我也不认为这种说法是迷信，万物皆有知，天人有感应，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证实。我相信，姑母刘增蔼之灵已升天界，正在冥冥之中含着微笑俯瞰芸芸众生。
举家抗日 忠烈满门
刘增蔼出生于一个大地主家庭，出生时家中尚有5800亩良田，1000亩山林，另外在济南、青岛、上海等地开有商铺。老人相传，清乾隆皇帝南巡时曾住在刘家（我父亲曾对我说过，家中的许多红木家具有的就是那时县太爷送的），乾隆看到刘家诗书继世，忠厚传家，父慈子孝，人丁兴旺，心中大喜，亲笔题写了“燕翼堂”仨字，赐予刘家作为堂号。其寓意有二：一是表彰刘家家风纯厚，德贻子孙，二是期望刘家子孙入仕为官，匡扶社稷。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封建大家庭，其后世子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相继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先有刘晓浦与刘一梦叔侄二人为救国救民的理想献身，继而在抗日战争中，刘晓浦的子侄辈及年长的侄孙辈26人走上了抗日战场，其中6人壮烈牺牲，加上之前牺牲的刘晓浦与刘一梦，燕翼堂共有 8人为国捐躯。燕翼堂老宅是一座按照八卦图形与原理建造的巨大庄园，围墙高固，大院套小院（据说内有4个大院，12个小院），内部结构复杂牢固，生人进去找不到道路出来。1940年，日寇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八路军从垛庄撤离转移作战，为了不给日本鬼子留下一个便于驻军易守难攻的作战据点，经部队首长提议，刘家主动拆毁了阖家聚族而居已有几百年历史的燕翼堂老宅，全家人过起了流离失所投亲靠友的日子（那时我父亲与姑母刘增蔼都已参军，小姑已病逝，我祖母带着我曾祖母和我母亲回了沂南县的娘家，我和我弟弟都是在我祖母的娘家出生的，我们没有见过燕翼堂老宅，只是从老人的讲述中听说过它是怎样的富丽与堂皇）。燕翼堂子孙这样做，绝不是为利，也不是为名，当时，他们完全可以另外做出名利双收的选择。但是他们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一条十分艰难而危险的人生之路。有人说：这可能是历史的宿命，乾隆对刘家的期望应在了共产党身上。有人则认为，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体现了那一代中华儿女对真理的追求，体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观价值观；对此应当做深入、系统的研究。还有人认为，燕翼堂毁家纾难、举家抗日、父志子承、前赴后继为国捐躯，可谓抗战世家，其事迹应当深入挖掘，予以宣扬，以教育后人。
(作者:刘长琨，财政部退休干部。曾担任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财政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人事教育司司长、部长助理。1998年，调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2000年，转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2006年退休。时有理论研究文章及散文、杂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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