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韩曙(16)

leo韩 发表于2016-02-23 18:04:42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停止,十五军团在商州地区休整约两个月。1937年3月奉命从商州出发,再次向西北翻过秦岭。这次重返秦岭部队没有战斗任务,比较从容地翻过高入云端的秦岭峰颠,在蓝田附近宿营。第二天部队在西安以东宿营。在西安附近,见到较多的东北军官兵。由于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调停下和平解决,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官兵们感到高兴。特别是红军主力进到西安以东,以强大的威慑力量,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妄图挑起内战的阴谋,使全国有希望团结进来一致抗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这样东北军的弟兄们就能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三省,拯救三千万受苦受难的东北同胞兄弟姐妹。当父亲所在的宣传队写标语,贴传单,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主张时,东北军不少官兵也常常会来看来听。有的东北藉士兵当场提问:“你们红军去不去东北打日本”?父亲他们回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介石不再打内战,不再打红军,红军就一定开赴前线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还有官兵说:“你们红军装备不好,像你们这样的小孩子还敢去打日本”?父亲他们说:“红军英勇顽强,什么敌人都不怕,当然也不怕日本鬼子。别看我们装备差,但红军指战员打起仗来人人勇敢不怕死,不怕难,没有打不垮的敌人。别看我们年纪小,一样拿起枪杀日本鬼子”。
和东北军闲聊时,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少帅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怕被蒋介石杀掉。他们说:“少帅太重义气了,不应该亲自送老蒋去南京。蒋介石啥玩意儿,他妈拉个巴子,从来说话不算话,不守信用。如果少帅被老蒋抓起来或杀掉,我们东北军就完了,我们就难得打回东北老家去了”。说着说着,有的还流下了眼泪,都痛骂蒋介石:“要不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凭我们几十万东北军弟兄,日本鬼子怎么也不会占领东三省”。
西安事变的结局还真被东北军的官兵说着了,也证明广大的红军指战员说对了。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就翻了脸,,把张学良将军关起来,一关就是五十多年,使张学良将军失去统帅东北军抗击日寇的机会。后来又把杨虎城将军杀害,东北军和西北军被蒋介石整编兼并,失去了完整的指挥系统。可幸者,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大压力下,暂时停止了内战,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第三天,部队在西安东北渡过渭河,接着渡过泾河,任十五军团警卫营营长的冯志湘同志亲自指挥部队借用老百姓的木板和门板,用绳索连接起来,很快在湍急的泾河上架起一座浮桥,使人马得以顺利通过。冯志湘同志是“宁都暴动”时参军的,他在二十六路军学过工兵,是位善于搞爆破、架桥的专家。1941年9月,冯志湘同志担任新四军十旅二十八团团长。当时新四军十旅奉命从皖东北的南新集和金锁镇地区进到运河以北的淮海地区。由皖东北向淮海开进,必须渡过运河。从众兴到洋河之间的运河河段,九月间河宽水深,对岸又有国民党反动派王光复的部队防守,河上不时有日军的汽艇来回巡逻。因为水深,不能徒涉。为保障全旅数千之众在短时间通过运河,必须架桥。这一任务落在二十八团肩上。冯志湘这位老工兵,再次发挥了他的工兵专业特长,组织全团和附近民工,动员群众拿出数以千计的木板和门板,在渡河突击队的掩护下,很快在运河上架起一座可通人马的百米浮桥,保障全旅顺利渡过运河,进入淮海地区。
部队渡过泾河经淳化、旬邑,进驻西峰镇附近的什社镇。什社地处陇东高原,是一个不大的农村小集镇。镇上除了有几家骡马店、两三家小杂货店,东西很少。除了每月两次农村集市外,平时显得冷冷清清。赶集的时候倒是很热闹,主要是农村的农用小农具,互通有无,以货易货。最热闹的是牲口市场,上市的主要是驴、骡、黄牛和羊,还有家禽和蛋类。但大量的还是小农具,叉把、扫帚、锨、锄、犁、耙和锅碗瓢盆等。每逢大集,赶集的人不少,买东西的人不多,不少乡下来的人都是来看热闹的。
部队进到什社,师部住在小镇上,三个团都住在附近农村。师政治部住在镇中的一个大院内。当时七十三师师长是“老子”赵凌波。此人是解放过来的,是四川人,一口四川腔,一讲话就是“老子”长,“老子”短,后来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子”师长。赵师长打仗不错,很快从一个司号员升到师长。但脾气很坏,国民党军队的恶习未改,军阀作风严重,动辄打人、骂人,大家都怕他,讨厌他,对他敬而远之。赵凌波后来在“皖南事变”时,叛逃被击毙。赵凌波任师长不久就调走了。由张绍东接任师长。
师政委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担任过后勤学院院长的陈漫远,他颇有知识分子风度和大首长气派,一口广西话,讲起话来文质彬彬,慢条斯理。在什社整训时陈政委常来政治部,来政治部必到宣传队看望大家。有一次他来宣传队把父亲喊住:“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军的,十几岁了”?父亲对首长的询问一一做了回答。陈政委笑着对父亲说:“你很聪明,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好的革命战士。宣传队的工作很重要,要安心工作,将来一定很有出息”。
有一次陈漫远政委对关圣志队长说:“你们宣传队唱的都是些老歌子,这很不够,要学一些新歌子,教给部队唱”。关队长说:“我们宣传队没有人能教唱歌,因为大家都不会简谱”。陈政委说:“那好,我来教你们唱一首新歌。歌名叫做《我们人民红军》”。父亲记得其中有一段歌词是:“我们人民红军,我们抗日先锋,吹着前进号音,奋勇向前进”!
师政治部主任钟伟同志,是两万五千里走过来的中央红军,为人精明强干,喜欢在大会上讲话,讲话时细高嗓门,富有鼓动性。因为他和宣传队同住一个院内,又是一锅吃饭,天天见面。钟伟同志也很关心宣传队的工作,更喜欢宣传队的几位“红小鬼”,父亲是其中之一。红军改编时,他奉调延安,抗日战争时钟伟同志任淮海分区四支队支队长,父亲在四团任政委。解放战争时,钟伟同志任二纵五师师长,父亲在六师任作战科长,每次见面他都亲切关照和鼓励父亲。他说:“作为一个军人,一个军队干部,一个军事指挥员,一定要学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勇敢不怕死,亲临第一线,决心果断,要有一股狠劲”。钟伟是一个能征善战的优秀指挥员。他任淮海分区四支队(现在的三四七团)支队长时,把四支队培养成一支很能打仗的部队,至今仍然是三十九集团军的主力团队。东北解放战争他任二纵五师师长,把五师(现在的一一六师)培养成东北野战军中最能打硬仗的主力师。至今该师仍保持着主力师的荣誉。编写三十九集团军《军史》时,参加编写的所有老同志,都公认这一历史事实,并缅怀这位老将军的功绩。
在师政治部工作的还有解放战争后期任三十九军军长的保卫局长吴信泉同志、宣传科长谢福林同志、男高音歌唱家程志的父亲青年科长程启文同志、以及后来在上甘岭战役任四十五师师长的干事崔日发(崔建功)同志、魏明伦同志、张佩璜同志、技术书记桂文和同志、政治部指导员惠占荣同志、管理员马玉林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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