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庆阳时，巧遇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邓金保。他是红军东征时，成立游击独立营的营长的。红军返回陕北，独立营编入主力红军，邓金保被选送到“红大”学习。父亲和邓金宝半年多没有见面了，虽然是在行军途中，在庆阳街上偶然相遇，时间很短，父亲非常高兴。邓金保看到父亲在宣传队工作，并且长大了，感到很高兴。他以兄长和首长的身份告诫父亲：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不要想家，等不打仗了，他会带父亲回家看看。邓金宝的话，给了父亲很大鼓励和安慰。短短的对话后，他们匆匆握手告别，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部队在长武县踏上西兰公路，在公路上偶尔能见到来回行驶的汽车，更多的是骡马大车。父亲是第一次看见汽车、马车。当时在长武、彬州、永寿和咸阳的县城里有电灯，父亲也是第一次看见。到了咸阳他第一次见到火车在两根铁轨上奔跑，感到新奇。途经彬州时父亲第一次见到石窟雕刻，大大小小的石雕佛像艺术，尤其是那座几层楼高的大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七十年代他再次经过彬州时（彬州已改为彬县），特意观赏了石窟中的精美艺术石雕，让他回想起当年经过此地的情景。石窟中的大小佛像，成了历史的见证者。
在行军途中，红军和东北军经常相遇。红军向西安集结，东北军也忙着调兵遣将，应付“西安事变”的形势变化。红军和东北军在半个月以前还是敌对双方，因为“西安事变”，过去的敌人，一下变成了朋友。双方在一条道路上行动，不仅没有敌意，反而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宣传队的屈振东和焦敬延同志一年前还是东北军的士兵，在劳山战役中，他们被红军俘虏，成了红军战士。他们俩虽是河北人，但他们对东北军中的东北藉将士是熟悉和同情的。他们对东北军的官兵宣传我党我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红军要帮助东北军兄弟打回老家”等主张。许多东北人，一讲起东北沦陷五年，家乡的父老乡亲受尽日本鬼子欺压，当了亡国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热泪满面，义愤填膺，痛恨蒋介石专打内战，不打日本，使不少兄弟在内战中丧失了生命。他们强烈要求杀了蒋介石，好使中国人团结起来打日本。
红军走出山沟，沿着西兰公路走过一个又一个县城。见的人多了，接触的事物也多了。过去宣传队在山沟小村写大字标语，贴传单很少有人看。因为农村识字的人太少。现在经过的所有城镇，写出大字标语和贴出的宣传品都围满了观看的人群。而且有人当场向宣传队员提出不少问题。有人问：“会不会杀蒋介石”？“什么是反蒋讨蒋逼蒋联蒋”。也有人问“红军还打土豪分田地吗”？针对这些新问题，宣传队的领导根据上级指示都做了充分准备，给群众作出明确回答。父亲因年纪小，讲不出什么道理，只是跟着老大哥焦敬延，给他搬凳子在高墙上写大字标语，画漫画，或者往墙上贴标语。围观群众提出的问题，都由老大哥向群众讲解回答。
为了激励群众抗日情绪，宣传队赶排了两个小剧。一个是歌剧《亡国恨》，一个是《亡国奴的味道》。都是揭露日本鬼子占领东北，进行殖民统治，实施奸淫烧杀抢掠的悲惨情景。不仅老百姓爱看，东北军的官兵们更爱看。看得他们仇恨满腔，热泪直流。在《亡国恨》中，父亲扮演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的爸爸被日本鬼子抓去枪杀了，他跟他的妈妈哭得很伤心。在《亡国奴的味道》一剧中，关圣志队长要父亲扮演一个饭馆里的老板娘。男扮女装，男人当女人，父亲感到难为情，不愿上台，为此大哭一场，也挨了一顿批评，最后还得扮演老板娘。在前一个剧中父亲只有十个字的唱腔，在后一个剧中只有两个字的台词，这是父亲第一次登上舞台，成了一名小小的演员。在这个戏中焦敬延老大哥扮演一个小菜馆的老板，他操着一口京腔，不时喊叫：“牛肉，烧鸡烧鸭子卤鸡蛋”。尤其“牛肉”二字叫出来特别有京韵味道。干部战士一见到焦敬延，就管他叫“牛肉”。到了抗战时期，“牛肉”依然是他的绰号。
这两个剧不仅在“西安事变”之后，在部队行军所经过的城镇进行演出，而且在红军改名后，北上抗日的途中依然在演出。不过抗战初期六八七团宣传队只剩屈振东、焦敬延、岳文玉和父亲等五个人，上台演员不够，只好请政治部的干部参加。其中有敌工干事崔日友（崔建功）在《亡国恨》中扮演妈妈，父亲扮演他的儿子。还有宣传干事程世清，青年干事关圣志，民运干事张佩璜等。因为台词大家都熟，每到一地，宣传队搭个简单的舞台，准备好道具，大家简单化妆就出场了。有时忘了台词，也能随机应变，继续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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