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性格天性活泼开朗，和当地群众的关系都很好。有时我到离住处较远的农户去做工作，回来时群众都自发地护送，把我从这家送到那家，从这个山包送到那个山包。如果晚了就打着火把，山下那家喊着：“把王广广（广广：意为说话撇腔，此是当地群众与我开的玩笑话）送下来。”送的人也喊：“把王同志交来了。”和群众的关系搞好了，工作起来就顺手了，心中也踏实了。就这样，我前后在深山老百姓中共工作了九年。
1965年，我随丈夫王庆寿调到万县地委，我被安排到万县市西城区办事处任党委组织委员。从农村到城市，工作对象、性质都发生了变化，加上自己文化低，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办事处人少事多，每天除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外，还带着一个居委会。我除了做组织工作外，还带上一个1000多口人的居民委员会，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有时来人外调，我连介绍信都开不好，一是有的字不会写，二是门牌号码、人名记不清，我有时会难过得流下眼泪。但是，我没有在困难面前退却，而是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文化、练习写字。丈夫工作忙，我就让上学的孩子给我当小先生。开始一段时间，我怕误事，就晚上让孩子给我写介绍信，一次写好多张，白天有来外调或办事的填上名字就能用。白天上班后，我一有空就跑到分管的居民区里，一家一户地和居民们认识，记门牌号码，记居民的姓名、职业、爱好等。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终于攻克了文化关，不但自己能够写介绍信和一些汇报材料，并能随口说出我分管居民区的每一家户主的姓名、职业和门牌号码。居民们有了事也爱找我商量，街道上出了事还找我出面协调解决。有时接连几天下雨，小商贩们做不了买卖，生活遇到困难，我就及时地去了解他们的困难，发给一定的救济金。那段时间做了大量工作，我和山城里的群众成了好朋友，川音的“王同志”、“王广广”、“王侉子”是那里群众对我的亲切称呼。直到现在，我的小女还经常学着四川话说：“王同志，给点救济款吧。”惹得全家大笑，笑声中包含了我们全家对那段生活的美好回忆。
作为女同志，要做好工作，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家庭与工作的关系。我和王庆寿于1946年结婚，根据工作需要，我们远离家乡、亲人，在陌生的崇山峻岭中安下了家，养育了我们的四个孩子。由于是新解放区，干部少、工作量大，四个孩子都是生下不久就送到老乡家里，在老乡家里长大，其中小女儿生下才8天就放在老乡家里了。1953年，我丈夫在中级党校学习，组织上又决定我去省妇女干校学习，回来改做妇女工作。我二话没说，找了个保姆安顿下孩子就愉快地到省妇女干校报到，学习了半年才回来。通过这次学习，提高了我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回来后改任龙宝区妇女主任。有一次，我的二女儿正患急性肝炎住进医院，组织上又抽调我去搞互助合作试点，由于工作重要又紧迫，无法照顾孩子，我只好请老乡帮助照看，含泪舍下孩子，一去就是三个月。
儿女们虽跟着受了一点苦，但他们也受到了一定的锻炼，现在他们都长大成人了，他们是能够理解母亲的。为了大家舍弃了小家，是应该的，为党多做了些工作也是值得的。
1975年，由于丈夫身体有病，不适应四川潮湿的气候，我们全家又回到了山东故乡。但是，在四川工作的20多年仍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值得怀念的一段历程，是我永远?5难以忘怀的。（王桂荣口述梁丽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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