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李白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1951年6月，我自一马平川的山东故乡来到群山耸立的万县地区，才真正体验到了蜀道的艰难。刚到四川，我被安排到白帝城下的奉节县平皋区做组织工作。这里紧傍长江三峡，山青水秀，风景优美，但山高路险，交通极为不便，那弯弯的碎石山路，雨天红泥粘脚，晴天碎石滑足，我们这些从平原地区来的人，初来乍到，行路倍感艰难。
记得刚到四川不久，平皋区土坎村有一个军队复员干部病故，领导派我和向万胜同志前去安抚处理，因向有事暂时难以脱身，我只好一个人先去。本来在区委驻地就能望见土坎村，不了解情况的认为一会儿就能赶到，实则不然，真的走起来路就远了。土坎村与区委驻地分别在两座山上，中间隔着一条大沟，走过沟还得绕半边山才能到达。山路在沟中的小河两边绕来绕去(人们把这条路叫“七十二道脚不干”），走出不很远，我就急出一身汗。脚步下滑走不快，抬头看，前后左右又都是山，道路崎岖，怪石嶙峋，两边的森林里还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声，更使我感到毛骨悚然。好不容易走出了山沟，没想到接下来爬山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山路上尽是被磨光了的鹅卵石，我穿着解放鞋直往下溜。就这样走三步退两步，艰难地往前走，终于到达土坎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山路，所以印象特别深，直到现在，当时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1951年秋，我参加了万县地委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在平皋乡郭家沟工作了7个月。这期间，为了做好工作，更好地接近群众，我一个冬天没穿过解放鞋和布鞋，只穿着当地群众给我做的棕袜和草鞋。在当地山区，一个村子往往分布在方圆三四十里路的区域内，最小的村子也有二三十里方圆，邻里之间看得见、听得到声音，可走起来往往要有半天的路程。如果到村里找长，挨家挨户地找是不行的，只有进村后先找到村头这家的主人，等他站在门口朝另一家喊一声“李家的”，那一家应声“喚”，他再喊：“叫村长转来！”然后李家再传往张家、王家......这样一家一家地传话，才能很快传到其本人。但等村长赶回来，常常又需要很长时间。搞土改就是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斗地主分田地。当时需要一家一家地做工作，因此我们的工作很艰苦，几乎每天都在山里转。这段时间不知穿烂了几双草鞋、磨起过多少血泡，但也确实锻炼了自己，终于和山区人民一样登山攀岭如履平地了。
刚到这里工作时，因在家乡垦利听惯了乡音，突然到了四川的群山峻岭之中，还真像到了另一个国度，当地人说话我听不懂，我说话他们也不懂，语言不通给工作和生活都带来了很大麻烦。
前面提到的第一次去土坎村，费尽周折到了村里，向村里的民兵打听他们的村长在哪里，两个青年人听不懂我说的话，我就一遍遍慢慢地说，他们仍然不懂。这时又来了几个民兵，他们凑在一起嘀咕了一阵，就把我捆了起来。这时我着急地解释，可怎么解释他们也不听，并且用枪托连推带搡地把我往区驻地方向带。本来我就不会走山路，现在他们捆着我的双手、连推带搡，更使我三步一跌、两步一滑，摔得鼻青脸肿。我当时心想：听说这个村在减租退押中民兵组织得很好，为什么对我这样凶？这还真让我有点儿琢磨不透。可只要往区驻地方向走，我就不怕，同时心里盼着向万胜同志能快些来。这些人押着我刚刚翻过—个山头，便碰上了匆匆赶来的向万胜同志。他大声喊着：“快把她放开，她是区上到你们村搞工作的。”可这几个人却像没听见似的，仍然押着我往前走。向万胜和他们争吵起来。原来，他们把我当作逃亡的地主婆了，真让人哭笑不得。争了一番，仍不肯放我，向万胜也无法，就跟着他们回到区里。在人们的再三解释下，并且让我爱人王庆寿出来，他们才相信我是王的妻子，确实是到他们那里工作的，这才给我松了绑，但因绳子捆得太紧，勒进肌肉，鲜血浸出，至今双臂还留有疤痕。这件事后，曾使我一度丧失信心，想返回山东老家工作。当时，大西南刚解放，干部缺乏，如果我真的走了，就会影响到丈夫王庆寿的工作。为了稳定我的情绪，增强我在四川工作的信心，当时的奉节县委书记张海亭同志把我调到县城，并找来几个女学生教我学习四川话，鼓励我在山区工作下去。党的信任和关怀使我激动万分，自己是贫苦渔民的女儿，能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这都是党培养和教育的结果。现在遇到困难就退却，从心里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老解放区的人民，更对不起待解救的山区人民。思想上的包袱放下了，就静下心来认真学习了一个月的四川话，等基本上解决了语言上的困难后，便又积极要求重回区里工作。这时，地委正组织土改工作队，我也报名参加，后来被安排进驻到奉节县平皋乡郭家沟村开展土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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