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运动中，我仅参加了后一阶段。当时由温西区调到县财政科工作，党内任支部书记。在处理贪污分子定案时，掌握政策基本上是稳的，绝大多数贪污分子定案后未发生重大偏差。这次运动对本人教育很大，思想上基本划清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线，认识到全国解放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和思想上的严重侵蚀，如果不坚决抵制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思想认识提高后，对自己的不良行为作了检查。1949年在薯横区剿匪时，施太银从土匪身上搜出了3只金戒指，给了我1只。运动中主动向党作了交代，并将实物当即上交国库。
对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拥护的，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是必要的，但执行粮食统购统销“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原则不够稳。如在大溪区冠城乡搞购销时，积极分子带头卖粮过火，应购的农户未全部购粮，造成畸轻畸重现象。在1954年棉布统购统销时，个人买了4丈多棉布，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1956年6月，从县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提升副县长，1957年9月调碧横区委任书记仅2个多月。期间参加了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大会和党代会，江华书记作动员报告后即展开小组讨论。当时县委书记林正在小组会议上首先发言，大体内容是讲整风反右的重要性、党内团结、粮食等问题，同时提到蔡康春接近的是些什么人。被提名的有6人，我是其中之一。我思想不通，但仍在小组会上就粮食问题、林和蔡二人的关系发表了意见。我说：温岭粮食产量不实，全县三定基本合理，磐横区的粮食任务年年完不成，除了思想问题外，三定对某些乡要求偏高了一些——这是我被批判的中心议题。省会议结束后，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开展鸣放辩论，我被划为以蔡康春为首的反党集团之内，开除出党。县委扩大会议之后，县委又在泽国中学召开了党代会，没有叫我参加到底。会议结束以后，听别人说我不是右派，而是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后来温州地委决定不处分我）。此后，我先后调县委工作组、电气组、礁山港码头（修建）、炼焦厂、新建纯碱厂（未生产）、详坑盐场、新河公社、县调查研究室工作，在4年3个多月当中调动了8个工作岗位。
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党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很大，使我划清了大是大非界线，运动对我的教育是深刻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吸取教训，继续前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整风反右之后，地委不给予处分，组织和领导未找我谈过话，对我进行教育，指出我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使我继续努力工作。特别是地委公布我还是县委委员的时候，县委召开全会和扩大会议不通知我参加，我思想很苦恼。我认为，当一个人犯了错误之后，领导和组织有责任耐心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纠正错误，以达到团结的目的，有利于工作。
几年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未很好调动起来，因而在工作中处理问题上不够大胆积极，今后应该加强马列主义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加强党性，克服上述缺点和错误，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
（1962年4月22日）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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