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贵1953年撰写的自传（5）

过江以后，6月即由杭州开往温州，中途又接受解放象山、定海任务，由于在行军中情况几度变化，经宁波到天台反复三次，拖来拉去，对组织就不满意了。认为只有首长们有办法，骑马行军，苦在我们靠两腿爬山窝，对革命的厌倦情绪也开始萌芽，怕艰苦，图享受。在杭州买了一条花布被面，不仅在排里作检讨，全连队还对我进行批判，说我不是革命思想。随着形势发展，工作范围也日渐扩大，从提升副连长起，连队管理教育以我为主，思想压力很大，认为自己文化低、能力弱、办法少、担子重，连课程都担任不了。特别是从1950年11月由主力部队下放到地方，师首长曾经这样谈：“同志们，你们今后是内防军了，要靠自己白手起家。”果然，到区中队后，老同志少，新战士多，说话听不懂，情况又复杂，自卑情绪不断滋长，认为年纪大了，没有指望回主力部队了，回家组织上是不允许的，只有硬着头皮干下去。由于自卑情绪产生，思想悲观，对革命的厌倦思想忽起忽落，政治上缺乏责任感，使工作受到了一定损失。如1951年8月在浙江第六军分区独立第一营任副营长（营长、政委空缺）驻防温西，由于斗志松懈，缺乏战争观念，海匪登陆时未作战斗准备，致使2个民兵遭受不应有的伤亡，受到分区行政劝告处分。认识到自己思想麻痹，没有尽到应有责任。在“三反”、整党运动中，对我的自卑情绪和对革命厌倦的错误思想倾向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在党报上对我进行了大胆无情的揭露，我也作了较深刻的检讨。1951年11月对婚姻问题也作了批判。总之，这4个多月的运动，对我是有帮助的，思想上得到初步的整顿，认识到自卑心理是错误的。但由于这种心理根深蒂固，加上改正决心不大，一遇困难就会产生悲观情绪。其具体表现：1952年部队整编，上级动员“留强去弱”，我想复员回家，但只有想法和要求，没有因此影响工作。5月，组织上派我护送转业军人去山西，我见到回籍人员有的身体、年龄、才能比自己强，向组织要求复员。经南副政委谈话，说明是根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对我这种不正确的想法作了分析批评。又经自己认真考虑，认识到个人打算是不对的，因此就消除了这个念头。整编任务完成以后，很希望组织调我离职学习一段时间，使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在分配搞人民武装工作的时候，思想上一直有这样的考虑。一年来的人武工作还是比较热情积极的，对农村的基本情况和特点理出了头绪，圆满完成了每一时期组织布置的中心任务，如民兵制、动员参军等工作。本人认为在现职工作岗位上还能勉强坚持下去，不过头脑简单，工作办法少，做不出显著的成绩，畏难情绪是有的。特别是调出初期，工作摸不着头绪，区委书记、区长均外出学习，工作难以全面铺开，思想苦闷，又吐了血，便向困难低头了，通过电话向组织要求参加学习。在这次军衔鉴定中，想想自己的前途有些悲观，认为部队要正规化现代化了，自己没文化，能力差，工作干不了，怎么够得上一个国防干部的资格呢？将来还不是会被淘汰？对个人的问题考虑太多。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