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江以后,6月即由杭州开往温州,中途又接受解放象山、定海任务,由于在行军中情况几度变化,经宁波到天台反复三次,拖来拉去,对组织就不满意了。认为只有首长们有办法,骑马行军,苦在我们靠两腿爬山窝,对革命的厌倦情绪也开始萌芽,怕艰苦,图享受。在杭州买了一条花布被面,不仅在排里作检讨,全连队还对我进行批判,说我不是革命思想。随着形势发展,工作范围也日渐扩大,从提升副连长起,连队管理教育以我为主,思想压力很大,认为自己文化低、能力弱、办法少、担子重,连课程都担任不了。特别是从1950年11月由主力部队下放到地方,师首长曾经这样谈:“同志们,你们今后是内防军了,要靠自己白手起家。”果然,到区中队后,老同志少,新战士多,说话听不懂,情况又复杂,自卑情绪不断滋长,认为年纪大了,没有指望回主力部队了,回家组织上是不允许的,只有硬着头皮干下去。由于自卑情绪产生,思想悲观,对革命的厌倦思想忽起忽落,政治上缺乏责任感,使工作受到了一定损失。如1951年8月在浙江第六军分区独立第一营任副营长(营长、政委空缺)驻防温西,由于斗志松懈,缺乏战争观念,海匪登陆时未作战斗准备,致使2个民兵遭受不应有的伤亡,受到分区行政劝告处分。认识到自己思想麻痹,没有尽到应有责任。在“三反”、整党运动中,对我的自卑情绪和对革命厌倦的错误思想倾向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在党报上对我进行了大胆无情的揭露,我也作了较深刻的检讨。1951年11月对婚姻问题也作了批判。总之,这4个多月的运动,对我是有帮助的,思想上得到初步的整顿,认识到自卑心理是错误的。但由于这种心理根深蒂固,加上改正决心不大,一遇困难就会产生悲观情绪。其具体表现:1952年部队整编,上级动员“留强去弱”,我想复员回家,但只有想法和要求,没有因此影响工作。5月,组织上派我护送转业军人去山西,我见到回籍人员有的身体、年龄、才能比自己强,向组织要求复员。经南副政委谈话,说明是根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对我这种不正确的想法作了分析批评。又经自己认真考虑,认识到个人打算是不对的,因此就消除了这个念头。整编任务完成以后,很希望组织调我离职学习一段时间,使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在分配搞人民武装工作的时候,思想上一直有这样的考虑。一年来的人武工作还是比较热情积极的,对农村的基本情况和特点理出了头绪,圆满完成了每一时期组织布置的中心任务,如民兵制、动员参军等工作。本人认为在现职工作岗位上还能勉强坚持下去,不过头脑简单,工作办法少,做不出显著的成绩,畏难情绪是有的。特别是调出初期,工作摸不着头绪,区委书记、区长均外出学习,工作难以全面铺开,思想苦闷,又吐了血,便向困难低头了,通过电话向组织要求参加学习。在这次军衔鉴定中,想想自己的前途有些悲观,认为部队要正规化现代化了,自己没文化,能力差,工作干不了,怎么够得上一个国防干部的资格呢?将来还不是会被淘汰?对个人的问题考虑太多。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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