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锷获释后，我们开了几次会，研究组织抗日武装。这时，虽然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卖国独夫蒋介石制订了一条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地方反动势力顽固派仍然认为我们不合法.极力反对我们组织抗日队伍。此时，厉文礼升任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游击司令，在安丘一带活动。为取得合法名义，孟繁锷通过关系，去厉文礼部领取了一个“山东省第八区抗日别动队第十七大队"的委任状。第十七大队由我任大队长，孟千里任大队副，孟繁锷任政委。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38年1月25日大队在北展街宣告成立。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是大队的直属中队，孟千里兼任中队长;二中队长是高家阳阜的高文然;三中队长是张家河洼一个姓王的。大队要求后两个中队自己去扩军，组织队伍。此后，一中队发展到100多!人;二三中队没有组织起来。
日本侵略军进入黄河北岸，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指挥韩复渠一枪未放，把山东3500万人民抛给日本侵略者，带领他的5万大军逃到河南。我们趁机拉队伍，扩充力量和日本帝国主义打游击。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各种反动组织和县区乡政权仍然压迫人民，破坏抗日。他们打出蒋介石提出的政府统一、军队统一的口号，对抗日别动队处处限制破坏。国民党昌乐县长王金岳逃出昌乐城，把张天佐、荣光治、孟庆华指挥的武装编为三个大队，还建起了区中队和乡分队。他们人枪马全，随便筹粮筹款，把我们抗日别动队十七大队视为不合法。我们十七大队按红军办法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一无饷银，二无薪金和人民同甘共苦，老百姓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团结发动群众，实行艰苦抗战。群众只看到我们吃粗饭穿破衣，缺乏真正的了解，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多方造谣破坏，制造摩擦，我们的队伍发展很慢。有一次，我回厉文礼的司令部要弹药枪支和粮食，他们给写了信，让我们到王金岳那里领。我和孟祥林到鄌郚街见了王金岳，他说得很好，你们别动队的防地必须在最前线，你们的给养由县政府统筹解决，保证供应，答应给粮给款，但之后粮款皆不见。我们的队伍先后在北展、孟家淳于、赵家淳子和大柳树以南的地方活动，自筹给养，开支的经费分文没有。地主豪绅顽固派勾结在-起，处处破坏我们活动，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1937年农历除夕，我们把队伍开到花园，这里是抗日前线。在董良君家里刚吃过晚饭，日本鬼子从潍县城出动，进驻了大柳树。我们研究了一下，敌强我弱，打进去不能取胜，就决定打一场扰乱战。我们部队分成两个战斗组，分别在大柳树东岭上和村西南放枪鸣炮，整宿扰乱敌人。敌人不知虚实，未敢出村。但我们枪炮齐发，消耗弹药不少。战斗结束，当夜我们把队伍开到孟家淳于，同志们风趣地说，过了一个战斗的春节。
春节之后，日寇进驻乔官街。淳于乡的顽固分子乡长赵信增、乡队副路九、保长孟兆岳向各村要款要粮，要鸡猪蛋菜，送给日寇，进行资敌。我们获悉后，孟千里带领几个同志到孟广秀家击毙孟兆岳，击伤赵信增，打击了地方投降派的气焰，解除了群众的负担，做到了囚敌于据点之内。其后，地方投降派顽固分子对我们十七大队更加仇视，百般破坏，合作抗日完全破裂。十七大队在原防地难以驻足，只得移防别处。这时，刘汉三已在鄌郚拉起抗日别动队第三十三大队，我们把队伍带到刘汉三处，与第三十三大队一起增强力量，共同抗日，继续扩军备战，建立和日寇打游击战的根据地。蒋介石的地方顽固派张天佐借口刘汉三手下有几个土匪，影响很坏，对第三十三大队百般刁难。我们两支抗日力量合并在一起，张天佐感到于己不利，于是暗派奸细，明施压力，千方百计要搞垮这支群众抗日武装。此时，原国民党昌乐县长王金岳已经逃走，国民党委任张天佐任县长兼第四区总队长。张天佐和地主豪绅地痞流氓结合在一起，统治了昌乐。
这时，我们得悉党在潍县拉起八路军鲁东游击队七支队二大队，共产党员何凤池任大队长。我与孟繁锷、秦立峰、高文然、王洪福便去七支二大队，计划把抗日别动队十七大队拉到七支二大队合编。计划确定后，我回昌乐做动员工作，没等回到昌乐，部队就出了问题。张天佐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密谋策划消灭抗日别动队这支抗日队伍，于3月末突然以"点名发饷"为名，要刘汉三把抗日别动队全部集中到北展小学。张天佐命令他的第四区总队包围了北展小学，亲自出面点名，然后下令收缴了抗日别动队员的枪支。刘汉三当场被扣，七个反抗缴枪的抗日战士当场被杀。刘汉三手下的张思昌早有警惕，用隐藏于衣袖当中的手枪向张天佐开枪，没有打中，但打死了他的卫队长于介成，逃出来的同志有的回了家，有的到潍县参加了七支二大队。此后，在昌乐组织群众抗日武装被视为非法。张天佐与地主豪绅、汉奸投降派勾结形成一股反动势力，他们奉行蒋介石的卖国的曲线救国论，暗中投降日寇，把持了昌乐地区。
（来源：赵西林回忆解放前昌乐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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