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党小组和中共潍县县委之间，完全靠着政治交通员姜公璞来联系。县委委员王全斌也常到昌乐巡视工作。姜公璞是潍县大寨人，虽出身地主家庭，但干革命立场坚定，有胆有识，工作积极，不怕牺牲。他对党忠实可靠，总能勇敢机智地去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他父亲很顽固反动，得知他参加革命后，便到潍县官府去告发。当时潍县反动政府曾张贴布告，画出肖像，悬赏捉拿他。从此，他便与家庭决裂，脱离了父子关系，成为两个阶级的对立关系。他经常住在赵家淳于，杨家淳于及北李家河，一心投靠革命，出色地完成了政治交通员任务，向我们及时传达了县委的指示，我们本着县委的指示，结合昌乐的实际情况，研究布置开展工作。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和建党工作的发展，1928年上半年，我们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在昌乐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昌乐中心区委。其领导成员是:孟繁锷、尹志刚、刘存山和我，由孟繁锷任区委书记。我们仍受中共潍县县委领导。区委的主要任务是：在昌乐发展党的组织，有党员3人以上的村建立村支部，领导农民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土豪劣绅剥削压迫，反对军阀战争，教育农民用拖、抗、罢的办法，反对官府加在农民身上的财政经济负担和壮丁训练。
为了掩护党的活动，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党的领导同志和党员都必须有个合法的公开的社会职业。孟繁锷经过多方争取，获国民党县政府批准，在北展街建立了一所小学，并担任校长。这是昌乐城外惟一的一所高小。我开了个“华兴成”油房。我们利用这些合法的社会职业，掩护来往同志和聚会，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我们曾采取多种形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例如组织贫农积极分子，特别是进步青年上夜校。通过这些合法的组织形式宣传共产主义、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党的主张，联系党外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要求。再如利用社会上流行的“当会”办法，搞“经互会”等一些群众性自发组织，以利党员聚会，团结群众开展党的工作。参加"经互会"活动的都是经过选择的、有觉悟的贫雇农和进步青年。通过这些合法群众组织，秘密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对那些觉悟高、有入党要求、具备入党条件的，就吸收入党，对一些不具备入党条件的，吸收他们参加共青团，扩大党的外围组织，不够共青团员条件的，就作为党外同情者。
1928年，朱德同志领导南昌起义，部队到井岗山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全国的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工农红军的壮大，苏区的扩大巩固，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对我们的革命发展极为有利。1930年，在中央身居要职的李立三同志推行一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只看到新军阀爆发战争，我们的红军发展、苏区的扩大巩固、白区工作的恢复和发展，而不承认敌强我弱，主观地要红军攻打城市，要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革命一轰而起，影响了全国革命的发展。1931年王明取得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使我党遭受了重大损失。“为了更有利地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战，苏区红军必须要有飞机，因此，应在党员中发动捐款买飞机。”我们昌乐地区党组织为了响应这一号，便在短期内募集了120块现大洋，派政治交通员姜公璞，秦立峰带款往潍县县委去送。谁知他们从我家走后，行至隋姑山，姜公璞被吴家庄一个姓刘的坏蛋开枪打死在隋姑山下。他身上带的捐款也全被劫去。姜公璞同志的牺牲，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李立三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我们昌乐党组织也有影响。为了准备组织武装起义，我们昌乐中心区委于1930年又吸收了一位具有丰富武装斗争经验的老同志刘焕彩。他是昌乐东耿安人，与孟繁锷是亲戚。他原在冯玉祥部下当团长时人了党，后因暴露身份才不得不跑回家来。经过党组织对他了解审查，吸收他参加了中心区委的领导。这个同志很有活动能力，并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了掩护党的地下活动，他在本村东耿安开了个“旭日烟社”，做土制烟卷。烟卷的牌子叫"旭日”，意思是旭日东升满地红，即未来的中国是红色政权满天下，把我们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来源：赵西林回忆解放前昌乐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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