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银行办公室，也是我与毛泽民同志的住处，我让警卫员打了一个客饭，饭菜一端到桌子上，我眉头一皱又犯起愁来：第一次欢迎这位刚从苏联回来的老同志，仍是吃我们红军常吃的红米饭加酸菜辣椒汤，这菜只有点盐巴调味，连点油星也没有，林老吃得惯吗?我明知不管是招待什么客人，伙房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但心里还是很过意不去。林老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很幽默地说：“我的肚子可饿啦，回到家了，你讲客气，我可不客气哕。”说着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我见他真的吃得很香，也就放心了。他边吃还边夸奖：“菜做得不错，很好吃，里面有辣子，很合我的湖南口味。”这顿饭，他还真吃了不少呢。在吃饭中，我简单地向他叙谈了我和毛泽民同志的情况，他关心地问：泽民同志为什么没有回来吃饭呢?我告诉他，泽民同志(即毛泽民同志，当时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家银行行长兼钨矿总公司经理)去筹建小陇钨矿去了，过两天就要回来。
吃罢饭，休息了一会儿，我就陪他到毛泽东同志住地。正巧，朱老总也在，他们一见面，不用我介绍，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热情地互相问好，接着主席把贺子珍同志向林老作了介绍。
从谈话中我了解到，原来他们还真是早就相识的老战友呢。毛主席和林老早在湖南就很熟悉，北伐前夕，又在广州一块工作过。朱总和林老是北伐时在武昌认识的，那时林老曾是北伐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北伐军一九二六年攻下武昌，林老在那里停留过，这时，朱总从四川回到武昌，他们在武昌见过面，南昌起义前后，也在一起工作过。他们的谈话内容，很快就回到了中央根据地的情况上，这时，我和子珍领着她的小毛毛到一边去了。
他们谈了很久，临走时，毛主席和朱总又把我找去，要我给林老找个地方住下来，先休息几天，在周围看看，了解了解情况。出来时，林老非常高兴，边走边对我讲：“泽东和朱总给我讲了很多，特别是泽东，给我全面地介绍了中央根据地的情况。根据地建立起来真不容易啊!我们现在要积极努力抓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支援前线红军，把敌人对我们‘围剿’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底程度。”
当时，根据地的经济非常困难，红军的粮食供给严重不足，军民日用必需品如食盐、棉布等奇缺，在财政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林老被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经济部部长，一九三三年八月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为了扭转困难局面，林老满腔热忱地协助毛主席投入到查田运动，恢复和发展造纸、木材、夏布、钨矿等生产事业和商业贸易工作中去，经常见他手拄拐棍，脚穿草鞋，头戴斗笠，走东乡，串西村，累得满头大汗，双脚打起血泡，但从没有听到他为此叹息叫一声苦。每天，他不是伏案批改文件、起草报告，就是深入到农村向各方面人士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工作。工作中，林老对同志对群众总是十分关心和爱护，不管是遇到老人还是年轻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都能马上谈得很热乎，有时遇上儿童团员，也要拉住谈上一会儿。他吃住总是在老百姓家里，不知道的人，完全想不到他是中央政府的一位部长，倒把他看成是一个朴实淳厚的乡村教师。
林老就是以他那朴实热情的工作作风，从工人、农民、商人、红军战士那里调查了大量材料，特别是调查研究了红军筹粮、运粮、贮粮和供粮的情况，并综合了其他同志的意见，弄清了红军缺粮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级组织没有普遍建立粮食合作社和贮存粮食的仓库，以致不能很好调节多贮存的粮食供给红军，使一些富农、奸商有机会倒卖粮食。根据这些情况，林老亲自起草文件，建议中央政府指导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发布了不少训令和通知，他在《关于倡办粮食合作社与建造仓库问题》一文中，强调各地必须尽快建立粮食仓库。根据他的意见，各地的粮仓很快普遍建立起来了，管理粮食的制度也比原来健全了。
要发展经济，开辟财源，搞好贸易，除了有正确的方针以外，还必须有大量懂得经济工作的干部来承担这些工作。然而，当时的中央政府，从诞生的那天算起，不过才两年，经济工作人员相当缺乏。为了培养干部，以适应各方面工作的需要，经毛主席和林老等人及中央政府许多同志的积极努力，创办起来一所学校，这就是“苏维埃大学”。学校由五位同志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毛主席任校长，林老是委员之一。
这个时期，林老兼职多，工作重，夜深人静了，他屋里的小油灯还亮着，透过窗户，常常能看到伏案工作的林老，是那么聚精会神，毫无倦色。可一到白天，我们经常见他抱着一些书和本子，匆匆朝大学走去。一天晚上，我给林老去送报表，关心地问：“您为什么老熬夜呢?可要注意身体呀!”林老指指桌旁的一堆材料和桌上一份正在写的东西说：“我在大学有课，白天工作很忙，备课的事，只好挤在夜里的时间来做了。”我这才明白，原来林老抱着书本匆匆赶去大学，是去讲课的。
林老的主要工作在财政部，中央政府银行是财政部的一个重要单位。林老对银行的工作抓得既紧又细，他要求我们银行，把每天的收支情况表送一份给他。我那时不仅在中央政府机关负责一部分支部工作，还是银行金库的会计。我们住的地方与林老院靠院，报表由我每天晚上送去，林老每次收到报表都要认真仔细地查看每一个数据，好多数据他随时都可以背出来。记得有一次，林老查看完表后，用算盘算了几下，侧过身来叫我：“希均同志，累计数错了。”我一算，可不是嘛，末尾的两位数字写颠倒了。这一差错，在总数上虽然误差不大，但林老还是认真地对我说：“虽然总数误差是不大，但你回去以后一定要把其他报表都改过来，还要给填表的这位同志讲讲，我们搞财务工作，一定要认真、细心，半点也不能马虎，误差一分一厘也不行。”林老的批评，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就是在这样的百忙之中，星期六的义务劳动和机关干部的菜园劳动，林老都从来没有耽误过，总是积极参加。干起活来，我们这些女同志哪是他的对手啊!他干农活那个熟练劲，有谁能看出他是一个多年读书出身的人呢?在一次上山砍柴的劳动中，林老竞跟几位小伙子挑了战，只见他挥动砍刀一个劲地砍，手被荆棘刺了好些血道，大颗大颗的汗珠从脸上直往下淌，但他全然不顾，结果在往回走的时候，因他砍的柴太多，自己拿不走，还是那几位应战的小伙子每人帮助分着背一些，林老才把砍下的柴火背了回来。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民主政府代表大会，林老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四五月，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打得非常艰苦，眼看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损失惨重，财政经济也更加困难。当时，根据地现金枯竭，光洋(银圆)在市场自由流通，因而大量流人白区，加上地富分子和奸商造谣惑众，投机倒把，使纸币的信誉大大降低，红军的粮食供给和其他给养也更加困难。这些经济上的连锁反应，需要财政部门尽快解决。林老一方面率领财政部全体人员，密切配合粮食部，为筹粮借谷二十四万担而斗争；另一方面，为克服现金枯竭，提高纸币信誉，发动群众，集思广益，提出了一些积极有效的办法，“开源节流、双管齐下”，就是当时响亮的财政口号。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广开财源，节支节约的运动，在根据地掀起了高潮，很快完成了中央政府提出的在四个月内节省八十万元的指标。在这些工作中，林老对财政开支亲自掌握，严格把关，大大削减和压缩了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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