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南平人生地不熟，干警少，又缺乏新区工作经验，加之语言不通，敌情复杂，特别是武装土匪多，社会极不安定。当时，南平地区土匪很多，仅尤溪县就有土匪5000余人，将乐、泰宁、建宁三县有土匪3000多人，其他各县也都有零散的几股土匪。这些土匪多数是国民党匪军的残兵败将，是国民党军撤退时“应变”部署的。他们不甘心失败的命运，勾结当地土匪恶霸势力垂死挣扎，到处骚扰破坏，奸淫妇女，抢劫民财，甚至袭击包围我区，乡公所，残杀干部、群众。1950年就有三个区公所干部被杀害，五名公安干警在剿匪斗争中英勇牺牲。土匪气焰十分嚣张，当时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叫做我们的游击队下山了，土匪上山了；我们占点、线，住炮楼，土匪则盘距广大农村。面对上述情况，公安工作从何抓起？怎么争取斗争的主动权？是个大问题。在我记忆中，当时除了首先抓接管，抓反动党、团、特登记，抓城市户籍管理，建立特行（主要是旅客店和刻字业）管理制度，抓公安队伍建设，吸收培训新的干警外，作为公安机关的最大任务就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配合部队剿匪，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侦破地下匪特和反动会道门案件，保卫反霸土改斗争的顺利进行，支援抗美援朝斗争。
经过三年的紧张斗争，南平专区九个县共消灭土匪近万人，侦破了一大批地下匪特案件和反动会道门案件，大张旗鼓的镇压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和恶霸势力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杀了一批，关了一批、管了一批。其中土匪团以上骨干和民愤极大的恶霸占多数。发动了群众，完成了土改，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生产，建立了乡、村政权，村农会和民兵、治保组织。群众真正翻身，开始当家作主。为下一步工作打了良好基础。
四、党的领导是胜利的保证
面对当时那样困难的工作条件、复杂的社治安形势和繁重的对敌斗争任务，为什么能在短短三年内取得那样大的胜利，争取到工作的主动权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根据党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在地、县委统一领导下，开展了剿匪，镇反、反霸土改三大运动。在工作中贯彻了党委领导、群众路线、专门工作和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方针、路线，实施了镇压与宽大相合，“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并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和有战斗力的公安队伍。南平专区的公安工作，特别是剿匪、镇反等重大措施，都是根据党中央、省委的统一部署，在地委、县委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就拿镇反运动来说，我每次到省公安厅开会，当时的省委书记张鼎丞同志都要亲自到会讲话作指示，给我印象最深的他每次讲话都十分强调两点：一是要放手发动和依靠群众；二是要严格按政策办事，做到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他多次讲，判轻判重可以改，杀错了人，人头一落地，就不好改了。我每次开会回来，就马上向地委领导汇报并立即研究贯彻措施，经地委同意后召开县公安局长会议贯彻落实。每次召开县公安局长会议，地委书记贾久民或专员侯国英都要听汇报并到会讲话。县公安局长开完会回去后马上向县委汇报，并召开会议具体贯彻。真正做到了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威力无比。在我记忆中，抓住的几个土匪头子（如顺昌县抓住的“闽北反共救国军”司令全樟林等），都是群众提供线索，并引路活捉的。这一段历史经验再一次证明，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只要听党的话，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的支持，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否则，将一事无成。我觉得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那时的工作作风。真是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上下级之间和部门之间没有什么扯皮和不协调现象，当时的公安处只设秘书、政保、治安三个科，干部不到30人，各县公安局干部（不含公安队）也只有30人左右。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能完成如此艰巨任务，没有党的坚强的领导，没有各部门和群众的支持，没有一种革命精神和上述优良作风，是不可想象的。1952年4月我被提任副专员兼公安处长。从1949年8月至1952年7月我调华东公安部工作，我在南平工作了整整3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3年，也是对我锻炼最大，收获最多的3年。所以，我一直把南平作为自己的第三故乡（我的第二故乡是太行区）。虽然我离开南平至今已四十多年了，但思想感情上一直没有离开，我还经常关心着那里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公安工作的发展变化。思念着长眠在那里的阶级兄弟和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以及仍在第一线战斗的同志们。来自：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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