蠢猪一样的广西军阀，在我们胜利突围之后，便纷纷去堵住百色的去路，以阻止我们与红七军会合。另一方面，则利用靖西、镇边两县山高路险、行军困难的特点，企图以地主、民团、土匪武装把守口子、看住山头，来围困我们，同时施展他们威胁人民的卑鄙手段，强迫群众实行空室清野，使我们得不到吃，得不到休息，找不到人带路，来疲劳我们。我们不能直接到百色，便绕道云南边境，经过富宁以东地区，再转回右江。
这里是一片高原，站在山头上东望龙州，正如坐在飞机上俯视地面，不管山高水低，都在脚底下打转转。这一带山上住着兄弟民族倮倮，他们在反动派的威胁欺骗下，不了解红军，拿着武器站在山头要道上，阻挡我们的去路，从远方望去，俨然是千军万马，业已进入阵地，一派将与我们为难之势。我们虽然必须过路，但决不能去进攻受欺骗的民族弟兄。我们只好兜了很大的圈子，绕过他们的正面，从他们的后方绕行。原来倮倮聚族而居，几千家集聚一个寨子，这正有利于我们进行宣传，他们也亲眼看见了红军的纪律，看到红军都是好人，并不像反动派讲的那么可怕，便自动地把那些拿着武器在山头上的子弟叫回来，并为红军筹备给养，让出房子。临走，他们详细地告诉红军道路的情况，但他们拒绝派人带路，这是因为云南军阀颁发了许多“斩”条，其中有“通匪者斩!”“为匪报信带路者斩!”等等条文，他们害怕。
我们沿着一溜山脉由南向北前进，有时越过山顶，有时爬过山腰，有时穿过山谷，山外有山，一个比一个高，令人感慨中国之大而山之多。一天走着，忽然发现在我们后面，也有一支队伍和我们一样由南向北行军。“这是敌人!”大家一望就知道了。敌人和我们相隔只半天的路，有时我们在北山，他们在南山，彼此相望不过一千米，他们的兵力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大约是一个加强团，后面是否还有后续部队就不知道了。而我们的兵力，敌人也看得很清楚，大概多少枪支也能数得清楚的。现在是云南的军阀跟上我们了。
这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截获到一封鸡毛信，得知云南的反动派企图在剥隘附近和我们作战，并动员了剥隘地方的军民来堵击我们。我们当夜来了个急行军，一夜走过一百二十里，拂晓在敌人完成准备之前就已进驻剥隘。市内警备武装百余人，当即四散逃跑，未敢应敌。我们细看剥隘地形，形势确实险要，如敌人早有准备，我们是无法通过的。
剥隘是滇桂交通的主要通路，两省土产交流的必经之地，因而商业发达，是我们从龙州出发三个多月以来，第一次遇到的一个大地方。我们突然进驻，商民均很镇静，没有惊逃现象。他们看到红军公买公卖很感动，一律照常营业。
商人们善于奉承军队，准确一点说，他们是被军阀土匪的鞭子抽痛了，养成了一种顺从的习惯，惯会看颜色。他们自动地慰劳了红军酒肉，解决了红军的给养，还筹备了一部分鞋袜内衣，这在我们当时是十分急需的东西，无异于雪里送炭。我们还希望解决一点经费，他们最后又送给红军一笔现款，指战员得以每人发零用费三元。在这里休息了三天，睡好了觉，吃饱了饭，我们便整队回广西，沿右江左岸进发。
在途中打听到百色已被敌人占领，七军主力也不知去向，会合七军的企图暂时又落了空。我们便决定去到东兰、凤山韦拔群同志的根据地去进行休整。
这里虽然是山地，但道路却较平坦，沿途有村庄，有居民。这天，我们行军到乐里地方(即现在的田林)，误入了反革命的圈套。
敌人发现我们到处问路，沿途需要找人带路，就化装成一个带路人，企图把我们引入绝地，一举歼灭我们。原来我们从剥隘出发后，广西军阀就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一直尾随我们前进，当我们到达乐里时，便在乐里以南十余里处宿营。这个带路人就是这些敌人派遣的。当时我们没有警惕，也不知道屁股后头有追兵。
第二天，这个带路人把我们领到一个十分险恶的地方宿营，故意拖到夜深才把我们带到宿营地，到达后不久，带路人便逃跑了。村里的群众也跑得精光，粮食及一切生活用具搬得精光。我们如同进入一座空山古庙，不，是进入了敌人已经选择好的战场，进入了包围圈。
拂晓，战斗开始了，敌人集中火力从我们的来路攻击。我部一个警戒班开始后撤，加上一个排去，还不行，再加上一个连，才把敌人堵住。这里是几里路长的隘道，我们不容易打出去，敌人也不容易攻进来。
仔细察看地形，发现我们处在一个狭小的山谷里，四周都是高山，山下是一片约为宽半公里、长一公里半大小的水田，一道小河从当中流过，沿着我们的来路流出。现在四周高山上都是敌人，听枪声，土枪土炮多，虽然肯定是民团，但山上到处都有滚木磕石，由山顶滚到山脚，使人接近不得。我们的队伍，暴露在敌人面前，摆不开，找不着阵地。
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军家的名言，我们现在正是在死中求生了。战斗的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堵住来路不让敌人突破，这里是敌人的主攻方向，这任务以一个营担负；一个是突破一个缺口，这任务以另一个营担任。两个营的战斗情绪十分高涨，决心誓死完成任务。
敌人一直到我们占领山口、控制高地、找到了出路的时候，才突人我们的阵地，占领村庄。此时天已将黑，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但敌人仍然不断组织对我们追击。
我们一方面收容失散的人员，一方面力图摆脱敌人的追击，不顾疲劳地连夜行军。哪知道这里是1片乱山，山越爬越高，路越走越小，小到人马不能通过。这夜，天气突变，雷电之后，一阵狂风暴雨，行动不得，人马尽湿，只能站在或坐在车边道上等待天明，一夜不过行军十多里。第二天再走，除了山上有少数民团土匪打冷枪扰乱，给我们造成一些伤亡外，没有发生大的战斗。追击我们的敌人，可能也迷失了方向。白天天气暴热，入夜又是狂风暴雨，行动不得。仔细查看，队伍还停在昨天迷路的原地方。原来我们是在“盘陀路”上打转转。在山里，找不到一个当地人问路，又不知道哪里有出口，第三天还是盲目地乱打转。
几天没有开火，干粮已经吃光了，肚子饿得慌，大家一边走，一边就在山边寻找野杨梅吃。在树林里，突然发现了一个脖子上挂红带子的人。大家都说：“这一定是红七军派来联络的，快把他请来!”但这人见人靠拢就跑，请不来。最后还是派人把他围住，才抓来了。大家高兴极了：“不管是什么人，他总识得‘盘陀路’，把我们带出去就行。”但是这人，始终不说一句话，你讲他不听，是与不是，既不摇头，也不点头，脸上没有一点表情的反应。我们的好话都讲尽了，毫无所得，只好带着他走。走到一条单边山路上，他猛地一头栽下去，一直滚到山底下就跑了。有人说，这一定是敌人的侦探；有人说，这可能是个傻瓜；也有人说，还是来联络的自己人可能性大，他看见我们的服装不对(有很多原五大队的旧军装)，可能还有暗号，我们也不知道，因而不敢接话。这里是红白交界区，敌人经常冒充红军骗他们，是不能马虎的。究竟是什么人，以后也无法查证。走出“盘陀路”，还得依靠我们自己的两条腿，摸索前进。
我们在这座深山里整整转了两三夜，直到第四天的早晨，我们才转出山口来。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走了一程，发现离我们原来突围的地方还不远，还能听到盘陀路那里的枪声，这是失掉联络的人员还在那里英勇地抵抗敌人的搜捕。
到东兰凤山的道路是红白交界的区域，是白军封锁的道路，我们现在无力突破这一条封锁。于是找到一条通往百乐的道路，那里是黔桂边境，我们准备到那里去休整。
这次战斗，是纵队成立以来第一次失利的战斗，伤亡失踪三百余人，政治部主任潘裕明同志在战斗中负伤掉队，估计也牺牲了。
敌人仍未放松对我们的追击，我们在百乐休整之后，即横渡南盘江，就在南北盘江这个走廊上进行游击活动。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土匪盗贼很多。这些土匪以及当地反动武装向来畏惧与红军作战，加上他们把乐里的突围战斗看成为奇迹，说广西军阀几个团都没有消灭这支几百人的部队，这就必不简单。这样他们对我们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我们在这里平安地度过几个月。
时间过得很快，正是秋高马肥、待命出征的时节，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自远方传来。原来远离根据地、挺入贵州东南地区游击的红七军已回到右江。我们正在准备行装待发的时候，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等同志的指示就来到了，要我们立即渡过南盘江，向指定的地点天峨县属地区进发。得到这一指示，我们都高兴坏了。一边走，一边谈，就是躺下休息也在议论：“我们这样一支红军队伍，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刚一诞生，基本的政治组织未建立，就失掉了八军党的领导，正像一个新生的孤儿，既无父母，又无兄弟，怎样和四周的恶魔作斗争?我们转战七千里，经过七个多月的斗争，现在终于就要见到红七军了!我们不是孤儿了!我们重新找到党了!”人人陶醉在这样一个胜利的情境里，忘记了行军的疲劳。
这天，我们正在行军，前面一支队伍，挡住去路，经警戒查明，正是红七军的队伍!忽然，前面到了一个骑马的指挥员，他从马上迅速跳下来，十分高兴地向大家招手，叫队伍过去，原来他就是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同志，他一听到前哨的报告就赶过来了。大家看见军长高兴极了，简直想一齐拥将上去，把军长拥抱起来，但按照中国军人的习惯不好这样做。大家抑制着火热的情绪，饱含热泪，照常整理服装，戴好军帽，排好队伍，迈着正步，从他面前走过。
我们红八军第一纵队终于和红七军胜利会合了!红八军第一纵队从此编入红七军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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