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O年春天，我们红六军政治部驻在江西省万载县一个土豪家里。一天，秘书长郭实秋同志正在同我谈话，忽然站起来，向走进来的一个军人敬礼，满面笑容地说：“军长来啦!有什么事吗?”我也赶紧站起来，把板凳让给军长坐。
军长和郭秘书长谈话结束时，在膝盖上用钢笔写了一张条子，交给秘书长。然后，军长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问郭秘书长：“他是谁呀?”秘书长说：“他叫杜平，是个青年学生，主动来参加红军的，在宣传科当科员。”
军长亲切地对我说：“你主动来当红军，很好。红军是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生活很艰苦。你怕不怕苦?怕不怕死啊?”“我也是苦出身，什么苦都能吃!怕死就不当红军!”“好!好!”军长笑着连连点头。这是我第一次和黄军长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军政治部工作时间长了，和军长接触多了，我才知道黄军长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军长。对同志热情，对部属关心，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他一贯的思想和作风。我亲眼看到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经常看到他有马不骑，和大家一起跋山涉水；看到他和驻地群众又说又笑，亲如一家。
一九三O年九月中旬，红军第二次打长沙以后，我们红三军占领了湖南东部的醴陵，并就地发动群众，建党建政，扩红筹款。
一天上午，我在醴陵县城渌江桥东边的状元洲上召开群众大会。状元洲四面环水，是由江水冲击而成的一块沙洲，我们会场就在洲中心的一块平地上。这一次到会的群众特别多，城里的、乡下的，足足有万把人。我见人到得差不多了，就站在一个台子上讲开了。我讲了穷人要翻身，就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道理，号召大家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又讲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内部官兵平等，号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接着，当场分发了从土豪劣绅家里没收来的浮财。然后，我宣布散会。奇怪得很，人们竟不离开会场。人群中议论纷纷，也听不清在讲些什么。忽然，有人高喊：“我们要见黄公略军长!”“我们要见黄公略军长!”成千上万的人跟着呼喊起来，喊声彼落此起，经久不息。这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我想军长的时间很紧，常常忙到深夜，而且醴陵一直是白色区域，我军刚刚进城，社会情况还很复杂，万一出了差错怎么办?因此，我就向大家解释说：“黄公略军长的工作很忙，暂时不能见大家。我一定把大家的要求转告给他，请他有空的时候给大家讲话。现在请大家回去吧!”可是，无论我怎样解释，群众就是不走。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对大家说：“请大家稍等一下，我去看看军长在不在。”人们自动地给我闪开了一条通道。
我一路小跑，赶到军部。军长正在伏案疾书，好像在起草什么文件。我简要地汇报了情况，并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军长听后，立即收拾桌上的文件，果断地说：“我去!和群众见见面好，不必担心!”当我随军长来到会场的时候，人们正翘首盼望。我们从人群中朝前挤，不断有人询问：“这就是黄公略军长吗?”又有人说：“不像，黄公略军长不会是这个样子!”我不敢回答群众的问话，一直到了台上，才高声宣布：“这就是黄公略军长!现在请他讲话!”嘈杂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千万双眼睛望着黄公略军长。军长有些激动，他操着很重的湖南湘乡口音说：“乡亲们!我黄公略没什么好看的。我一个人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根钉子……穷人要过上好日子，只有靠自己，靠你们大家，靠全中国的老百姓。现在许多地方的老百姓都起来革命了，全国已经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这些地方的老百姓，已经当家做主过好日子了。你们大家也要起来斗争，和恶霸地主斗，和土豪劣绅斗，和湖南的何键斗。我们全国的老百姓都抱成一个团，就一定能够斗垮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
黄公略军长讲了半个多小时。开始，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人们的神情是专注的、严肃的。听着，听着，会场上出现了一张张笑脸，气氛活跃起来。到军长结束讲话的时候，听众的情绪达到了高潮，掌声、笑声、口号声交织在一起，那种高兴的劲儿真是难以形容。
一九三一年八月上中旬，正是第三次反“围剿”最紧张的阶段，在红军西临赣江，东、南、北三方面受敌的危急形势下，方面军总部出敌不意，指挥我军接连取得了莲塘、良村、黄陂战斗的胜利。在黄陂歼敌毛炳文第八师的战斗中，我们缴获了敌师部的几个草绿色的铁皮箱子，里面都是医疗器材和药品，其中有两箱还是当时极为难得的针剂。那时，我在军医处当政治委员。我把运输这些箱子的任务交给了处里的段副官。因为处里原有的挑夫都已挑了一副担子，段副官就在当地临时雇了几个民夫来挑新缴获的药箱。
那天，我军急于转移战场，部队连夜在沟壑之中的小路上疾进，一夜没有歇脚。第二天早晨，部队驻下来休息。我一查，发现少了一担箱子，那些装镊子等外科手术器具的箱子都没少，偏偏少了一担针剂。我顿时急了起来，找段副官追查此事。他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吓得头上直冒汗。我们估计那个民夫是在途中趁黑溜走了，考虑到当时敌情、地形和时间诸方面的情况，顺着来路去追查已经不可能了。我只好硬着头皮跑到军部，向军长如实汇报。
军长一听针剂丢了，习惯地背着双手，在房子里踱了几步，严厉地说：“你们怎么搞的?把我们奇缺的针剂丢掉了。我给你一担金子，你给我换一担针剂来，它能救治多少伤病员啊!”我担心可能会处分段副官，就检讨说：“这件事，我有责任，出了问题，我应该负责。但段副官确实有实际困难，平时挑夫就不够，新缴的药箱是雇民夫挑的。”军长听完我的解释，火气消了。正巧，警卫员端着一盘青辣椒和一碗米饭走进来，说：“军长，开饭啦!”黄军长便以和缓的口吻说：“杜平，这件事虽然是在紧急情况下发生的，你们又缺挑夫，当然有困难。但是，如果换个自己的挑夫挑，也不至于丢失吧!你要从这件事中很好地吸取教训。我们是领导同志啊，什么事都不能掉以轻心，要过细一点。革命工作，千头万绪，样样都要抓。但是，作为领导干部，首先要抓住重点。譬如这次，丢了贵重的针剂，挑回来的是脓盘、镊子，这就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嘛!你回去吧。”军长的一席话，说得我心悦诚服。这样的批评，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种享受。从此，不论做什么工作，“要过细”、“要抓住重点”，就成了我的座右铭。红三军是一支能打善战的主力部队。
一九三O年八月中旬，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在江西的万载县黄茅下达命令，进攻刚到文家市一带的敌第三纵队司令戴斗垣所部四个团。黄公略军长指挥一、三纵队从文家市后山向敌阵地发起进攻，迅速占领了高升岭、棺材岭敌主阵地，然后从上向下猛打猛冲。我们一纵队司令柯武东是个大个子，手举大刀，亲自带领部队冲锋，但未奏效，柯司令不幸阵亡。
黄公略军长和三纵队司令徐彦刚亲率一、三纵队再次发起冲锋，一举歼灭敌第三纵队三个团又一个营，俘敌千余人，毙敌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缴获长短枪一大批。这是我们红三军和红四军、十二军会师后，在总部直接指挥下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红三军的前身红六军成立于一九三O年一月，由地方武装组建而成的。黄公略军长从红六军成立的那天起，就精心地培育着这支人民的军队。当时，红六军的政治委员陈毅、政治部主任毛泽覃都没有到职，黄公略既是军长，又是军委书记。他既抓军事，又抓政治，花费了很多心血，为红三军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黄公略同志十分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当时，我们宣传科的科长是张兴同志，早年曾在安源煤矿搞过工人运动，是一位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际工作经验，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的优秀共产党员。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宣传科三个人，还办了一张油印小报式的《政治工作简讯》。张兴同志和我负责编辑，傅震东同志负责刻写和油印。每到一个城镇，我都要带一个宣传员，千方百计地搜集白区的报纸。白天行军打仗，一到宿营地就翻阅报纸，把各地红军的活动区域、发展情况、战斗情况等等，编成简讯，登在“小报”上。黄军长对这份“小报”十分关心，几乎每期必看。间隔的时间稍长一点，他就问：“怎么不出简讯了?”我们说：“没有新闻。”军长指示说：“不要光登新闻，凡是对部队有教育意义的材料，都可以登嘛!”从此，我们的“小报”充实了新的内容，更加受到部队的欢迎。黄军长知道我是专门搜集白区报纸的，所以经常派警卫员小高来要报纸。我知道他这个习惯以后，有时搞到新的报纸，就主动送给他看，他很高兴。他还经常运用报纸中的材料，对部队进行形势教育。
在郭秘书长主持军政治部工作期间，黄军长对军队政治工作十分关心。军政治部的重要的政治工作文稿，都要送他审批。他经常对我们的工作作出一些指示，甚至连写标语这样的事都要过问。
有一次，他看到行军路上的标语较少，还有漏字，就及时提醒我，说：“宣传队写的标语，你们要注意检查。”军政治部在部队打长沙回来的路上，办了一期政工干部训练班，一边行军一边讲课，讲党支部工作和连队政治工作，我也参加了这次学习。从萍乡出发到打吉安，沿途共上了四十个小时的课就结业了。黄军长亲自给我们上了一课，他结合自己做党代表时的经验，讲了“支部建在连上”的道理，讲在各种情况下开展党支部工作的方法，使我们深受教育。
一九三O年五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红军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红军的决议案，制订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同年十二月，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转移到黄陂、小布地区，一面隐蔽待机，一面整训部队，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我们红三军驻在刁封一带，整训了半个多月。在此期间，黄军长和参谋长陈奇涵同志一起，以黄埔军校的条令为蓝本，结合红军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实践经验，制定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和《战斗条令))，在红三军中公布执行。根据这些条令，所属各部队普遍进行了整训，使我们红三军的建设大大前进了一步，为红三军更好地担负起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的任务创造了条件。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不久，蒋介石指挥“二十万军重人赣”，对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与此同时，他们加强了所谓的“政治攻势”，派遣特务到根据地破坏捣乱。蒋介石和特务头子康泽精心策划的阴谋之一，就是妄图“招抚”黄公略。他们将黄公略的母亲和妻子软禁在长沙，然后派黄公略的哥哥黄枚庄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和一千五百块大洋，到根据地来找黄公略。
黄枚庄刚踏上根据地，就被警惕的红军战士抓获了。毛泽东总政委说：“这个问题由公略同志自己处理。”黄军长坚信革命必定成功，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请求将黄枚庄处以死刑，并将其口供印发各军，借以教育部队提高革命警惕。根据黄军长的请求，黄枚庄被处以死刑。黄军长大义灭亲的故事，很快就在红三军中传开了。我们军政治部用这件事对全军进行了教育，对坚定大家的革命信念、打击敌人企图从内部瓦解我军的阴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三O年六月组建红军第一路军(后改为第一军团)时，我们红三军那时主要在赣江以西一带活动。总部率红四军，红十二军由汀州向广昌、永丰前进，我们军则由萍乡向永丰开进，准备两军会合后攻取南昌。正是在从汀州到永丰的行军路上，毛泽东同志吟成了“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诗句。
七月下旬，我们红三军和四军、十二军在永丰会师。会师前，在离永丰县城几十里处的一块大草坪上，黄军长集合全军同志讲话，兴高采烈地宣布：“同志们，我们红军就要大会合了!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总部和四军、十二军的同志们，正在永丰城里集结。此后，我们就直接归朱总司令、毛总政委指挥啦!我们红军要打大仗了!会有更大的胜利……”
一九三一年九月上旬，我们红三军在老营盘伏击敌第九师蒋鼎文部。方面军总部和其他部队在高兴圩一带与敌第十九路军主力激战，因敌人占据有利地形，我军兵力不够集中，结果打成对峙。
总部为争取主动，遂令部队于夜间撤出了战斗。当我们在老营盘取得了全歼敌第二十七旅的胜利之后，一时和总部失去了联系。当晚，黄军长命令部队在老营盘南面的吃水坑子一带集结，等待总部的指示。
第二天中午，军部通知我去接受任务。我急急忙忙地赶到军部，黄军长和陈奇涵参谋长正在那里等我。军长焦急地对我说：“杜平，我们和总部失去联系了。你带一个加强连去找总部，把这份报告交给朱总司令、毛总政委。这个文件很重要，你一定要送到!”我看着军长那严肃的神情和信任的目光，深知此行责任重大。
我牵着马，带上部队就出发了。从吃水坑子一直朝南走，一路翻山越岭，个个汗流浃背。第二天早上，在下山的时候，突然发现山下有部队活动，我派一排长带三个战士下山侦察，他们在路上碰到了兄弟部队的通信员小王。小王说：“我们刚转移到这里来。”这才肯定山下的部队是红军。我们立即下山，打听到总部驻在茶园冈和均村一带，就一个劲地向总部走去。
总部终于找到了!一位参谋把我带进去。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正在谈话，我给他们敬了礼，就把信递了过去。朱总司令看完信，高兴地告诉毛总政委：“黄公略打了个胜仗，歼灭蒋鼎文的一个旅!”毛总政委也高兴地笑了，连声说：“好!打得好!”朱总司令叫人带我们去吃饭。饭碗一丢下，参谋就把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回信给了我，叫我亲自交给黄军长。
我们又日夜兼程地赶回到军部。军长一见面就问：“找到总部啦?”我说：“找到了，这是总司令给您的信。”军长高兴地说：“好!你们快去休息吧!”没过多久，我们又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方石岭战斗，全歼敌第五十师及第四军团的炮兵团和一个步兵营。方石岭战斗的胜利，宣告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
一九三一年九月中旬，我们红三军奉命分左右两路纵队向东固方向前进。黄军长随七、八两师组成的右路纵队行动，我们军直机关和第九师组成左路纵队。不料右路纵队在行军途中被敌人飞机发现了。敌机一见目标，就连续投了几枚炸弹。黄公略军长不幸中弹，身负重伤。消息传来，军医处立即派军医赶到东固西南的六渡坳抢救。但是军长终因伤势太重，流血过多，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夜牺牲。
在吉安县的东固，红三军的干部们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大家默默地站在黄军长的灵柩前，最后一次深情地瞻仰这位杰出将领的遗容。然后，把他的忠骨安葬在东固的白云山上。在兴国县莲塘村，方面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了大会，朱总司令等军委首长、方面军各部队的代表和当地群众也参加了。毛泽东同志还撰写了一副挽联，高度评价了年仅三十三岁的黄公略同志：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作者：杜平 《 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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