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佑回忆解放天津的战斗故事

Admin 发表于2016-03-15 18:49:48
我们一纵队接到攻打天津的战斗任务后,大家带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向天津前进。在行军途中,我们度过一九四九年的元旦,迅速到达了天津西的杨柳青镇。天津前线指挥部设在市镇西部,我们纵队部设在市镇中心的几间普通砖房里。
这时,密云、新保安、张家口等地已经解放;中路我军在向平津间攻击前进中夺取了丰台战略物资基地和石景山发电厂,并一度攻入德胜门,完成了对北平守敌的包围,完全切断了平、津守敌的联系;左路军包围了天津,切断了天津、塘沽守敌的联系,打乱了敌人津塘守备区防御体系,封闭了敌人的海上退路。一九四九年的新年,是战斗的新年,也是胜利的新年。这个以年画出名的古老市镇杨柳青,也笼罩在战斗的胜利的气氛里:部队在进行渡河演习;指挥部在紧张地开着党的会议和各种军事会议;刊着新华社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油印报,在人们手里流传着,在墙壁上张贴着……
天津前线指挥部的作战会议上,确定了攻占天津的作战方针和具体部署。
天津东临大海,整个市区被永定、大清、子牙、白河、运河诸水切成许多片段,易守难攻。国民党天津防守司令部早从一九四七年即开始征调大批人力、物力增修城防。城墙上十步一个小碉堡,百步一个大碉堡,大碉堡周围还有许多小碉堡、暗堡,组成子母堡群。各段城墙都有火力支撑点伸出来。护城河外是密集的布雷区,布雷区外是好几道鹿砦、铁丝网、木桩。市区内更是堡垒层层,直达核心区域,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环绕全城,还挖掘了深三米、宽十米、长达五十公里的护城河,并且把护城河外防御前沿五里内的房屋完全烧毁,遍设堡垒群。我军包围天津后,敌人在三元村附近将南运河与护城河沟通,使护城河水经常保持三米深左右,而且每天派人在河上打冰,以防结冻。并在赵各庄、陈塘庄附近堵塞了护城河通入海河的河道,让河水向天津西南广大郊区倾泻,造成一片水淹区。我军天津前线司令部决心打破敌人的放水计划,一面发动当地群众出主意想办法,一面对河水进行了调查研究。终于在南运河上游独流和马厂附近找到了碱河的水闸,把水闸打开,让南运河的水流入碱河,切断了护城河的水源,就这样解决了攻击天津的水患问题。但是河水仍是很深。国民党天津防守司令兼警备司令陈长捷就凭着这所谓“大天津堡垒化”的工事,凭借着深沟高垒,河流障碍,依赖着十个正规师、四个特种兵团及地方部队共十三万守备兵力,不听我军的多次警告,固守顽抗。
这次,我和各师的领导同志,又一次来到前沿。我们在一簇坟堆的中间,摊开地图,对照敌人阵地的情况逐一进行观察研究。大家一致认为:我纵攻击方向的和平门虽被层层叠叠的沙袋封住,还是可以爆破城墙,突入市区的,护城河却是一个大障碍。正说着,突然在我们侧翼的坟堆附近,敌人的母堡里射出机枪子弹。这地方名叫张八坟,是敌人的前沿支撑点。这里也像城防工事一样,除了大小碉堡、暗堡外,周围设有铁丝网、鹿砦和地雷,自成一个独立的防御体系。
我对左翼主攻师——二师师长贺东生说:“总攻前敲掉它,省得它碍手碍脚!”
贺东生是个猛将,喜欢打硬仗,他豪爽地说:“对!一定敲掉它!”
我们仍是对照地图,逐一分配了各部队的攻坚任务。走回我军阵地后,贺东生说:“司令员,天津的防御设置还是很周密的,只是仍然挡不住我们人民解放军的铁拳!”我说:“ 还在于我军作战方针和部署的正确,善于抓住敌人的弱点。”
的确,经过多次前沿侦察以后,我们都进一步地体会到天津前线指挥部作战方针和部署的正确。天津市区是个南北长二十五华里、东西宽十华里的长方形。各种高大建筑物在南部,一般平房在中部,市郊开阔,南部多为水网区。陈长捷把强的部队放在中部和北部,弱的部队放在南部。形成了“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部皆平常”的特点。因此我军决定加强东西两面的攻击力量:以四个纵队从西面和平门和东面民权门突破,东西对进,会师金汤桥,把敌人拦腰截断。这样既能打乱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又能自由将兵力向两翼扩展。天津前线刘亚楼司令员把作战方针概括为:“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我军强大的兵力、炮火,加上坦克的配合,完全能够迅速地全歼天津守敌。敌人当然也预感到即将覆灭的命运,什么花招都使出来了。我们接到通知,说城内要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这天,一伙穿着长袍、戴着大礼帽的人,从天津城内打着白旗走了出来。他们表面上是天津市“参议会”派来的谈判代表,实质上,这是陈长捷施的缓兵之计,并想趁机前来探听我军的虚实。
刘亚楼司令员将计就计,故意在城北接见他们,让他们产生我军攻城指挥部设在城北的错觉。在谈判中,刘亚楼司令员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当面向敌人的谈判代表提出:天津守军应该自动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保证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否则城破之日,将加倍惩罚。并限令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答复。为了迷惑敌人,事后又使用重炮向天津北部进行试射,以野司警卫团从北面进行威力侦察。这一妙计,果然生效,陈长捷误认为我军攻城指挥所在城北,主攻方向也在城北面,就急急忙忙把他的主力一五一师从城中心区调到市北边。这就更便于我军从城市中心拦腰斩断。陈长捷等顽固地拒绝放下武器,我军随即发起总攻。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的第四天——一月十四日,我军开始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
清晨,这座华北滨海城市的上空,像往常一样浓雾弥漫,白茫茫一片。根据几天来摸到的气象规律,浓雾总是在十时左右才消失,所以总攻的时间选定在十时。
纵队指挥部设在和平门外的乱坟堆中间。事先挖好的掩蔽部,上面架着伪装网,网上悬着枯草落叶,不露一点痕迹。从掩蔽部望出去,浓雾随着升起的朝阳逐渐消失。忽然有人喊了一声:“唷,九点三十分了!”
刹那间,数百门大炮一齐怒吼,上千发炮弹呼啸着划空飞过去,倾泻在城墙上、堡垒上、暗堡上。预定的突破口烟尘滚滚,砖石、泥土飞上半空,碉堡、暗堡纷纷倒塌,地雷爆炸,铁丝网飞腾。敌人炮火也被我军炮火压制住,全都变成了哑巴。两架敌机刚飞临我阵地上空,就被高射炮一阵排击,打得它们拖着两股长长的浓烟,坠了下去。
十时整,作战科长便拿着电话听筒向我报告:“两个尖刀连上去了!”
我们尖刀连的战士高举着红旗,向护城河冲去。
这时,谁又在高兴地叫着:“坦克出动了!”
我一看,果然我们几辆坦克嘎嘎地吼叫着,也从阵地纵深冲向了前沿,显得十分威风。 “轰陋—”
突然大地颤抖了一下,气浪向我们卷过来,泥土沙石落在我们头上,炮弹落在离指挥所十几步处,弹片穿过了伪装网。城垣敌人的炮兵阵地都被我们压制住了,炮弹从哪儿来的呢? 一听声响,是敌人纵深的远射程炮打来的。难道是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指挥所吗?参谋们挪动地图和电话机准备换个位置。接着,几十发炮弹猛然落在坦克周围,原来是敌人发现了我们的坦克,拚命想炸毁它。坦克在炮火中不停地越过弹坑向前猛冲。
我通知野司炮群向敌纵深炮兵阵地发炮:“回敬几百发炮弹,谢谢他们的照顾!”
“轰隆,轰颅…”一群群炮弹飞向敌方,掀起了无数烟柱,敌人的纵深炮火也被取消了发言权。
尖刀连和坦克前进到护城河边。护城河,我们曾经为它日夜操心的这一道前进的障碍,竟因我们跟敌人展开放水的斗争,使它出现了奇迹:敌人放一次水,我们堵一次水,结果,流进一层水结一层冰,河面上的冰越冻越厚。人,可以从冰上通过。至于原来大家想出的苇子桥、木船桥以及坦克沉在河中心……这些渡河方法,都不必使用了。护城河的冰面虽然被炮弹炸开大大小小的窟窿,却仍很结实,战士们可以绕过或跳过去。他们有的失脚落在冰窟窿里,有的陷在雪堆烂泥里,但是仍不顾浑身湿淋淋,爬起来又飞奔向前。他们有的剪开了残存的铁丝网;有的爬上了敌人的碉堡;有的爬上了倒塌的城墙。两个尖刀连的战士,一齐拥向和平门突破口。
二师师长贺东生一面向我报告,一面命令师属炮兵向敌纵深延伸射击。接着,他越过护城河跟随战士们前进,直奔突破口,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打退了敌人凶狠的反扑。他不仅当机立断,调整了战斗部署,而且以勇猛的作风,给战士们很大的鼓舞。
这时,前沿的战士们看到尖刀连在城墙上插上了红旗,立刻像潮水一样涌过护城河,涌向突破口。
接着,靠和平门南面,右翼主攻师——一师师长江拥辉向我报告说,该师经过一场艰苦激烈的战斗,也打开了突破口。尖刀连已把红旗高高地插上了城头。在主攻方向发起冲击以后,我们立即命令翼侧师——一五一师猛冲,策应一师作战,保证主攻方向的胜利发展。翼侧师的干部在电话里回答说:“我们前沿两个大碉堡群,还有一个没有拿下来!”从他们说话的语气中,可以体会到他们那儿的战斗极为激烈。
我立即回答说:“只要你们猛攻,咬住不放,就是胜利!”
各部队都向天津城垣发起猛攻。城西两个纵队,城东两个纵队,四只铁拳两面夹击,城南一个纵队也在积极向天津城垣发起攻击。真使敌人左右招架,首尾难顾。
各个突破口都展开了恶战。在和平门城垣两侧的几个突破口,战斗最激烈。敌人被炮弹震昏了,一清醒过来,又从残破的地堡里钻出来,向我军反扑。无比英勇的我军指战员有进无退,在突破口与顽抗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刺刀闪光,杀声震天。市区敌人出动了坦克,被我们的反坦克炮一阵迎头痛击,有的被击毁,有的夹着尾巴逃了回去。突破口里面的开阔地上堆满敌人的尸体和散乱的枪支。离突破口不远的房子里,挤满了俘虏。除了派几个人看守外,部队沿围墙扩大突破口。一师的两个连,连续以手榴弹、刺刀和炸药,攻占了四十多座碉堡,击退敌五次反击。各先头团以迂回、包围动作,经小巷转大街,穿插分割敌人。
中午,纵队指挥所移到张八坟。这就是在观察地形时射击我们的敌人前沿支撑点,攻城前为二师部队夺龋原是天津某饭馆大老板的坟墓,坟大得像一座半圆形的小山包,结构坚固,被敌人改造成为防御工事。里面宽敞洁净,光线宜人,倒是个理想的指挥所。
电话员架好电话,我和梁必业政委分别摇电话了解各师的发展情况。得到报告是:一五一师也于一师右翼水网地带突入城内,各师已按战前部署,进入纵深战斗。二师向天津旧城的东、西鼓楼大街金汤桥发展;一师贴二师右侧,沿二马路、三马路向东南海光寺及中原公司一线的敌核心工事区进攻;一五一师靠一师右翼,向东南纺织工厂、南开大学方向前进。 部队在坦克的配合下向前攻击。天色不知不觉的暗下来了。纵队和师的电话联系时常中断,纵队曹里怀副司令员带着几个干部奔向第一线去,我和梁政委留在指挥所。
梁政委不断在电话上询问部队情绪。各部队的回答都是令人宽慰的几句话:
“部队情绪好极了,斗志旺盛!”
“插得猛,插得快!”
冬夜,寒风越吹越紧。我和梁政委带着十多个人,踏过冰块和雪泥,越过突破口敌人的尸体,赶进城去。昏暗的手电筒光照着地上,只见弹坑密密麻麻。不时从黑暗中射出一阵冷枪,炮弹仍在头顶呼啸而过。
纵队指挥所转移到城内,设在老乡地窖里。坛坛罐罐里的白菜、萝卜、酸菜、咸菜散发出各种各样的气味。把指挥所安排停当后,为了掌握部队,我便到一师去。这时,师的指挥员甚至团的指挥员也已不能全部掌握部队了,他们只能分头跟上一个团或一个营,在枪林弹雨中直接指挥作战。一师师长江拥辉和政委黄玉昆正随一团向海光寺及中原公司一线敌人核心工事区进攻。
所有的街头巷口,都被敌人用麻袋垒起了工事,较大的建筑物的门窗,也大多数被改造成枪巢射孔。敌人顽强地抵抗,不断组织反冲击,企图阻止我军深入。我军发扬了小部队孤胆作战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大胆灵活地运用了分割穿插战术,先头部队遇到坚固的房屋和据点,只拿小部队监视起来,主力绕过继续前进,分段穿墙越户,直插猛进,快速发展。后续部队发现前面部队被阻,立即另行打开道路前进。
据战后知道,当一师二团一部向金汤桥猛插时,八连连长赵芳玉和指导员卢锡勤曾考虑到全连只剩七十多人,远离营团,长驱直入会不会吃亏?但毅然决定按战前计划坚决打到金汤桥,争取与东面的兄弟部队会师。他们坚信,在我军已经深入市区的情况下,即便是一支小部队插入敌人心脏,也会给敌人以极大的威胁。
他们找到一位老乡,了解了通向金汤桥的道路和沿途街口的工事情况,便经僻静小巷在敌人间隙中穿行,于夜十一点到达横跨海河的金汤桥边,他们首先闯进了天津市警察局的办公室,把“约法八章”扔给失魂落魄的警察局长李汉元.李汉元战战兢兢地读着“约法八章”,喃喃地说:“贵军神速,神速,没想到,没想到,……”桌上的电话机还在响着,李汉元对着查询况的上级,只好撒谎说:“平安,平安,无事,无事。”
与此同时,一排长赵相林带人摸过桥去,在碉堡旁吹起哨子喊“集合”,一枪没放就活捉敌人一个排。刚把俘虏押进警察局大院,忽听东马路上吵吵嚷嚷过来一伙敌人。他们在桥头埋伏好,赵芳玉连长喝问:“哪一部分的?”敌人答:“二十六师炮兵营,奉长官命令到河东去!”敌人的联络人走过来,当他发现情况不对,正欲止步时,战士们上去把他扭进了碉堡。赵连长接着喊:“弟兄们,请过桥吧。”敌人毫无戒备地走来,八连一枪未放,捉了六十人。后面跟进的敌人另一个连,听见前面捉人,撒开腿逃了回去。这时,坦克轰鸣声大作,河东敌人开始夺桥反扑,枪炮声冲破了金汤桥边的宁静。
正打得紧,二师部队把十华里宽的市区穿行了八华里,从东鼓楼大街涌了出来。一师二团八连一边打一边喊:“坚决顶住,兄弟部队上来了!”二师部队冲上去,把敌人打了回去。此时,由城东突入的八纵部队也打到了金汤桥。两支主攻部队于十五日凌晨二时会师桥头。金汤桥会师,将敌防御体系拦腰斩断,全线敌人发生了动遥随后,曹里怀副司令员和贺东生师长到了金汤桥一带,指挥二师和一师二团沿海河西岸向南攻击。这时,我各路纵队乘势穿插,分散追击,席卷全城。
十五日清晨,攻占了敌人最坚固的支撑点海光寺。一师一团刘海清副团长带领前卫营打到敌防守司令部的西北角。副排长邢春福带领战士冲进防守司令部,从楼下打到楼上,抓到大批俘虏。战士们正在清点俘虏人数,排长跑来,指着一个庙堂喊道:“快到那边去抓大头子!”邢春福带着战士傅泽国和王义凤飞跑到忠烈祠,冲进一间摆着十几张办公桌的地下室,活捉了一群军官。再深入地下室的另一个套间,活捉了国民党天津防守司令兼警备司令陈长捷。这位妄图顽抗的“司令官”这时才说:“弟兄们,我们缴枪。我通知部队不打了。”从俘虏中找来了电报员和电话员,给这位“司令官”下达最后一道命令。陈长捷吃力地以“投降”二字总结了他所指挥的天津守备战。
我纵预备队三师于十四日黄昏加入战斗,由于该师是未参加突破的生力军,进入纵深犹如下山猛虎,横冲直撞,所向无敌,创造了俘敌缴枪的最高纪录。敌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翰等均为他们活捉。
十五日下午四时,枪声稀落下来,攻城战斗胜利结束。因陈长捷发生错觉而被调到城北部的守敌主力一五一师,则被完全包围孤立,没有投入战斗就放下了武器。这时,一师的战士占领了天津广播电台。一位战士对那帮还在造谣的敌方广播人员说:“小姐先生们,可以休息了!”接着,他便以嘹亮的、胜利的声音向人们宣告:“天津解放了!”
战斗结束后,我和梁必业政委到一师师部去,这时有人向我们报告:“陈长捷押下来了!” 我对梁政委说:“我和陈长捷还有一面之交哩。”
那是一九三八年夏天,日寇正向晋西南进攻,在午城镇战斗的前夜,我们曾邀请他在吉县六八五团杨得志同志那里吃饭,以便当面商谈配合作战的问题。那时,陈长捷是晋绥军的一个军长,手下有万把人,却染上了恐日病,一心要向黄河南边逃跑。配合作战的问题当然很难商谈出什么结果。那次会见后,陈长捷也就逃得无影无踪了。这位抗战无功、逃跑有罪的将军,打起反人民内战来却不遗余力。
我们紧走几步,到了离师部不远的一个房子里,这里押着几个俘虏,陈长捷虽然大大发胖了,但那矮小个头,我一眼就认了出来。我走过去问他:“陈长捷,还认识我吗?”他睁大疲」不堪的眼睛望了又望,似乎还认得。但他马上低下头去,什么话也不说。他能说什么呢?他拒绝和平解决,坚持顽抗到底,只能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正是一切不明大义不愿服从人民意志,妄图负隅顽抗的反动派的下常
陈长捷部被我军全部歼灭,教训了其他国民党残余力量。天津战役使傅作义真正认识了人民军队的力量,北平问题谈判才很快达成协议,北平才和平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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