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反动政府派遣正规军一个师进犯黄安，鄂东军进行了顽强地抵抗，终因敌我的力量悬殊太大，黄安城被敌人攻占，鄂东军撤出了黄安。国民党的部队向起义的人民疯狂反扑，地主豪绅们勾结国民党军进行“清乡”、“剿共”，实行白色恐怖。
我们紫云区两道桥乡大约有七八十个村庄，从地形上看，丘陵起伏，山峦叠嶂，森林密布，交通不便。由于远离县城，那里也就成了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带。反动武装对他们认为的“赤匪灾区”——七里坪进行大“清剿”，而无暇顾及我们两道桥与麻城毗邻的偏远山乡（当时交通闭塞，没有通讯，离县城远上几十里就成了偏远地区）。这些地区的土豪劣绅都逃到县城和其他地区避难，国民党反动派鞭长莫及的地方，就成了共产党活动的地区。虽然反动的红枪会经常勾结国民党反动军队下乡“清乡”、“剿匪”，但他们一来，老百姓就跑了躲起来，他们找不到东西吃，寻不到共产党打，也就立不住脚。敌人兵力虽然强大，但在赤卫队和广大群众的袭扰下，总是提心吊胆，不敢轻举妄动，加上食不饱、睡不宁，不得不白天来、晚上走，疲惫不堪，锐气大减。这赤白交界的地方慢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赵赐吾、来显仁等一些共产党人经常在这一带活动。
1928年春，撤离到黄陂木兰山的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一部返回了黄安和麻城一带。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紫云、乘马、顺河等区先后歼灭或赶跑反动民团。在我们两道桥打了一仗，消灭了反动的地主武装。他们发动群众，让农民自觉拥护革命，参加革命斗争。同时他们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成立了农民赤卫军。有了共产党的领导，黄安的革命之火很快又燃了起来。我们村那一带都成立了自己的农民政府（后来称苏维埃政府），农民协会，妇女和儿童等组织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革命局面很快就打开了。
我们两道桥一带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闹了起来，党领导的农民协会经常召开农民大会，聚集周边各村的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农民们的热情很高，就连我村的秦涵林老先生也参加了这些活动。老先生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人称“多多秀才”的老先生是我们那一带最有文化的人，每次开大会，秦涵林都帮助写标语，有时候还上台带领喊口号。他还将自己的女儿（我们叫她宝姐），嫁给了共产党人张治堂。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张治堂是我党早期革命者，在武汉读书时就参加了董必武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回到黄安领导农民运动，此后被党派往莫斯科学习。宝姐出嫁后一直留在家乡生活，解放后由人民政府赡养至终。
我参加红军以后还听说，秦涵林老先生积极参加农民运动的事情被反动军队和地主清乡团得知，此后，豪绅地主勾结国民党军进行疯狂的报复，在“清乡”中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农民。他们抓捕了秦涵林，说他是秀才造反，并将老先生残害致死。
那时侯，我年龄虽小，不太懂得很多的道理，但为“耕者有其田”“农民要翻身过好日子”这样的口号所激励，投入到革命运动中的热情很高。每次开大会，贴标语，在各样的活动中，都有我的身影，我成了农民活动的积极分子。
1928年春夏之交的一天，邓成春找到我，说我为革命做了一些事他都知道，要我下午去桃花河边开会。邓成春是两道桥邓家冲人，那年他大约有十七岁，我知道他是共青团员，是乡政府的秘书。我到桃花河畔的会场时，那里已聚集了好几百男女儿童。这都是一些八岁至十五岁的穷孩子，许多人我都认识，大家能这样聚在一起可开心了。
邓成春开始讲话，他说：“我们儿童要在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成立儿童团，要为我们自己的政府做更多的事。今天，我们在这里成立儿童团，儿童团就要有人当团长，我们来选举，大家说选谁好？”
周光荣①说：“我看秦懋书不错。”
周光荣刚说完，幺伢子也喊了起来：“对！选书庭当团长，他能干，会讲故事，会打架……”
幺伢子的话没说完，我看见周光荣在幺伢子的后脖颈上打了一下，幺伢吐了吐舌头，把后半截话咽了下去。
在一片“要得，要得”声中，大家都举起了手表示赞成。邓成春带头鼓起了掌，桃花河畔掌声响成了一片。邓成春宣布：“我们乡的儿童团成立了，秦懋书为儿童团长，周光荣为副团长。现在请我们的团长讲话。”邓成春把我推到前面，要我给大家讲话。自小到大，我还从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话。眼见面前黑压压的一大片人，我站在那里，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扑通扑通跳个不停，羞涩窘迫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我当上了儿童团长。
我和其他乡的几个儿童团长一起集训，听邓成春、孟思林等农民政府其他的人讲课，给我们布置任务。当时，我们这个乡的儿童团是一个大队，每个村是一个小队，我这个儿童团长管几十个村。儿童团员每人都有自己的“武器”──木头矛子，站岗放哨都拿着它。我这个团长除木头矛子外，身后还有一支“手枪”。那时我没见过真家伙，用木头想象着削了支像“母鸡腿”式的“手枪”，别在身上可神气了。我们儿童团的任务是：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监视地主和其他坏分子，为苏维埃政府和地方革命武装送信，破除封建迷信等。
那时乡下联络不便，往来传递消息全靠我们这些儿童团员送信。两道桥东、西各分一片，我们就靠一双小脚板，把许多重要的文件送到苏维埃政府和赤卫军手里。那时候敌人经常“清剿”苏区，我们苏维埃政府领导的赤卫军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几支鸟铳加上矛子、梭镖和大刀片，就是全部的装备，而敌人个个都有快枪，要是面对面地打，我们肯定不占上风。我村南面有个叫狮子口的地方，狮子口以北是我们的苏区，往南则是敌占区。敌人清剿苏区，就常从狮子口过来，我们儿童团派人和赤卫军一起在那附近的山头上立起消息树，一旦发现敌情就倒标报警，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地倒标传递消息，乡政府很快就能知道，并迅速组织群众转移。敌人的几次出动都扑空了，乡政府说这里有我们儿童团的功劳。
儿童团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宣传革命，破除封建迷信。要说破除封建迷信，我们也挨了不少骂。那时乡下妇女都要缠脚，小女孩脚被缠得紧紧的，痛得流泪，我们儿童团想法子破除缠脚的陋习，收缴裹脚布。这个行动得到许多小女孩和年轻姑娘媳妇们的拥护。我以团长的身分布置任务，周光荣对执行这个任务很积极，她带头收缴了许多裹脚布。我们用竹篙子将别人洗净晒在外面的裹脚布挑下来，没收、烧掉了，惹来不少的骂声。其他儿童团员说我祖母的裹脚布还在。为了证明自己的能耐，为了带头革命，我回家将祖母的裹脚布偷出来，当着大伙的面烧了。在一阵欢呼声中，我这个团长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可怜，祖母没了裹脚布，连路也走不了，晚上回家我挨了父亲一顿饱打。要说破除迷信，还得说说打菩萨。我们当时常唱的《打菩萨歌》是：
菩萨是个假东西，
稻草和黄泥，
说它有神气，
实在是骗人的。
一天，我们先去打了碾天凹庙的菩萨，拿棍子敲菩萨的头，用绳子拉倒菩萨，砸它个稀巴烂，可开心啦！又一天，我带了二十多人上三角山的庙里去打菩萨，和尚们拦不住我们，躲到一边去了。我们用棍子捣烂了几个金刚菩萨，发现木柱上有个马蜂窝。我刚想说话，不知是谁用竹竿子捅了几下，只听“嗡”的一声，眼前无数黑点飞舞。我知道大事不好，大叫：“快跑!”二十几个儿童团员都跌跌撞撞仓皇逃出寺庙，一路狂奔。可那蜂群尾随紧追不放，我顿觉后颈窝蛰痛，还没顾得后面，脑门上又有几下，两眼满是金星，疼得我眼泪直冒。我赶紧要大家用上衣包着头快跑，自己脱下布衫子一路挥舞，才逃出了危险之地。在回村的路上，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衣服破了，鞋也没了，那鼻青脸肿的狼狈模样，让人忍俊不禁。
回到家里，母亲看到我那肿得像桃子般的眼睛，一阵心痛。边忙着给我清洗边埋怨地说：“那三角山的菩萨是打得的？！叫你莫去惹祸，莫去打菩萨了，你不听。这下知道厉害了？！打菩萨那是要招报应的！”
几天没出门，我想，我这儿童团长对封建迷信还是要破的，对菩萨还是要打的，因为那是革命工作。
我们儿童团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很多大人都说：书庭这伢能干！
转眼天凉了，1928年的初冬，邓成春通知我晚上去水果寺里开会。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清冷的月光洒满大地。我进了庙里，看见有十多个人，有好几个人我都认识，孟思林、邓成春、周光荣、张家运都在那里。邓成春说：“人都齐了，我们开会。
“今天，我介绍你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孟思林说：“你们都是革命的积极分子，入了团就和共产党在一起了，你们要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你们……”
话未说完，门外放哨的人急忙进来说：远处有人打火把朝这边走来，要赶紧转移。那时候，虽然苏维埃政府对外公开，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身分是不公开的，是保密的。孟思林马上带我们从庙后门出去，翻过一道山坡，在一段田垅边停了下来，继续开会。
孟思林说：“应该说年满十五岁才能参加共青团，秦懋书年龄不到，可他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又是儿童团长，我愿做他的介绍人，介绍他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一直向往着像邓成春那样成为一名共青团员，今天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的心怦怦地跳着。邓成春从怀里掏出一面红旗，铺在田垅上，几个人面对红旗举起右手宣誓：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严守秘密，执行决议，对团忠诚，积极工作，为人民准备牺牲一切，永不叛团。
在那月光下，我虽看不清红旗的颜色，但我眼前一片透亮，心里像燃着一团火。我热血沸腾，因为我是共产党的人了。
那时党团员少，因此都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身份对外是绝对秘密的，我参加共青团，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这个十一岁的儿童团长，在党的关怀下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① 周光荣，邻村姜家湾的一个女孩，那年十四岁，平时待我很好，后来也参加了共青团，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95年在红安老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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