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兵力强大的日军，在如何对付敌人进攻的问题上，救国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以副司令孔宪荣为首的人主张“散伙”，还有的人要去“保山头”当土匪，也有的人主张各打各的或者上山躲起来。李延禄则坚决表示：“谁要散伙，谁走人，就是剩下补充团的七百人，我也要打。”王德林在李延禄的感召下，也表示“要走的，现在就走，我王德林要留下来，不能成功，还能成仁”。此时，部队已经活动在宁安县镜泊湖山区，李延禄同王德林一起到镜泊湖南湖头地区察看地形，确定打击从南来的上田支队的策略。王德林回到救国军总部后，派人用二十匹马将全军库存的手榴弹全部驮送到补充团，以表示支持李延禄。李延禄、孟泾清同志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日军从敦化城出发北上到宁安，必定要走大道，必定要沿着敦化通往宁安的老道，挺进到南湖头墙缝。这样，我军采取诱敌深入、夹击的办法，给来自敦化的上田支队的日军以迎头痛击，再回过头来对付北面来的天野旅团日军。
所谓墙缝，就是面对镜泊湖，背靠山崖边的一段五六里长的光秃秃的小山崖，山下边是敦化通往宁安的老道。沿着这条老道的东边，山崖地势险要，西边三间房一带由救国军戴风岭的独立营把守。墙缝山崖上没有树木，也不能挖掩体，只有大块的岩石。我们就隐蔽在这些岩石后边，每块岩石后边都有三五个战士潜伏扼守。山下边是从敦化通往宁安的咽喉要道，这条道紧靠大江。日寇由于对地理环境不熟悉，肯定会顺路北上宁安。我们等敌人进入伏击圈时，就从东西两山夹击。我们把指挥部设在西山阵地后边的一个小山峰上，从峰上可以看到阵地前面的一块开阔地，这是日寇必经之地。
拂晓，日寇耀武扬威地沿着大道走进了我们的伏击圈。他们是被当地一位猎手叫陈文起的有意带到我们的伏击圈的。日寇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些光秃秃的山顶和大岩石后边就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健儿在等着他们。这时，李延禄一声枪响，只见山顶上，七百多人将手榴弹扔下山崖，顷刻间，手榴弹爆炸声连成一片，日军前进的队形大乱。由于道路一侧是高耸的山岩，另一侧是大江，东西两端又被我军堵死，所以，日军无遮无挡，只能被动挨打。日军混乱奔跑的脚步声、临死瞬间的惨叫声和日寇指挥官疯狂的嘶喊声混在一起，日军死伤惨重。活着的慌忙卧倒，又被从山崖上扔下的手榴弹炸死炸伤。在路口外的开阔地上，日军尸横遍地，日军军帽、马匹、枪支到处都是，山脚下的大块岩石间的缝隙处，日军的尸体横躺竖卧。活着的日军有的趴在大车底下胡乱地射击，有的企图向山顶上冲锋，都被我军战士打了回去。我们的战士越打越勇，有的甚至脱掉了棉衣，一个劲地往山崖下甩手榴弹。日军后续部队听到前面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不知虚实，不敢贸然前进，只能向“墙缝”地区打炮，这些炮弹都落在了日军的队伍里，更增加了日军的伤亡。就这样，我军打退了日军的四次反扑。后来，由于我军的弹药消耗过多，火力有些减弱。就在这时，担任掩护指挥部，堵住“墙缝”进口，防止敌人突围任务的戴风岭独立营擅自撤退，没有挡住日军的突围，让敌人跑了。
戴风岭过去是敦化县小沙滩有名的大地主，家里开着“烧锅”，家中院子四周设有炮台，有二百名护院炮手，全屯百十多口人都是他的佃户。他是抗日救国军司令王德林的拜把兄弟。他听说抗日救国军缴地主武装的枪，所以，当我们的部队路过他的家时，它杀猪宰羊犒劳我们，并宣布要抗日。这样，王德林就把他的二百多名家丁编成一个独立营，戴风岭便当上了营长。
戴风岭既然已经撤退，我们的背后就失去了掩护，团长李延禄同志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此时，已是午后两点钟了，战斗已经打了十多个钟头。朴忠根、刘金风、左征等六名同志在掩护部队撤退时不幸牺牲。猎人陈文起被日军刺死，光荣牺牲。这次战斗，我们缴获了日军三八式步枪二千余支，击毁日军卡车五辆，击毙日军以小川松本大佐为首的一百二十多人，击伤三百余人。还有遭焚毁的残枪一千五百多支。
“墙缝”伏击战刚刚结束，遭到沉重打击的日军上田支队，兵分两路，其中一路是步兵沿松乙沟北上宁安。我们接到情报后，李延禄命令李延平、崔永贤同志带部队赶到松乙沟设伏。当时，正值春天，风大草干，加上道路狭窄，部队设置了路障，是个设伏的好地方。在部队出发时，李延禄就让战士们都带了火种，只等日军前来。日军进入松乙沟后，李延平命令战士点燃了准备好的干草和枯树枝，将松乙沟两端堵死，继而，众兵齐出，到处放起火来。顿时，沟内火光冲天，枪声大作，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火借风势，烧向敌群。敌人有的被烧死，有的自己身上的弹药被火一烧，爆炸而死。整个沟内，一片鬼哭狼嚎，丢下一百多具尸体，其余的四百多人狼狈溃逃。
三月二十七日，上田率领残部乘火车逃跑。我铁路游击队事先设下埋伏。当敌人乘坐的火车行至高岭子盘山道时，火车头掉进我们游击队事先挖好的大坑里，后面的车厢挤在了一起，游击队乘势打死日军一百七十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就这样，号称万人大军(实际上只有六千人)的上田支队，回到哈尔滨时已剩下不足百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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