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边区财经办事处的主任是黄敬同志。当我掀开他那办公室兼宿舍的土布门帘，黄敬同志立即站起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小李，回来啦？土改正搞得起劲，又要给你新的任务了!”他拉过一条板凳让我坐下，亲切地注视着，好像观察我对他说的“新任务”的反应。稍停一下，黄敬同志接着说：“现在形势好得很，我军已经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黄河以南不少地方解放了。不久就要打到蒋介石的老窝啦！在这个决战的关头，咱们老解放区必须拿出更大的力量来。最近，咱们边区正在扩军，同时又搞地方军野战化，加紧炮兵建设，兵工费也增加了。我们还要支援陕甘宁边区，他们的困难比我们大得多。去年九月边区财经会议订的财政预算，早就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了。看来，今年军粮的需要量更大了。”
接着，黄敬同志向我详细讲解了当前农村形势和党在农村的工作任务。他说：农村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经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土地改革以后，发展生产便是农村的根本任务，也是农民群众的普遍要求。前几天中央局发了指示：“为了使今年农业生产提高一寸，仍需进一步克服农业发展道路上的若干障碍与困难，特别是要迅速确定地权，改订农业税，改善战勤办法，……”改订农业税(公粮)负担的标准，是一项极重要的工作。土地改革以前的那一套办法不适用了。农民分得了土地，但不知道要交纳多少粮、自己能得多少，闹生产的心就不踏实。因此，必须很快地订出一个新的公粮征收办法来。
“这个新办法，”黄敬同志说，“一方面要更有效地支援战争，一方面要能提高农民的生产情绪。同时，办法要简单明了，让农民人人弄得懂、算得清，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办?” 我一下被他问懵了，只好说：“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笑了笑说,“我同你一样也是不知道,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调查研究，向群众请教,现在决定要你带一个工作组,马上出发去作调查,时间二十天左右,你看怎么样?” “完全应当这么办”。我接受了这个新任务，感到很愉快，也感到责任很重大。当我告别的时候，黄敬同志再三嘱咐说：“中央局很重视这个问题，你们下去一定要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好好向群众请教”。
经过三天徒步行军，我们调查组来到定县县城西南的吴家庄。
一进村，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一问，才知道村西头大场里正在开欢送新战士参军的大会。我们赶到会场，会已经散了。只见二十多个小伙子，胸前戴着大红花，被人群簇拥着坐上大车，扬鞭疾驰，奔向通往城里的大道去了。
散会回家的人们，一路走一路谈：“……走得是时候。眼看全国胜利啦，不参军摸不着仗打啦！“人家上了前方，咱们也得加紧干哪，要兵有兵，要粮有粮，才能早一些打倒老蒋”。……
我们工作的头一步是了解这个村子的经济情况。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游击根据地，由于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和合理负担政策的实施，地主和旧式富农经济逐渐削弱。这次平分土地，贫农说是下了嘲及时雨”，地主富农说是发了一嘲大水”，中农说是刮了一阵“风”。从各阶层的反映可以看出：这个村子经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经济，贫雇农土地要求得到满足，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由于缺乏经验，也发生过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后来地委的一个工作组到这里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论贫农和中农，在同我们谈话中，都流露出他们对公粮负担问题的关心。一个贫农说： “土地还家啦，没有别的说的，就看咱们生产闹的怎么样啦！可是心上总有一个疙瘩：自古按地亩纳粮，如今咱分了地，不知打下粮食交多少公粮?自己落多少?心里老不那么踏实。” 中农顾虑：过去累进税“累”的是地主富农；现在地主富农打倒了，会不会“累”到自己的头上来了?看来，废除农业累进税，重订农业税(公粮)标准，是当前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但是怎样才能订出一个适合农村各阶层要求的合理的办法来呢?这就要向群众请教了。
调查组的同志决心向群众求教、拜群众为师，但是群众并不是随便就会收下我们作徒弟的。我们的调查工作刚刚铺开，就碰上了困难。有些群众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不说真心话。一些流言也在暗中传开来：“后街来了工作组，他们什么都问，问了就记在小本上，说不定给咱村增加公粮负担咧!”
经过反复宣传解释，又经过一个时期的实际工作，群众终于相信我们确实是老老实实向他们求教、诚心诚意为他们办事的。于是态度转变了，话也不一样了。他们说：“这些人都是老八路，一心为咱老百姓，有话尽管向他们说”。又说：“政府公粮怎么收法，先让咱们老百姓出主意，这才叫民主咧!”
就这样，我们渐渐地成为群众的知心人了。
我们同村干部、积极分子共同组织了一个临时性的“公粮负担研究会”，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工作方法是：进一步了解各阶层家庭收入和支出情况，发动群众对土地改革后负担办法自由地、无拘束地说出各种意见和方案；然后按照各种方案对各阶层的代表户进行试算，把试算的结果发榜公布。发动群众看榜，再进行讨论比较，在讨论中产生新的更完善的方案；再试算，再讨论。这样，使问题一次比一次深入，意见一次比一次集中，一直到找出使绝大多数群众满意的方案为止。当时我们把这种办法叫做“民主讨论，三榜定案。”
正是杨柳新绿的早春时节，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上，春风拂拂，还颇有几分寒意。我们和群众一道，一堆堆聚集在北墙根下，一边晒太阳，一边议论争辩；有时笑声不绝，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土地改革后，负担办法根据什么原则来制订？大家讨论得很热烈，最后，把意见集中在这么几点上：
首先一切为了支援战争。群众说：打老蒋是头一件大事，非把它彻底打垮不可。○在这上面计较。八路军天天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还不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咱们在后方纳点粮还算什?
同时也为了鼓励生产。大家认为土地平分以后，谁都有地种，要紧的是把地种好，多打粮食。不论定什么办法，总得叫勤劳的人沾光，不能叫懒汉讨便宜。在讨论中，有人举出一些勤俭的例子，像劳动模范吴玉合，起早贪黑、省吃俭用，别人锄两遍三遍就挂了锄，他锄四遍五遍。同样的地，他的庄稼比别人的高一头，籽粒ˉ，打得多。冬天农闲，他在村里拉大锯，做木匠活。像这样的人，负担上决不能让人家吃亏。前街有个懒汉，地里不上粪，不锄草，草比苗儿高，他还洋洋得意地对着细黄的苗儿说：“我不拿粪儿臭你，不用锄儿逗你，大草给你遮凉，小草给你作伴，我对你哪点不好，为什么不好好长呢？”像这号人，决不能叫他讨便宜。
要做到公平合理。譬如水浇地产量高，就应当多纳些粮，旱地产量低，就应当少纳些。高地、洼地、沙土地、粘土地产量不同，要有分别，才算公道。
办法要简便易行，最好叫人一听就明白，一算就清楚。人人都懂，就没人敢闹鬼了。
对这些大原则，大伙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一讨论到具体政策，不同的意见就多了。
贫农同中农发生了争论。一部分贫农的意见是：同样的土地，因为缺少畜力、肥料，要比中农少纳。中农则坚持同样土地，同样纳粮；多打粮食归自己。一部分贫农要求实行“活办法”，各户税额要开会民主评议。中农坚持把办法定死，按政府章程办事；说民主评议没准头，看谁多打了粮食就“抓谁的大头”，会打击生产。
人口多的户同人口少的户也有争论。人口多的户主张沿用过去每人扣除一个“免税点” 的办法；人口少的户主张按地亩纳粮，不算人口。
副业多的户同副业少的户也发生争论。副业少的户主张副业要纳税，因为副业赚钱比农业容易。农业要纳税，副业为什么不纳？副业多的户反对，理由是：“人家干完庄稼活还不肯歇着，抓空子搞点副业就征税，谁还搞它呢?”“自古没听说妇女们纺纱织布也要征税!” 争论越来越广泛，越具体，而且相持不下。
这么一大堆看法、主张，究竟采取哪个意见对呢?
调查组连日开会，反复研究。大家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认真进行各阶层典型户的调查、分析，通过典型户试算，交群众讨论，让群众自己从不同意见的争论中趋向一致。
我们先把群众分组讨论的意见归纳为四个方案，然后把全村四十六个典型户（从各阶层各类型中选取有代表性的农户，有中农，有贫农；有人口多的，人口少的；副业多的，副业少的……）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试算，列出一张大榜，上面写明每一户有多少土地、人口、产量，按第一种方案应负担多少，按第二种方案、第三方案、第四方案各应负担多少。
这个“负担榜”贴在村中十字街口的小庙前头，很快轰动了全村。许多人争着去看，不识字的要调查组同志念给他们听。一面念，一面讲，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
群众在辩论，在比较，在思考。群众的意见在发展，在深化。
我们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又经过研究试算，公布出去，这样几个反复，终于得出了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满意的方案：取消土地改革前的累进税制，改为不加累进的比例税制。农业税按土地的“常年应产量”计算，不按实际收获量计算，即同样的土地，因多上粪、多浇水、深耕细作而增加产量，超过“常年应产量”的部分，一律不加税，以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如因遭受天灾而歉收,政府应酌情减少征税额,或全部豁免;先按户每人扣除一个“免税点”，再按扣除“免税点”的产量计算征税额，使人口不等的农户有所差别，也可以适当兼顾中农同贫农两方面的利益；土地的产量，分别按不同的土质水利等条件，评定等级，过去评议不合理的，加以适当调整；农闲时，作为辅助性收入的家庭副业，不征税；常年经营，成为家庭主要收入的副业生产，按小工商业征收工商税，这样既可使负担大体合理，又可以鼓励农民发展副业的积极性。
一个获得绝大多数农户同意的、合理的征税方案产生出来了。
记得讨论结束的那天，调查组在小学校教室里，围着两盏菜油灯研究总结的时候，许多老乡都自动跑来，参加我们的总结会。他们说：“众人是圣人，一点也不差。”“没有白熬几斤灯油，到底办法想出来了”。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冀中大平原已经沉睡了，一切是那么安谧、恬静。但是我们的心却激动不已。过去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整个冀中平原一直是炮火连天、烽烟遍地。这里的人民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作过殊死搏斗。现在，革命战争已经推进到蒋管区去了，这里已经成为远离战区的巩固的后方。但是，这里的战斗并没有停止。土改、参军、生产支前……各种不同形式的战斗还在紧张地进行。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二十天来，为公粮负担问题而进行的调查工作，也是后方战线上的一个小小的战斗。这些天来，许多人为了争论的问题思索，成夜成夜睡不好觉；不少人为了计算和整理材料，熬红了眼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把“生产长一寸”的伟大号召变成现实，为了更有效地支援自己军队的胜利进军。就在这个深夜，在小油灯底下，一个贫农老大爷抓住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有了合理的负担办法，咱们的心里就亮堂了。请你告诉党和政府，告诉前方的同志们：我们一定下劲搞好生产，多打粮食。不信秋后来瞧吧!”这是后方人民的誓言，也是对我们工作组最大的鼓舞。在告别吴家庄老乡们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胜利消息：革命圣地延安收复了!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毛主席这伟大的号召，铭记在全国军民心里，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我们回到机关，向黄敬同志汇报了这一段工作情况。估计黄敬同志很忙，原来只准备汇报两三个小时。想不到黄敬同志竟拿出了一整天的时间，叫我们把话说荆我们除了汇报公粮负担的调查经过，附带把这个村土地改革中错斗中农的问题也汇报了。
吃过晚饭，黄敬同志简短地讲了段话，大意说：吴家庄的调查是成功的，情况和意见都有相当的代表性。中央局最近已经初步讨论了土地改革后的负担政策，同吴家庄调查的结论是一致的。他又说，负担政策要做到能鼓励生产，支援战争，最重要的是处理好贫农同中农的关系。对于土地改革中伤害中农的问题，必须按照中央的指示妥善地加以处理。
最后，黄敬同志用兴奋而亲切的声调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来到我们晋察冀了，现在就住在阜平。毛主席路过晋绥时曾在干部会上作过一次重要的讲话。讲话稿准备征求中央局同志们的意见以后发表。”接着，他向我们传达了讲话中有关农村土地改革政策的一段。我们屏息听着毛主席的指示，心里像开了花。
此后，边区财经办事处又组织全边区十二个专区普遍进行了典型调查。根据各地的调查材料，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于五月一日发布了土地改革后农村负担政策的布告，宣布废除土改前的累进税，实行不加累进的比例税制；同时公布了其他鼓励农民生产的各项办法。这个布告发出以后，立即受到边区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成为推动生产、支援战争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胜利的形势飞快地发展着。前方后方捷报频传。晋察冀同晋冀鲁豫边区连成了一片，就在五月间，两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个边区党的中央局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八月间，在石家庄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并通过了新的农业税法,由华北人民政府正式颁布，在华北解放区全面施行。这一年，由于广大翻身农民勤奋生产，粮食产量比上一年有了相当的增长。在农业增产的基础上，农民群众按照新的农业税法，踊跃缴纳公粮，华北解放区公粮总数达到二十五亿八千多万斤。
这是一个空前未有的巨大数字。这样多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解放战争的前线，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前进。当时有人讲笑话:“国民党靠美援，我们就靠‘农援’。” 记得就在当年年底，我从平山县来到北平附近的良乡，一路上只见满载军粮的大车，络绎不绝，一眼望不到头。大批的粮食，运往平津前线，不久，又运到了和平解放的北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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