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按照上级的指示，把行动的任务布置下去了，但心里总是困惑不解。“到四明去是要打大仗了?”“打大仗，大队长的心情为什么这样沉重呢?”中午，我和中队长董继豪同志正在嘀咕这事，大队部送来通知：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向我们进攻，我们立刻做好战斗准备。不一会，传来了“轰轰”的迫击炮声。通信员又向我们报告，从黄山方向跑来一群难民，已到了村头。我跑出去一看，一群背包挑担、扶老携幼的老乡，一面跑，一面在咒骂： “啥年月呀，逃鬼子逃了这些年头，好容易鬼子投降了，又逃国民党!”
提起国民党军队，当地群众早就恨之入骨。有首山歌唱道：“‘七九’、‘六十三’，鬼子来了逃上山；‘八九’、‘七十二’，失掉金华丢衢州。”那是一九四二年初夏，日军沿浙赣路向南进攻的时候，驻在这一带的国民党军队七十九师、六十三师、八十九师、七十二师等部，一仗不打，便逃之夭夭。如今，日寇投降了，他们又钻出来了，而且一下就窜到了我金义浦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黄山。摆着义乌、金华等县城中的鬼子不去打，却来包围我军，祸害人民，真是狼心狗肺！同志们个个咬牙切齿，奋起自卫。几个冲锋，就把进犯的敌人打退。随后，部队便火速向四明集结。
到了四明，我们才明白大队长心情特别沉重的原因。原来，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正准备挑起全面内战。为了制止内战，争取和平，同时也为了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毛主席决定亲赴重庆谈判。在重庆谈判期间，我党又在不损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主动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个解放区。新四军军部已命令我浙东纵队在七天内全部撤出浙江解放区。
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样做，既有利于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又可以使我军集结兵力，更好地巩固北方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但是，要我们离开这洒着烈士鲜血的土地，离开这患难相处、生死与共的江南父老，不免依依难舍。这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想起了几年来在群众支援下，根据地不断发展、部队不断壮大的胜利情景；想起了在日伪军不断封山、“围剿”的情况下，老乡们和我们一起忍饥挨饿的艰难岁月；想起了前几天国民党反动派炮击华溪的时候，乡亲们流离失所的悲惨遭遇。……然而，现在，我们要和他们暂时分离了。群众知道我们要北撤吗？他们对我们这次的行动怎样认识呢?千思万绪，就像奔腾的海涛一齐向我涌来。
这天清早，我们来到了曹娥江畔。摇船的老大像往常一样，早在江边热心地等候我们了。这位好心肠的船老大，从一九四一年我军在浙东建立抗日根据地以来，就在风里雨里，冒着生命危险接送我们。往日老伯不管情况多么危急，总是有说有笑，今天他好像知道我们要离开浙江，脸上布满了愁云，不言不语。
船至江心，老伯突然像中了风似的瘫倒在船头上。橹，从他的手上掉了下来，船身随着江水乱摆。我刚要把他扶起，他却把我的手推开，使劲站起身来，抓住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们走不得呀!……”下面的话再也听不清了。
船靠岸了，老伯伯一句话不说，拦住战士不让跳船。他小心翼翼地铺好了跳板，自己又走上去蹦了几下，看跳板牢稳可靠，这才放心，说：“同志，上吧！老伯伯立在船头上，每走过一个战士，他都要伸过手去，摸摸这个的头，按按那个的肩膀。末了，轮到我上岸了。半晌，我才吞吞吐吐地对他说：“老伯，不要难过，我们还要回来的。眼下，国民党反动派正集结大军想消灭我们。我们到了江北和主力部队会合，力量就更强大了，……”老伯伯还没等我说完，就捧住我的手，滴着泪珠说：“同志，整整的四年了，我算是看清楚了，你们不会走错路的。去罢１我只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喉咙也像是被什么东西梗住似的。……
九月三十日夜晚，我们赶到了浙东上虞城。
这是一座受过日、伪、顽封锁的城市，各行各业的店家，已经算不清有多少日子没进货了。但是，今天却是家家户户开着店门，不管有货没货，柜台上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也许，人们都在这样想：新四军要走了，国民党军快来了，这样公买公卖、安安宁宁的日子，恐怕是最后一天了。因此，尽管无货可卖，也要打开店门，让即将失去的宁静日子，永远留在大家的眼里。
我来到街上，准备用银元买点东西给病号吃。从一九四二年起，我没进过城；走进解放区的城市，更是破题儿第一遭。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走在街上，我禁不住贪婪地左顾右盼，恨不得把这里的一人一物，全部收入眼帘，藏在心底。……正往前走着，见许多人围在一张告示前面。有的唉声叹气，有的抹着眼泪。我也挤进去看了看。原来是浙东抗日纵队给浙东父老兄弟的告别书。我不愿意在这些地方多停留，怕控制不住感情，更加伤了乡亲们的心，于是加快脚步朝南街走去。几乎每家的门口，都摆出了一个小小的锅灶，焖着又嫩又甜的苞米。顺着街一溜看去，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冒着腾腾的热气。生气勃勃，繁荣得很。
我猛然明白了，为了让我们最后尝一尝家乡的土产，全城市民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了。这座红色的城市，就要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而城里的老百姓还是这样的镇定，还是尽力来帮助自己的子弟兵。他们门前摆着的不只是苞米和其它货物,而是军民水乳交融的一颗颗心啊！我有心买几个苞米回去，让病员调调口味，一摸，身上的银元没有了，幸亏肩上还挂着一条米袋。
“老奶奶，买三斤苞米。”
“同志，你是义乌来的吧!?”老奶奶朝我打量了一下，满有把握地说。
“是。”我笑着点了点头。
“我一看就明白。”说着，她老人家从锅底里捞出一个又大又嫩的苞米：“同志，趁热吃。”
“还没有过秤呢?”我摆摆手说。
“你看你,实在是地地道道的外路人,不懂得我们上虞城的规矩,我们这里是先尝后买。” 说完了，老奶奶又抿着嘴笑个不祝
秤好苞米,我把米袋解开，叫她老人家找个淘箩盛米。她怔住了,问：“这是干什么？” 我说：“我用米来换。”她又叹口气，把手伸向我说：“同志，我不缺米，拿抗币来。”
上街前，大队首长再三叮嘱不准使用抗币，因为我们离开这里，国民党军一来，持有抗币的群众不仅经济上要受损失，而且还有生命危险。因此，我就对她说：
“老奶奶，抗币在这里暂时不通用了。”
“管它通用不通用，我喜欢它哩!”
“不!上级有命令，不准使用。”我急了。
“上级!?何司令我也见过，他不能下这个命令。”说话时，老人家又把手往我胸前一摊： “拿抗币来。”
我急得没有办法，只好说，那我不买了。老奶奶瘪着嘴，板起面孔：“我们上虞城还有个规矩，过了秤就不能退了。”
哪有这么多规矩？这不是明摆着要慰劳我们。真是急中生智，我便使了个脱身计，说： “这样吧，大米，你一定要收下；你喜欢抗币，我就送给你几张。”
“同志，你这是说到哪里去了，难道说新四军打败了？抗币不值钱了？照我看，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值钱的钞票了。”
最后还是我认输，把二角钱的抗币交给她。老人接过抗币，乐呵呵地说：“同志，这才像自家人。这二角钱的抗币，我要把它放到你们回来再用。就是我这辈子用不上，儿子、孙子也一定会用上的。”
回到家里，我的思绪还在不停地翻腾着。老奶奶要抗币这件事，反映了一个多么深奥的问题啊!好吧，就让我们带着这位慈祥的老奶奶的心愿北撤吧!
十月五日午夜，我们在蒙蒙的细雨中，迈动着轻轻的脚步，悄悄撤出了上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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