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秋天，红军主力离开了南方各根据地，留下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在各地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极为艰苦困难的游击战争。这个战争，一直坚持到全国抗日高潮到来。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党千方百计地保存了这一批土地革命留下来的种子，使他们成为敌人所不能战胜的力量。由于有了这支力量，由于党中央坚持团结抗战的正确方针，由于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七七”事变后，迫使各地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接受我红军游击队的要求，进行和平谈判。但就在各地谈判成功以后几个月时间内，蒋介石与各地国民党当局还一直在策划将这些游击队分头吞并和消灭。所幸我各地游击队提高阶级警惕性，接受了福建“漳浦事件”的教训，终于突破了国民党的多方刁难，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诡计，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接受我党中央提出的要求，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宣布，同意我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并于二月二十日命令大江南北各地红军游击队分别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编。江南各省游击队到皖南之岩寺集中整编：以湘鄂赣边的红十六师为第一支队第一团；粤赣边、湘赣边及赣东北游击队合编为第二团；闽西及闽赣边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第三团；闽西另一部、闽南及浙南游击队编为第四团；闽北游击队编为第三支队第五团；闽东游击队编为第六团；湘南及闽中游击队编为军部特务营。江北游击队、原鄂豫皖红二十八军的部队则开到黄安七里坪集中，整编为第四支队第七团；豫南游击队在确山竹沟集中，整编为第八团。全军共编为四个支队，八个团，又一个特务营，共计一万零三百余人。一九三八年冬天，又先后组成新四军游击支队(以后改为第六支队)和鄂豫挺进纵队。新四军组成后，肩负着中华民族的希望，不避艰险，奔赴华中敌后战常威逼芜湖、南京、上海近郊，挺进徐州、武汉外围……到处沉重地打击敌人，使华中半壁河山开始成为抗日的广阔战常江南部队在陈毅、张鼎丞、粟裕、谭震林诸同志领导下，有了很大发展，江北部队也有不少发展。到了一九三九年冬，新四军总兵力已近三万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成就，是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伟大胜利。
一九三八年十月，刘少奇同志奉中央命令组织中原局，于一九三九年十月间到达豫皖苏边区，十一月间到达皖东，传达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这个保证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好像适时而来的春风和雨，迅速在江北开创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发展的新气象。但是由于当时东南局书记项英同志，在领导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多方限制部队的发展，限制群众运动，致使部队发展远远落后于战争需要和客观可能；并种下了新四军和华中工作在以后发展中遭受挫折的根苗。由于项英同志坚持错误路线的结果，在一九四一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又一次制造的反共高潮中，皖南军部直属队和六个团(一、三、五团、新一团、新三团、特务团)九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又立即宣布解散新四军的反革命命令。我党中央立即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击退反共逆流，击败蒋介石分裂投降的毒计。根据我党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新的军部立即在盐城成立，以陈毅同志为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张云逸同志为副军长，并将部队扩编为七个师，连同军部直属独立旅，共九万余人。新军部成立后，立即向继续进攻新四军的国民党顽军展开猛烈反攻，并彻底肃清江北各地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在皖南组织了游击队，发展了游击战争，开辟了皖南游击区。以后在浙东组织了浙东游击纵队，开辟了浙东游击区。于是，新四军英勇地战斗在江、淮、河、汉的广阔土地上，取得更大发展，与威名远震的八路军同为中国人民抗日的主力军。这个时期，华中成立了七个行政公署，建立了七个解放区(苏中、苏南、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以及浙东游击区和皖南游击区。这些地区，共有两千多万人口。因此，在皖南事变后，我党、我军在华中的力量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大大加强起来了。
新四军从一九三八年初集中整编，到一九四一年新军部成立，前后不到三年，特别是一九三九年冬以后的十五个月里，部队由不及三万人发展到九万多人，我军活动地区由没有一个区乡政权，发展到七个解放区，二千多万人口。在这个短短的时期内，所以能有这样大的发展，其中并没有什么神仙帮助，也没有别的秘密，而是由于始终贯穿着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克服了错误的路线。新四军的迅速发展壮大，正是毛泽东正确路线在与王明错误路线的不断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成果。根据我在皖南军部和江北指挥部工作时期所接触到的一些事实，以及就我所知的苏南部分情况，特别是我与刘少奇同志一起工作中的感受，体会到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向敌后发展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同志就制订出我党我军向敌后发展的正确路线。这是因为：一来，只有向敌后发展才适合于当时对日作战的战略要求，使敌后游击战争开展，尽可能多地消耗敌人，箝制敌人，达到持久作战，最后击败敌人的目的；二来，只有深入敌后，打击敌人，不断取胜，振奋人心，才能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才能发展我们的部队，才能发动群众，团结进步势力，壮大抗战阵容，防止分裂投降，以达到抗战到底的目的；三来，也只有向敌后发展，使我们军队不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而避免与国民党发生正面摩擦，从而避免给顽固势力分裂投降的阴谋以任何借口；四来，也只有向敌后发展，不断壮大我党我军和人民革命力量，才能在抗战胜利之后，争取革命继续深入，以便彻底完成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并为下一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好条件。正因为如此，所以八路军、新四军发展的总方向应该是深入敌后，向敌后发展。八路军在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一开始就向敌后挺进，并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冀热辽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在集中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新四军应该东进作战，直迫上海，并向北发展，进入苏北。
在陈毅等同志领导下，迅速打开江南敌后的抗战局面，以短短八个月的时间，创建了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九三八年继上海、南京失守之后，徐州、武汉相继沦陷，华中敌后广大地区尚是一片空隙，而且我党我军声誉突起，国民党限制不大，是我军进入敌后发展的有利时机，应该迅速东进，大胆向敌后发展。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派出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挺进；六月一日一支队才由南陵出发，七月二支队进入苏南。然而，项英同志不积极执行毛泽东同志向敌后发展的正确路线。把三支队留在皖南，五团摆在繁昌、铜陵一线，六团摆在南陵、宣城一线；企图等待日军进犯浙赣时，再向黄山、天目山发展游击战争。一九三九年三月，反而将已进入苏南敌后的主力一团、三团调回皖南。中央曾派周恩来同志来皖南传达中央东进北进方针，项英同志仍不执行。陈毅、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等同志坚决反对项英同志的错误主张和作法，力争将六团调归一支队领导；控制杨中和大桥一带沿江地区，又开辟了太(湖)滆(湖)地区，为我军东进北上创造有利条件。陈毅同志排除了项英同志的阻挠，毅然派叶飞同志带领第六团(命名：江南抗日义勇军)在一九三九年四月由茅山地区向上海近郊挺进。项英同志对于执行向北发展的方针则更不积极。固然当时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同志不服从命令，是一个阻力，但主要是项英同志对北进方针抱消极态度所致。我记得中央初次来电是希望三支队向江北发展，以后来电则具体指定要张云逸同志率两个团过江，但项英同志却一再拒不执行，最后才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派张云逸同志率两个连到江北（以后又调回一个连）。经过张云逸等同志的不断工作，四支队七团才逐步开到淮南路以东活动，八团则进到津浦路以东。但主力九团和四支队司令部仍停留于舒城、无为之间。一九三九年四月底军分委才决定要我和罗炳辉、赖传珠诸同志随叶挺军长到江北，解决高敬亭问题，扫除了东进障碍，四支队才全部东进。部队得到发展，扩编为第四、五支队。一九三九年五月间成立江北指挥部，以张云逸同志为指挥，徐海东、罗炳辉同志为副指挥，我为江北政治部主任，张劲夫同志为副主任。十一月，苏南部队也成立江南指挥部，以陈毅同志为指挥，粟裕同志为副指挥，刘炎同志为政治部主任。
至于从苏南北进向苏北发展，我记得一九三八年冬和一九三九年春，中央曾再次催促，军分委讨论过一次，但项英同志总是顾虑重重。以后由陈毅、粟裕同志于一九三九年冬和一九四○年春间先后派叶飞、陶勇等部渡江北进，并且不顾项英同志的反对，打下了大桥镇，开辟了大桥地区工作，为以后发展苏北打下了初基。
一九三八年中原局一成立，为了开展华中敌后的抗战局面，便由确山竹沟另组部队东进。是年十月一日，由彭雪枫等同志率领三百余人至豫东，会合肖大队与睢杞太游击支队组成第六支队；又派张爱萍同志率一个团到皖东北活动。十一月由李先念同志率一个连由竹沟出发，会合信阳、鄂东、鄂西和皖西地区的游击队，组成鄂豫挺进纵队。同时，山东八路军组织南进支队，进到皖东北地区活动。
一九三九年秋，中央看到四支队问题已经解决，江北指挥部已经组成，从江北东进的内部阻力已经扫除，东进力量有了基础，于是又派少奇同志率中原局来统一领导。少奇同志于十一月间到达江北指挥部。他一到便明确传达了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正确路线。他说：“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采取武装进攻与武装占领的方式来灭亡中国，逼迫中国的政府、中国各党派及各阶层人士联合一致走上武装抗日的新阶段。”“在这种局势下，任何政党只有当他在抗日战场上、在抗日的武装斗争中表现了自己的最大能力时，才能巩固与发展自己，并在国际与国内的政治舞台上提高自己的地位，否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党当然也不能例外。”少奇同志指出：“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少奇同志在讲话中很诙谐地问大家：“游击战争到哪里去打呢?是到敌人后方去?还是坐在国民党后方?” 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虽然这是一种很困难的斗争，也是很艰巨的任务，但我们共产党人是能够担负起来的。”最后少奇同志号召所有江北部队要以实际行动来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东进决心：“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黄海∵；不到黄海∵，一分钟也不停止。”
在少奇同志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之后，全体指战员都异常兴奋，大家下了东进决心，并作了深入敌后的具体部署，分头进行。以后反摩擦时，叶飞和陶勇同志率两个团来皖东增援，我向他们传达了少奇同志的指示，也大大振奋了叶、陶部队全体同志。由此可见，少奇、陈毅等同志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路线，大踏步向敌后发展，是新四军发展与壮大的决定因素；而项英等同志则执行了王明路线，不是积极向敌后发展，依靠我党我军和人民进步力量来坚持持久抗战,总想背靠国民党后方,靠国民党发军饷和补给,结果部队发展慢,最后导致皖南事变。如果当时不是少奇同志组织中原局来贯彻正确路线,不是陈毅、张鼎丞、粟裕、谭震林诸同志抵抗错误路线,那么皖南事变后,华中敌后的抗战局面就会面临难以想象的危机。
二、关于在敌后放手扩大人民武装、放手发动
群众和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问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不仅要积极向敌后发展，而更重要的是要在敌后放手扩大人民武装、放手发动群众和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方面项英同志就完全相反。
项英同志不懂得抗日战争时期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意义， 并且害怕破坏国民党的 “兵役法”，害怕国民党限制，不敢在农村大量吸收新兵，不敢组织游击队，更不敢自行筹款，这样自然就不可能扩大队伍。一九三八年八月，我到江南视察工作。当时江南地区没有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只有些县、区政权在那里抽捐派款，收编土匪，压制民众，对日寇则东逃西躲。群众迫切要求武装起来保卫家乡。我们队伍则战斗频繁，兵员不充实，军饷不足，武装不够。因此我曾与陈毅、张鼎丞、粟裕等同志商议，就地组织游击队，收缴土匪武装，扩大兵员，并设法筹款， 以补充我们的战争经费。但当时却受到项英同志的批评， 说这是 “人、枪款主义”，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冒险政策。据张凯同志说，他于一九三九年春夏间到江南前线部队巡视工作，看到前线部队胜利发展，十分高兴。当时陈毅同志对他说：“请你们回去转告军分委把后方干部多派些到前方来,留在后方有什么用处?前方部队可以大发展，但需要后方大力支援。”张凯同志回军部反映前方情况和陈毅同志意见时，同样遭到“前方闹人、枪、款主义”的错误批评，陈毅同志所提意见被置之不理。
正在这个时期，项英同志在皖南实行“精兵主义”，说要以质量代数量。当时苏南群众到处高唱：“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项英同志却说：“没有枪，发展那么多人干什么？”在江南国民党大溃退时到处都丢有武器，这些武器多为当地地主和土匪所掌握，我们却不去收缴，也不敢收编。记得我在二支队时有一股土匪要求我们收编，双方已接洽好，但项英同志却不批准，而让给当地国民党县长去收编，说这是为了“顾全大局”。我们民运部一个科长曾如清同志在皖南繁昌某地组织了一个几十个人的游击队，被国民党三战区指责为破坏“兵役法”，强制解散，并要军部将曾如清同志押送法办。项英同志不敢据理力争，反而批评曾如清同志“违反政策”，将他秘密送往苏南了事。
项英同志不去放手发动群众，也不让别人发动群众。一九三八年，新四军民运部协同皖南特委在泾县云岭和南陵三里店周围乡村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群众很快起来了。后来遭到国民党破坏，泾县县长借故抓了农会会长。我们要用新四军名义去保释，项英同志不同意,因而引起争论。他说：你们只知道要农民，但是今天的统一战线,我们的争取对象不仅有农民,还有地主和其他阶层,你们这样搞会得罪地主,使自己孤立!在项英同志授意下起草的“民运课本”提出:“民运工作不准违反统一战线。”其实质也就是不要发动农民群众。 至于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更谈不上了。我记得当时皖南敌后有一个地方，县长跑了，我们不设法就地找人代理，而电请国民党专员另委县长。这个县长还是由我军护送到任，但他到任后即与我们摩擦，我们无奈之何。
从上述这些事件里，可以看出，项英同志是在执行新的王明路线，不敢发动群众，不敢扩大部队，不敢建立根据地。他这种路线虽然引起许多干部不满，特别是遭到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同志的抵抗，在陈、粟、谭诸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江南各部队都在不断地扩大，并做了不少群众工作，但由于项英同志的限制，部队不可能取得更大的发展，更无法建立政权。这就使得抗战初期我军在江南敌后丧失了有利时机，直到皖南事变前夕，我军在江南没有建立起一个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
少奇同志则与项英同志完全不同，他一来皖东，立即传达了毛泽东同志要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方针。少奇同志指出，有一部分同志对发展武装力量认识不够，不知道要独立自主地建立根据地，统一战线才有保证。他常说：“ 打鬼子， 要用枪来打，这是个普通常识，但却有很多人不懂。”当时有人批评 “招兵买马”，少奇同志说：“有马不好吗?为什么要反对?有人不用，有马不骑，革命能成功吗？从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看，这完全是不科学的１因此少奇同志提出，革命的兵要招，革命的马要买，必须积极地放手扩大新四军，扩大游击队。
关于独立自主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问题， 少奇同志也作了许多通俗解释。 他说： “打鬼了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就是抗日民主政权。”当时有人说，国民党没有允许我们建立政权，怎么可以搞呢？少奇同志说，政权是人民的，虽然国民党不批准，只要人民承认我们，我们就可以存在，也不会破坏统一战线。因此他提醒大家，要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条件，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再要挽回就来不及了。为了鼓励干部放手工作，少奇同志还说：“在历史发展得很快的时候，必须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解决在革命中已经成熟了的任务，这样才能走在时代前面，领导革命前进。”
少奇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解决了许多同志内心存在的需要解决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而使他们大为振奋。当时我们就订出了扩军计划，要各团分头出发，协同地方党委大量发展游击队，并派出干部到游击队去担负领导责任。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原来总数五千余人的四、五支队，立即翻了一番，达到一万多人。各地游击队发展起来后，在部队干部领导下，配合主力打了几仗，经过锻炼，很快提高了战斗力。而且，凡是建立了游击队的地区，群众也随之发动，统一战线也随之开展，乡保政权也随之改变态度。这种迅速发展的局面，为以后应付桂、韩夹击准备了力量。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间，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四○年三月间广西军便在津浦路西向我军发动进攻，接着韩德勤也调集八个团兵力在津浦路东向我进攻。这时，少奇同志和江北指挥部亲率四、五支队在路西对付广西军，路东只留下十五团一个营、教导大队及一些地方游击队，箝制韩德勤，在半塔集地区坚持了八昼夜的战斗。以后路西摩擦陷于僵持局面，少奇同志便决定留四支队在路西坚持，而率领五支队转回路东，加上叶飞、陶勇等同志率领的增援部队到达，才把韩德勤部队打退，赶到三河南岸。四月九日我军占领了马坝，少奇同志即令停止追击，巩固淮南。他说，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一切根据地只有建立了抗日武装，战胜了敌人，发动了群众这三个基本条件逐渐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建立起来。现在淮南这些条件已逐渐形成了，目前主要工作就是要发动群众。因此少奇同志要我根据中央当时的政策方针，并结合淮南实际情况，草拟一个发动群众的纲领，提出了“三七分租”、“分半减息”、“废除旧债”等口号，并规定惩治汉奸、组织农会、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成立人民抗日政府等办法，作为淮南当时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的行动纳领。
为了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少奇同志早在反摩擦以前就把原在大别山工作的千多干部撤出来，此时即分到路东各县，深入农村，以发动群众的减租减息斗争。当时并用江北指挥部的名义委派了六合、来安、盱眙、嘉山、天长、仪征、高邮等八个县县长。经过四、五、六三个月的时间，群众迅速发动起来了，各县、区、乡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抗日自卫队，各乡成立了农民协会，并开展了肃清汉奸的工作。五月间又召开各县长联席会议，成立路东人民抗日联防办事处。七月间盱眙、来安、天长、六合各县反动地主暴动，我们在少奇同志指示下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政策。在镇压了一批反动地主之后，地主中起了分化，有些人前来悔过，我们就给他们做些宣传工作，从宽处理。少奇同志还以中央代表名义召集了一些有影响的绅士谈话，说明我党中央的团结抗战政策，要他们守法抗日。这对促进路东地主的分化也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我们进行了这一系列工作，路东地区稳定下来了。九月间，敌人大“扫荡”，在我军民一致反“扫荡”斗争后，敌人跑了，地区未受到大的损失。
在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路东(以后改称淮南)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巩固起来了，这是华中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后路西、淮北、苏中、苏北等根据地也相继建立起来，这不仅改变了当时华中敌后的抗战局面，而且为以后解放战争打下了胜利基矗这是少奇同志坚决执行毛泽东路线的胜利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