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会长”
敌人一驻下，就拉夫派款。伪县政府的“ 税总”范克祥下命令说，要催讨五年来的田赋尾欠，每亩一百斤，要现款顶粮。他坐在维持会里，算盘子一响就开催条，限令三天缴齐，延期者以抗“国捐”论罪。∑得农民砸锅卖铁，典房子卖地。
地主阶级趁火打劫，乘机收买土地，和敌伪同流合污，大口小口地喝民血，同时又散布谣言:“八路军完了!以后这里是皇军的天下。”“当顺民的百事皆无，心归八路军的统统杀头。”闹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
这一带有我们十个共产党员，分布在七个村里。我原在八路军新七旅二十一团被服股工作，因患严重胃病，被派回乡，一面养病，一面担任党支部书记工作。同时，军分区的敌工科张永前科长，区委纪玉兰书记也在这一带，直接领导我们斗争——秘密地串通群众抗捐抗税，采取政治瓦解与武装镇压，摧毁维持会的组织。
维持会刚摆开的摊子被掀掉后，敌人耍了个花招，要民众公选会长。这是想以“公驯的办法软化欺骗群众，借以巩固维持会。如何应付这场斗争，成了党支部当前一项重要任务。 这一天，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郗光同志派人送来信，叫我到王子南庄去一趟，说有紧要任务。我到了那里，他就问我：
“你的病怎样了?”
“全好了。”我把腰板一挺说。同时心想，也许叫我回部队吧。
“全好了？”他微笑着，看了我一阵说：“又急着想回部队喽！不要怕没事干，给你个特殊任务，去当维持会长怎么样?”
“什么，当维持会长?”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当维持会长。”他接下去说：“敌人占领梁集一带后，以梁集为枢纽，把四外的据点联系起来了，形成了格子网，企图把我们逼出去，我们不但不能退出这个地区，而且还要钻到敌人心脏去。”接着他讲了形势，说我们要把军事的、政治的、公开的、秘密的各种斗争方式配合起来，粉碎敌人的格子网和堡垒政策。
“你这个会长，是白皮红心的啊!”他最后爽快地笑着说，“当然，少不了挨群众骂几句，这没关系，将来群众会分清是非的。这是一条短兵相接的战线，要有胆量，有智谋。军分区的张科长直接领导你们……”
回到家的当天晚上，我们开了个党支部会。张科长和纪书记也参加了会，确定立即展开参加选会长的活动。
梁集有个地头蛇，叫梁洪斌，外号“东霸天”，依仗有钱有势，横行一方。抗日政府成立后，曾多次教育他，只准他老老实实，不准他乱说乱动。他逢人便说：“这几年，政府把我教育好了，你不信，走在大街上有人朝我脸上吐口水，我都不吭声。”其实，他笑在脸上，恨在心里。日本鬼子在梁集安上据点，他的尾巴又翘起来了。如今他听说要选维持会长，便四处进行活动，今天去拜访鬼子的翻译官纳春林，明天去拜访伪军中队长王长顺。在他看来，会长的位置，是十拿九稳了。
在这同时，我们也展开了积极活动，先把二十几个伪保长抓住，通过他们去抓“选票”。为了更牢稳，一天我趁伪军中队长王长顺喝醉的工夫，把他拉到家里，这个人是我们敌工科掌握的一条内线，虽然还不巩固，倒也替我们办过些事。
他一进我家大门，看见敌工科的王荣轩同志，吓得酒也醒了一半，结结巴巴，点头哈腰地向王荣轩同志说：
“ 上次，你要的 ……地……地图，兄弟我照办了，这一阵一点坏事没干，今天喝了几盅……”
“你别怕。”王荣轩同志说,“你做没做坏事,我们账上有。要田赋尾欠，有你的份。”
“是，是，往后不再干!”
“往后不再干”，王荣轩同志说，“听说现在你正忙着保东霸天当会长，对不对!”
“是，是……不，不，我没保东霸天……”他吓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王荣轩同志叫他坐下，教育了他一番，最后说明要他保我当会长。他连声应承：“照办，兄弟一定照办!”
十月二十九日开会“公驯。党支部事先安排好，由彭希岑同志掌握会场，开口先提出我的名。参加选举的人都赞成，只有一个伪保长提出选东霸天。东霸天想不到会如此，两只贼眼直望着伪军中队长王长顺。王长顺这时大概心里正想着王荣轩同志对他的警告，故意不抬头，也不说话，只是翘着腿抽烟。
正在这紧要的时刻，日军小队长板本带着翻译官纳春林闯进来了。他们一听说选我当会长，紧皱眉头，把我打量了一番。我心想：“狗东西，你还看啥?共产党员当你的‘会长’，是千金难买的呀!”
“你们的，明白！板本气势汹汹地向在场的人说，“会长，心要大大好，他的心坏啦，你们统统杀头。”
“梁延峰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能干!”伪军中队长见大家不动声色，便出来说。
“竞驯胜利后，我这个白皮红心的“会长”就上任了。按照党支部的决定：彭希岑同志当副会长，李国庆管账，王延田管粮秣，梁希勤跑外，里里外外，全是我们的同志。
斩爪牙
维持会的牌子刚挂出，敌人就催地亩捐。我们先用“以拖代抗”的办法，看拖不过去，就布置“合理负担”，让地主阶级多拿。这事被东霸天知道后，他就像条狗似的，溜到据点里向翻译官报告了。当天就下来两个伪军，把我拉到据点里。翻译官纳春林把桌子一拍，说： “你胆子不小，敢在这里布置合理负担。你是八路的暗探!”
我一听，心想糟糕，是真的露了底呢，还是他唬我？不管真假，反正不能露声色，便忍怒陪笑向他说：“我不懂什么叫合理负担。上面要粮要得紧，穷人都拿不出，怕误了公事，才让有粮的人多出些……”
“你不要胡说!”他把眼一瞪，“你是地地道道的八路坐探，我有证人。”
“翻译官，不要听东霸天胡说”，伪军中队长见我直向他递眼色，便笑着说，“他是没当上会长，和梁延峰有私仇!”
不知道这个狗翻译装糊涂呢，还是真糊涂？这件事就这样马马虎虎了结了。我们却加倍警惕起来，决心除掉东霸天。
一天夜里，区分队来了三个同志，把他拉出去枪决了。杀一儆百，从此其他的地头蛇也比过去规矩多了。
敌人处处被动，不能得心应手，不久又增加了一个谍报班，加强特务活动。
这个谍报班里的人,都是一色的烟鬼、流氓,是日本鬼子忠实的爪牙。群众叫他们是“铁心队”。他们一天到晚到处钻，无孔不入，非常嚣张。为了对付这帮坏蛋，敌工科张科长亲自带人来到梁集一带,整天寻找机会准备敲掉它。但是,这群坏蛋非常鬼,我们几次都扑了空。一天，敌人从高院村抓去四十多人，挨个严刑拷打，向他们要枪。谍报班的班长高哈，还在一边煽风点火，鼓动日本小队长派人到高院村去搜，还下保证说，他们谍报队确实调查出那里有枪。鬼子听了他的话，第二天就出动去搜枪。事先我们得到消息，报告给我军游击队。结果敌人没搜到枪，反被我军打得狼狈而逃。板本小队长也被打伤了。
板本回到据点直骂高哈，说他心坏了。我们借此机会，就鼓动伪军中队长去见板本，说高哈私通八路军。板本一气之下，把这个狗奴才用刺刀戮了。这真大快人心!
随后，区分队又派几个人到梁集来活动。他们经常向据点里喊话，宣布翻译官纳春林的罪状,闹得敌人像耗子似的,不敢轻易跑出据点。罪大恶极的翻译官纳春林，最后也“辞职” 跑了。
整掉了高哈，谍报队也不敢那么猖狂了。一天，我们一个同志被他们抓住，经过我们对两个谍报员威胁加收买，他们不得不偷偷放掉了。就在这事发生后，新任的谍报班长彭泽洪跑到维持会里来，劈头对我说：“梁延峰，你暗通八路，暗探军情,瞒了别人,瞒不了我。” 我估计他想敲几个钱，便说：“彭班长，可别听闲话。咱祖辈非亲即友，兄弟当这个会长，你该关照点。有困难只管说嘛!”他听我话里有钱，转了两个圈就走了。
天黑，他又来了，进门就说：“咱把话说明白，半袋小米可不行，哪天我也得个一二十块钱花!”原来他嫌给他的太少。我告诉他别急，再替他筹划。
经过党支部研究，决心除掉这块绊脚石。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这天我把他请到家里，灌了几杯酒，便说：“彭班长，我给你想了个弄钱的办法，你干不干?”
这个家伙见钱如命，听说有个生财之道，眼珠子都红了，忙问什么办法。我说咱们村明天逢大集，粮食市上没人收税，你彭班长到那一蹲，大把钱不就抓到手吗!他犹豫了一下说： “好是好!碰上八路怎么办?”我说：“唉，八路军白天哪敢进街!”他把大腿一拍：“说，就这么办!你可别说出去，我得吃独份!”我点头应着，心想：狗小子，保管叫你吃独份。
次日一早，我抱着孩子，装着赶集的样子，给武工队的同志引线。走到粮市，彭泽洪正蹲在那里，大把大把点钱呢。我向同志们使了个眼色，一个同志上去抓住他的衣领，枪口指着头皮：“彭泽洪，走!”这小子直喊救命。这时我们呼叫着：“快跑啊，八路军来了!”
集炸了，立刻乱成一团。武工队的两个同志架着彭泽洪，随着奔跑的人群出了村子，把他干掉了。
之后，我们又采用各种办法除掉了几个汉奸。这样一来，伪军个个自危，惶恐万状。新到的见习翻译于占鳌，经过我们多方争取，也和我们拉上了关系。
日军小队长板本挨打之后，一直躺着养伤，据点里的权柄都握在王长顺、于占鳌手里，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又把一些坏保长整掉。从此，据点里敌人每天得到的情报，只剩下了一句话——“本保太平无事。”
攻心战
日寇对伪军越来越不信任了。从六月以后，不到三个月，接连换了四个伪军中队长，十月初，又换上了一个名叫邢焕章的。这人阴险狡猾，外号邢疯子。他一上任，我们的内线关系便不像以前那么灵了。军分区敌工科决定对他进行工作，曾先后给他写了三封信，但他却根本不理。这一天，我又把敌工科的第四封信亲自送给他。他还没看信，就指着我说：
“你胆大包天，给八路军当起邮差啦?脑袋还想不想要!”
“这有什么办法?”我装着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他们叫我送，我怎敢不送!你是听说过的，八路军难对付啊，得罪了他们，你钻到牛角里也会给挖出来!”
“我就不怕!”他拍拍胸口说，“我邢焕章从十七岁拉杆子(当土匪)，凭着一颗脑袋一杆枪，走南闯北，没栽过跟头落过马，管他八路九路，能把我怎么样?”
我见他死硬，便假装怕事地说：“邢队长，我可不管你们的事了，我这个会长，不知哪一天会被八路军收拾掉，我走了!”说要走，其实还坐着。
“你慢着，我看看信。”他说着打开信。这信的内容，是限他几天内和我们接头，不然要他走彭泽洪的路。他看罢信，脸色变了，忽而转了个笑脸说：“他们要和我谈谈，你看能谈吗?”
我一听有门，就激他说：“谈谈，你敢去谈?”
“怎么不敢!我当着日本人的队长，没干坏事，八路军叫我去谈，他们会不讲信用?你去回他们话，叫他们派人来。”
经过周密安排，一天敌工科的王荣轩同志在我家里见了邢疯子，谈了小半天，邢疯子最后说了这样的话：“八路军只要不打我，我决不找八路军的麻烦，咱们各走各的路。”
初步能达成这样的协议，也算胜利。之后，我们的争取重点又放在副中队长刘子恒身上，做他老婆的工作，通过他老婆劝说他。敌工科又三番五次对他进行教育。后来这人慢慢变成了我们的内线。
两个伪军头头一被控制，工作方便多了。这时县委书记郗光同志又给我们指示：应趁机向纵深发展，全力瓦解下层。根据这一指示，我们便向伪军展开了全面的攻心战。
弄到了伪军全部名单，摸清了每个人的底细后，便通过他们的家属给他们写信，带口信，劝他们改邪归正。敌工科张科长还亲自领人围着据点喊话。他告诉伪军，八路军里设了“善恶簿”，当伪军的如对百姓办了好事，给他名下点个红点；办了坏事，就点黑点。够五个黑点，就惩办。他还像点名似的，把伪军的名字念了一遍。
接连几个夜晚喊话后，伪军普遍发生动摇，有的伪军家属跑到据点里哭闹，几天内逃走了四五个伪军，邢疯子也吓慌了，下令白天不放吊桥，人人不准外出，亲友不准会见。
这时，我们“维持会”借口八路军闹得凶，向老百姓要不来东西，便不给据点里送吃的。敌人就派兵出来抢。他们一出动，我们就打伏击。抓了俘虏，不杀不打，经教育后又释放回去。攻心战成绩很显著。有一天，王荣轩同志突然碰上一群伪军，被抓住了。王荣轩同志便说：“你们先别捆我，听我说几句话。”他宣传了一阵，最后说：“你们捆吧，送给日本人杀了我，你们每个人名下将点上一个黑点，我们的人会跟你们算账的。”伪军小队长陈祖波听了， 和几个伪军嘀咕了一番， 然后走到王荣轩同志面前， 低声说：“ 不捆你了，你走吧!”等王荣轩同志走出来十几步，他又说了一句：“记住，我叫陈祖波!”大概他想给自己名下点个红点吧!
王荣轩同志脱险见到我们，谈起这事，大家都笑了。接着趁热打铁争取陈祖波。不久，真的把他争取过来了。
攻心战打了一个多月，根据党的指示，“有打有拉，普遍教育，重点争缺。差不多有一半伪军被我们掌握了。县委书记郗光同志说：“好，我们在敌人心脏里挖了个大窟窿。一天，区委纪书记到“维持会”来，逗趣地说：“这个‘维持会’维持得不错，成了我们的干部招待所了!”
我们就这样钻进敌人心脏里，与敌短兵相接，配合着我军主力、武工队、游击队，向日伪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