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军区来人到我们团检查工作,我正在汇报,八连副指导员曹振国同志兴冲冲地跑了进来。说他早上带着半个班出去执行侦察任务,走到觉石院村北,看见一群日本兵押着民夫在山上修炮楼,还抢着吃东西。他们六条三八枪同时瞄准,突然开火,一下把日本鬼子打倒四个,剩下的拔起腿就往碉堡跟前跑,半路又给撂倒了一个。肖克副司令员和分区邓华司令员亲自率领五团,在九龙山麓指挥反“蚕食”、反封锁战斗,听到这个反映,军区与分区领导都很重视,认为这是消灭敌人的好办法,值得推广。可是,我却不以为然地问曹振国同志:“缴获了枪没有?”他低声回答说:“没有!”我冷冷地说:“没有缴到枪,只撂倒几个人,算个什么了不起的奇闻!”
当时我这样讲,倒不是专门给曹振国同志泼冷水。主要是自己思想上扭着一个大疙瘩,觉得那样零打碎敲解决不了大问题,还认为主力团用不着去干那些小手小脚的营生。
我们五团的前身是一一五师的一个连和一二○师的一个连,于平型关大捷后来到平山、灵寿、盂县地区发展起来的。一九三九年春天在滹沱河北岸的黄泥村正式建团,秋天即赶上了有名的陈庄战斗。我团配合着一二○师老大哥,英勇奋战两昼夜,歼灭了日寇水原旅团长以下一千余人,缴获步枪三百多支,轻重机枪二十多挺,还有迫击炮、掷弹筒等,大大加强了全团的武器装备。在战场上战士们经受了锻炼,可以说是杀出威风来了。一九四○年春,我团又跟聂荣臻司令员南下,到晋冀鲁豫参加了讨逆战役,进行了一系列的胜利战斗。从那时起,军区和军分区的首长都曾称赞说:“五团已经是一支能攻能守的野战主力部队了”。 部队返回晋察冀后,仍在平山、灵寿一带担负战斗任务。全团经常保持着三四千人,武器大部是崭新发亮的日本造,接连几仗也都打得不错,不仅边区人民大加赞扬,就是在附近敌人的心目中,也有一定的名望。正定、获鹿等敌占区的群众,有时夜间向根据地运送公粮路过敌人的据点,炮楼上的伪军一问:“干什么的?”下面就大模大样地回答:“五团的,你问什么!”伪军们听了之后,就再不敢吭声了。
从以上事例中,说明五团在党和上级领导下,发展是顺利的,进步是较快的。但另一方面,却滋长了一种相当严重的骄气。有一次,部队驻在北白雁村,我有事到二连去,见院子里围着一堆人,他们正在摆我团“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我一走过去, 就有人得意地问: “政委,你说咱们团一次能包打多少日本鬼子?”另几个人就抢着回答,有的说:“一个大队”,有的说:“再多点也能包下来。”我也没有细琢磨一下这些话的味道,就乘着他们的高兴,随声附和地说:“一个大队也行,再多一点也行,反正是打大仗才过瘾。”听我这一讲,他们的兴头更足了,纷纷嚷着说:“ 再打一定打个呱呱叫的, 咱五团什么时候打过孬仗!很显然,部队这种骄气是相当普遍的。我在这个团工作时间较久,这种骄气,和我的领导思想有直接关系。
一九四一年冬,日寇继秋季大“扫荡”之后,又对晋察冀边区采取了新的“蚕食”政策,在我团驻防的滹沱河北岸及灵寿以西地区,挖了好几道封锁沟,沿沟遍修炮楼,步步为营地向我逼近,先占去一个村庄,又占去一个山头,再进一步就把一道川全占去了。原来是我们的根据地,过几天就成了游击区,再过几天又成为敌人的所谓“治安区”了。面对这种新情况,我们的思想却没有转过弯来,因而没有采取新的措施,仍然是愿意打大仗、打硬仗。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九四一年底,我们对日寇新修的据点狗台疙塔发起强攻。部队打得很英勇,一股劲往上冲。军区的山炮营也参加了战斗。但因敌人的堡垒工事坚固,手榴弹炸不垮,子弹穿不透,战士们几次爬上梯子,都被反扑下来。有人提议用炸药炸,我们在指挥上却轻视这个办法,没有采用,仍一再组织硬攻。结果攻了一天一夜,部队伤亡不断增加,据点还是没有拿下来。最后敌人援兵快到跟前了,才被迫撤出了战斗。
狗台疙塔战斗没打好,对五团来讲是个不小的教训。但我们领导上仍然未能及时领悟,一心想下次打个漂亮的歼灭战,出出这口闷气。然而,事与愿违,我们接连几个攻坚战斗都打得不太理想。敌人的“蚕食”反而越逼越紧。过了年以后,原来我们团部常驻的南甸、七级、李家坡一带,也相继被敌人“蚕食”去了。日本鬼子也似乎抓住了五团的什么弱点,瞅空子就想来整我们。记得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拂晓,日寇理杉混成大队突然摸到我们团部村边上来了。团部驻在魏家院,哨兵已经和敌人打响,机关里大部人员还未起床,真是危险万分。幸亏驻在外村的三个营机动勇猛,跑步压过来,里外配合才打退敌人的偷袭,并且把敌人追到吴家庄揍了一顿,毙伤敌四五百人,最后敌人狼狈逃回平山。这次战斗虽然转危为安,但我们也付出了伤亡二百多人的代价。对五团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教训。
吴家庄战斗是一次危险而被动的消耗战,但我还是更多地看到它胜利的一面,觉得战果不小,以为像这样的仗多打几次,大概可以解决反“蚕食”的问题。第四天,我到军区去请示工作,聂荣臻司令员和唐延杰参谋长接见了我。我向他们汇报了吴家庄战斗如何转败为胜,如何差一点全歼日寇理杉大队,如何把敌人打得狼狈溃逃的情况。聂司令员站起来走近我说: “你只知道打垮敌人理杉大队,可是你今天打垮了他,明天他还会来。敌强我弱的局面,不是一仗两仗就能改观的! ”他紧接着又说:“肖锋同志,你们五团的战术思想落后了,你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吗?”聂司令员这样一问,我的脑袋不由嗡的一下胀起来。
我今天讲吴家庄战斗,原希望会得到首长们的称赞,谁知却受到了批评。聂司令员是我的老首长,他平时对干部的进步非常关怀,现在这样严肃地提出问题,使我立刻警惕到自己思想上一定有毛玻
聂司令员接着从华北敌后抗战的现状讲到当前敌人的企图,并仔细地说明了我们应该采取的方针。他又问我:“听说你瞧不起打小仗,是吗?”这一问使我马上想起曹振国同志报告的那回事了,便直爽地把自己对“零打碎敲”的看法摆了一遍。聂司令员听了我的话不住地摇头,随后就更加耐心地说:“我们全边区约有二百个县,每县每天打死一个日本鬼子,一个月就是六千多,相当于敌人一个旅团。”他还说:“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枪炮武器没有什么了不起,机器一转就出来了,但它却转不出人来。人在任何时候总是决定因素。”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对我却是极为深刻的教育。越往下听,我越感到心情沉重了。
这时,我又想起几天之前,在军分区司令部看到各团队的战果对照表,表上半年来毙伤敌人数目一栏内,九区队的数字倒比五团的数字多一些。九区队和五团,都是四分区的部队,而九区队是游击队,五团是主力;九区队是新编不久的,五团已有近四年的历史,九区队不过七八百人,五团却有三四千人。可是,这个时期我们的战绩反而不如人家。当时,这两个数目字曾使我大吃一惊,现在经聂司令员指出了我思想上的问题,这两个数目字又像两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过去,我们曾瞧不起人家“零打碎敲”的“小战斗”,一心想着打大仗、打硬仗,一鸣惊人,但今天所得的结果却是这样,我内心里感到十分惭愧和不安。
聂司令员看出了我内心的斗争,他又用和缓的口气指示说:“客观形势变了,我们的思想一定要赶上去。最近党中央发出了整风指示,毛主席在延安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我们都要好好地学习,用整风的武器,检查我们思想毛病的根源,改进工作,提高领导水平和指挥水平。五团是一支好部队,这半年来有了一些缺点,只要认识了就能很快转变。”最后,聂司令员更扼要地向我指出:“改正缺点的关键在于领导,领导思想一定要符合客观的需要,绝不能犯主观主义。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要我们‘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我们就不能死抱着老经验不放,不能一条路走到黑,硬往死胡同里钻。”
聂司令员这样苦口婆心的教导,可说是句句话都打在我的心坎上,使我心悦诚服。谈过话,首长们留我吃晚饭。在吃饭时,聂司令员还亲切地嘱咐我说:“你的最大缺点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一定要在这次整风中彻底纠正。”临走时,我也一再向军区首长说:“我一定不会自甘落后,请首长放心,我们很快就会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党和上级的关怀,回答边区人民的希望。”
回到团里不久,整风文件和军区、分区的指示陆续发下来。这时虽然整风学习运动还没有展开,自己却迫不及待了,贪婪地阅读着、思考着文件里的每一句话。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第一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而我们五团的领导思想也正是主观主义在作怪。根据聂司令员的指示,结合着五团的具体情况,我们立即召集扩大的团军政委员会,认真地讨论军区和分区的有关指示,并用整风精神,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把意见全讲出来。
在会上,同志们发言非常热烈,提出了许多我们领导上根本想不到的宝贵意见。营长丁荣旋说:“半年来,团的领导上是有问题,情况变了,但指挥思想没有变。打起仗来仍然是‘ 一冲主义’,这样冲一次要付出多大代价!领导上虽然看到了,可就是转变不大。”
教导员陈锐芝说:“过去敌人老挨五团的打,现在五团要挨敌人的打了。魏家院被偷袭那次多危险,团部差一点叫敌人摸掉。我们的侦察、警戒工作哪里去了?我们的轻敌麻痹思想发展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领导上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同志们还反映了当地群众对我们很多的意见。老区人民,尤其是滹沱河两岸的人民,一向把五团当作自己的亲人,可是最近有些群众却产生了埋怨情绪。他们说:“你们还讲抗日,把日本鬼子都快抗到老百姓炕头上来了1这话听了之后,真使人惭愧。所以大家在会上反复地说:“我们的指挥思想如果再不转变,再打不好仗,真对不起边区的人民。”
听着同志们对领导的善意批评,我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大家提得那样实在,那样恳切,使我深深地认识到自己思想赶不上形势的危害性。想到过去领导上、指挥上的漏洞,想到各次战斗中那些流血牺牲的同志,心里真像有一团烈火在燃烧。同志们讲的许多事,过去很少听到过,也很少去留心过。这说明自己的脑子过于热了,主观主义抬头,民主作风不够;只想痛痛快快地去硬冲硬打,不愿在艰苦环境中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所要求的“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我就没有做到,在复杂多变的对敌斗争中,自己把自己陷在一个狭隘的圈子里,停滞不前。
会上,大家不仅批评了领导,同时还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提出了许多好建议。有的说:“敌人搞‘蚕食’,正是他外强中干的表现。敌人第一线兵力不足,新兵多,这些兵既缺乏战斗经验,胆子又小,便于我们政治瓦解,便于给我们当冷枪靶子,也便于小部队打伏击。”也有的说:“敌人向咱根据地‘蚕食’,我们给他来个以蚕食对蚕食,也到他的‘治安区’里去发展。那里什么咱们都熟悉,闭着眼睛也能跳来蹦去。日本鬼子控制得再严,咱们总会有办法活动。它就是个刀山,咱们也可以把它给踩平了。”还有的同志提出我们也要学习冀中区挖道沟、地道的办法,改造地形,神出鬼没地消灭敌人。这些宝贵的建议,条条都是切实可行的。
这次会议,不仅是我团一次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学习,也是一次非常得力的战斗动员。领导上作了比较深刻的全面检查,同志们也心情舒畅地作了充分讨论。最后,根据中央“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方针,以及军区和分区的指示,确定我团今后反“蚕食”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以小部队活动为主,配合地方武装,不失时机地打击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大力开展敌伪军工作,争取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同时也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和攻坚战。
部队迅速在新的作战思想指导下行动起来了。根据几个不同地区的情况,分别布置战斗任务。正像毛主席在整风文件中所引用的话:“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战斗组织形式,像无数个坚强有力的拳头,一齐向敌人砸去。
首先,我们从全团抽调了一百多名射击技术好、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和战士,组成二十五个孤胆射击小组,经常钻到敌人鼻子底下去活动,瞅到空子就打敌人的冷枪。这办法非常有效,使敌人防不胜防。
一天清晨,江家河据点的日本鬼子在炮楼下练刺杀,一来一往,毫无戒备。张钦指导员带的射击组沉着地埋伏在村旁,等到敌人集合讲评时,一阵排子枪打过去,鬼子虽然纷纷抢先往炮楼里跑,但还是有五六个躺在那里爬不起来了。
七连二排长带着射击小组,在北石殿看见有个鬼子哨兵,端着枪神气活现地站在那里,二排长一枪就把他打倒在门口;小组的人还想乘鬼子出来收尸首时,再给他两枪,但等了许久,再也不见有人敢露一下头。
在燕川北炮楼附近活动的射击组,看见有个鬼子小队长牵着一匹大洋马,像有事要出门的样子,当他的左腿正要跨上马背时,神枪手“叭”的一声,鬼子小队长连人带马都倒在地上了。
这种冷枪杀敌活动的开展,一时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坐卧不宁,不敢出操,不敢站队,以至吃喝睡觉、散步放风,都只好闷在那方圆不过二三十步的炮楼里。群众对我们这种打法给了很高的评价,并且把我们的射击组称做“飞行射击组”。
在“飞行射击组”的基础上, 我们发动民兵群众, 又广泛地搞起地雷、石雷爆破来。 “飞行射击”结合着“飞行爆破”,更加扩大了杀敌的声威。方式日益灵活,技术日益提高,到处都在得心应手地杀伤敌人。
有一次,我们得到内线情报,日寇驻南甸的司令部,第二天要在南甸镇召开“庆祝蚕食胜利大会”。我们连夜把迫击炮架在离南甸三里路的小北庄,严密隐蔽好。第二天上午,鬼子和伪军刚集合好要开会时,突然一顿迫击炮弹落在会场里,敌人死伤一片。他们的庆祝会是开不成了,只好晚上悄悄开了个追悼会。
在冷枪、冷炮杀敌的同时,我们还组织了几支坚强的武工队和便衣队,伸向建屏、正定、灵寿等敌人的纵深地带去,到处打伏击、捉汉奸、砸伪乡公所。有的一直摸到石家庄郊外的西兵营,袭击了日寇毛利旅团的司令部。西兵营附近的陆军医院和飞机场里,也响起了中国人民胜利的枪声。“飞行射击组”借用近百辆自行车,携带四个掷弹筒,四挺轻机枪,几百个手榴弹,近二百斤黄色炸药,偷袭大郭机场,劈开电网,冲到敌区,用煤油、炸药烧毁四架战斗机、一架轻型轰炸机,烧得烟雾弥漫,打死打伤机场人员五十多人。还曾里应外合地一度占领了灵寿县城,包围了日寇司令部,砸烂了伪县政府,打死了日寇的县政指导官。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我们也选择若干孤立的敌人据点,采用政治争娶奇袭、爆破,并结合主力攻坚等办法,一举攻克它。这样,我们第一次先攻占了觉石院,歼敌一个小队;随后又陆续攻下了江家河、小刘庄等许多据点,切断了敌人几条主要交通线,大大遏止了日寇“蚕食”我根据地的气焰。
军区和分区非常重视我们团战术上的转变,天天都来电话询问情况,并及时给予新的指示。还把我们的胜利消息和战术经验,在军区的《抗敌三日刊》、分区的《火线报》上不断登载出来。
部队在新的战术思想指导下,经过一个阶段战斗之后,我们把所得的战果作了初步统计,仅我团“飞行射击”冷枪杀敌一项,在一个月内,即打死打伤敌人四百余名,而我们的伤亡却微乎其微。看着这个几乎是“四百比零”的数字,不禁使我又想起五团近年来的那些战斗,想起每次战斗中的伤亡和战绩。两种战术思想、两种作战方法,带来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在这严峻的事实面前,形成一种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通过这种对比,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自己的“思想方法不对头”;也使我更深地体会到聂司令员对自己的批评的重要。此后我决心在党和首长们的教导下,在群众的监督下,继续深入整风学习,使自己的思想不断改造、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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