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鄂豫皖区党委对于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强调的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并未认真贯彻执行，反而错误地提出了“协助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行动口号，大力帮助国民党这支桂系军队扩军、建政、训练基层政工人员，而不注意发展自己。国民党五路军依靠共产党人的扶持，迅速壮大起来，在他们多年进攻而得不到手的大别山区站住了脚。当一九三九年全国局势逆转时，他们羽翼已丰，立即背信弃义向我们猖狂进攻。由于我鄂豫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早已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后方留守机关兵力单薄，在五路军蠢动的时候，我方虽曾据理交涉，继则坚决自卫，但已无法挽回败局，最后不得不撤出大别山区。一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起来并且保留至今的红色根据地，就这样令人痛心地落到顽固派之手，成为他们反共基地之一。
部队游击到皖中和皖东一带，没有根据地依托，供应极为困难。国民党当局不发给一枪一弹和粮草被服，其地方政府又多方刁难限制，我们没有税收，每到一地，就打土匪、打“ 资敌”和借粮募捐。即使这样，仍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寒风呼啸，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杂粮做成的稀饭，大家还不能吃饱。
我党我军在江北敌后的处境正是这样困难的时候，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项英同志，却又从皖南新四军军部拍来一份电报，要四、五支队开赴江南。显然这是违背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和向北发展的方针的。毛主席早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初就曾专电项英同志，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即应分兵东进，直到海∵，再分兵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和步骤提得这样明确及时，而项英同志不仅没有认真执行，反而又要江北部队南下，这份电报显然是不正确的。但是，那时部队中也有一部分同志对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缺乏认识。因此，在部队应该不应该南下的问题上，产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军部执行的是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应该服从；如果我们不行动，会影响或破坏统一战线，国民党当局要批评。但更多的同志认为，南下就意味着放弃华中，正符合敌、伪和顽固派将我八路军、新四军分割于华北与江南，以便各个击破的阴谋，因而坚决反对南下。我在延安时，曾列席旁听过毛主席在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听到过他批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我们离开延安南下时，又接受了毛主席给我们的亲切指示。他说：你们到敌后去打游击，搞游击队，要自己搞。国民党靠不祝延安离你们远，够不上。一切都要自己动手。这一切强调共产党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精神，给我的教育很深刻。因此，我便把毛主席的报告和指示的精神，向附和南下意见的同志作了反复说明。即使这样，也还没有完全说通，他们仍然坚持错误意见。弄得反对南下的同志很不满，有的气愤地说：“硬要南下，我就把部队交了，打游击到华北去!”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了：中央派胡服同志来到了淮南、领导华中全盘工作。
胡服就是党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他在九月间离开延安，沿途视察了各解放区，十一月才由淮北到达新成立不久的以张云逸同志为首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 三黄家。少奇同志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立即召开各种会议，日夜了解情况，到处传达与解释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欢迎会上讲，在党委会上讲，在干部大会和个别谈话中也讲。少奇同志的讲话，像暖流一样传遍了我们的全身。他肯定了华中的同志过去做了不少工作，但又指出在大别山区给人家“抬轿子”，不努力扩充自己的力量是不对的；其结果是被人家赶出来了。他意味深长地引用湖南一句谚语说：这是“木匠打枷枷自家”，这个教训要很好地记取，不能再重复了。谈到今后的行动，他说：不南下是对的。部队要遵照党中央的方针，大力发展华中的游击战争；向东发展，一刻钟也不停留，直到海∵。硬是要在这块复杂的地区建立根据地，作为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同时，他还分析了淮南平原、华中地区与华北平原的共同点与特点，指出淮南除了国民党顽固派势力比我们雄厚，并且控制了大部地区的政权外，其他主要方面都和华北相似，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条件。而那些不利条件，经过我们努力，也是可以改变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建立一个“家”，建立抗日政权。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先抓枪杆子。
少奇同志反复强调掌握武装对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他说：大家不要小看四、五支队，什么地方有我们的队伍，我们就在什么地方占优势，哪怕是一个团，驻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就归我们管，就可以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如果顽固派派兵来干涉，我们就实行自卫，把他们打垮。这样，根据地就可以建立和发展。
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贯彻执行了少奇同志的指示，都得到迅速的发展。五支队挺进路( 津浦铁路)东，在来安、嘉山、盱眙、六合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一度克复来安城，驱逐敌伪，大大鼓舞了路东人民的抗日情绪。仅仅三个月，四、五支队在淮南津浦路东西两侧，就由五千余人发展到一万余人。十二月下旬，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同志指挥淮南军民，胜利地粉碎了日寇对淮南地区的第一次“扫荡”，克复周家岗、古河等要地，缴获大量枪炮及其他军用物资。于是，民心大振，我军的影响更遍及淮南平原，处境开始好转。 到了一九四○年初，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来到淮南，桂系军阀李品仙（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及蒋介石嫡系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等，调动其所属部队，准备向我四、五支队及其所在的皖东地区进攻，一片乌云笼罩着淮南大地。
这时，少奇同志向我们指出：现在时局逆转，国民党准备投降，我们坚决揭露他们的投降阴谋，他就一定要和我们搞摩擦。我们必须明确认清：“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因此，不仅要打鬼子，还要准备反摩擦。他说：“现在，摩擦是非反不可；否则就犯了原则错误。而且，如果不在反摩擦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敌后就没有我们的地位，就没有我们的根据地，抗日统一战线也就统不起来了!”
有一天，我和十四团政委李世焱同志去指挥部请示工作，少奇同志在谈完工作后，又特别叮嘱要反对“挨打观点”。他尖锐地指出：“军队嘛，就要打仗，人家来打你，你也要去打人家。有些人不是这样想，等人家打上门来了，就把部队拉出去打游击。这是被动的‘挨打观点’。能够搞几个根据地，脚踏实地地发展，不比打游击好吗？一旦国民党要投降，摩擦起来，我们没有根据地，力量比他们小，不能克服投降派，也就谈不上抗日了，那还有什么游击可打?”他把这一番道理说清楚之后，微笑地注视着我们，眼睛里充满了爱护和希望。我们也都看着首长，心里都暗暗说：“党的指示，我们一定牢牢记祝”
春节前后，十四团正在红心铺整训部队，做群众工作。一天，接到江北指挥部从大桥拍来的“万万火急”的电报。原来桂系顽军开始进攻我们了。李品仙指挥其一三八师的二千余人为一路，阴谋以“护送点验官员”为借口，由古河向北经广兴集进犯我界牌集；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率其第八纵队及桂顽主力一个营共三千余人，从定远方向直奔大桥指挥部。由于敌军行动诡秘，沿途封锁消息，当我军侦察到确切情况时，颜顽的尖兵已迫近池河西岸，与我大桥指挥部仅一水之隔了。这种情况使我大吃一惊，我心里明白：七团在周家岗，八团在津浦路东，九团在王子城，特务团在大马厂……指挥部身边只有一个特务营，如何能抗击数千之敌呢?于是立即命令部队出发，增援大桥，然后，我骑马先向大桥飞驰。
到了大桥，已经快天亮了。我走进指挥部，看见少奇同志、张云逸及郑位三等负责同志正围着火盆，在计议对策。他们的举止还是那么安详，谈吐还是那么从容不迫。但地上却丢了许多烟蒂，想来首长们已进行了一整夜的商谈。他们决定：大桥方面，特务营迅速抢占池河东岸的有利地形，准备坚守待援；同时派干部连夜动员群众，过河欢迎五路军抗日，以此重申大义，促其猛醒，避免摩擦。其余主力部队则作好准备，在必要时向顽军展开反击。
天一亮，河西已锣鼓喧天，彩旗飘扬，成百上千的群众，拥道高呼口号，声震四野。顽固派愕然相顾，一时不知所措。我们争取了时间，集结了兵力。当顽固派悍然不顾人民愿望，继续向我发动攻击时，我军便按原定作战方案分兵前进：北路攻打定远，把颜顽主力调出张桥据点，在运动中将其歼灭；南路则给予桂顽主力以杀伤，将其击退，粉碎其与颜顽会师大桥的企图。
少奇同志送我们出征时，又特别叮咛道：“你们去打仗，我们去讲理，你们打赢了，我们好说话；打输了，我们就是有理也讲不通。”接着又说：“把他们进攻我们的有生力量消灭掉，使他们感到痛、认输了，就可以了，还要给他们留一条抗日的道路。”
战事进行得很顺利。三月七日，我军以七团为主，奋力击退了南路桂顽一三八师的进攻，将他们逐回古河；由路东增援的五支队主力及苏皖支队打开了滁县等城；我北路十四团攻入定远城，赶跑了顽县长吴子常。
颜仁毅得报，果然倾巢北上，增援定远，在高塘铺与我伏军接触。我们作了最后的争取工作，警告他：吴子常在任期间，为非作歹，破坏抗战，我军接受人民的一致请求，正在改组县政府，叫他们速返原防，准备抗日，不要寻衅，滋生事端。颜顽哪里肯听忠告，动手就打。我十四团与九团坚决反击，将其有生力量消灭。以后，我们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停止了对其项家围子领导机关的攻击，放颜仁毅逃往寿县去了。
后来，我部又奉命发展到凤阳地区。忽然接到通知：指挥部派县长来了。这个消息引起了前线的欢腾。我立即策马前去迎接华中第一位抗日民主县长的来临。一路上，我反复回想决定打定远时少奇同志对我们的一段谈话。
我问少奇同志：“把吴子常打跑了，国民党会有好县长派来吗?”
“自己派嘛!”少奇同志说，“省长我们也能派出来。我们有一个县，派县长；有几个县，就派专员。”
“人家承认吗?”有同志插问。
“要谁承认?党承认你，人民承认你!”他斩钉截铁地说，“在这革命高潮的时刻里，我们一定要大刀阔斧地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我们的政权。如果不把政权掌握到手，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现在，少奇同志果然委派县长来了。
当我们迎向前去时，远远就认出了那位新来的县长不是别人，正是江北指挥部的统战科长魏文伯同志。他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把他委作县长，可见领导上决心之大了。
我们为魏文伯同志一行解决了一些经费和给养，还帮助他做了一套制服，他就带着一批干部上任去了。
起初，我们部队都派有工作组在农村工作，这时，工作组长就当了区长。他们和一批士绅、几千群众，打着彩旗，开了个盛大的欢迎会。会上，宣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然后贴出安民布告，公布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策。几天之内，部队又打开了滁县、凤阳的一些地区，地区扩大了，随即成立了定(远)凤(阳)滁(县)办事处，魏文伯同志兼主任。我们通过政权，建立了税收工作，成立了抗日自卫队等地方武装。以后又进一步改造政权，推行民主制度，贯彻“双减”政策，实行改善人民生活等种种措施。由于有了政权，党的政策得以更好地贯彻到群众中去，使抗日根据地迅速巩固起来。定远县的政权，恰如新芽初绽，预示着江淮平原的春晓。
在路东主力由罗炳辉同志率领来到路西配合作战的时候，国民党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乘机率八个团兵力进攻我路东心脏半塔集。路东军民同十倍于我的顽军英勇奋战八昼夜，顽强地坚持了半塔集主要阵地。最后少奇同志亲率路西主力回师路东，又命苏中挺进纵队与苏皖支队驰援，打跑了韩顽，直迫淮河右岸，开辟了路东大片地区，成立了八个县政权和路东联防办事处。至此，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雏型，便在淮南津浦铁路的东西两侧形成。因为有自己的政权作依靠，有根据地人民的支持，部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扭转了数月前的不利形势。
四、五月间，我江北游击纵队在无为地区遭受顽军进攻，退至皖东。我奉命带着十四团到该部去工作。骑在马上，环顾千里平原，完全沐浴在一片艳丽的阳光之中。这时，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乡乡都有了抗日组织，儿童站岗，妇女支前，青壮年练操习武，远远传来雄健整齐的口令声：“一、二、三——四１我不觉挺直了腰杆，畅快地吐了一口气。此情此景，使我回想起几个月前我们失去了大别山根据地时的痛楚，回想起项英同志要江北部队南下的电报所引起的波动，就更深切地体会到：右倾投降主义就是阶级投降主义，是要把我党的事业导向失败的；而党中央、毛主席指出的正确方向，则是唯一的能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少奇同志把中央正确的方针带到了华中，创造性地指导了华中的工作，就像春天降临江淮平原，立即出现了万紫千红的大发展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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