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和察哈尔、热河，进而阴谋夺取河北。一九三五年冬季，日军积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当时，处于抗战前哨阵地的山西，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也和全国一样，发生剧烈的变化。三十多年来独霸山西的老军阎锡山眼看着他长期搜刮得来的庞大资财——价值二亿五千万美元以上的厂矿、铁路、土地等，有落入日寇之手的危险。阎锡山为了阻止红军由陕甘宁根据地东进抗日，请来国民党的十个师驻在晋南，但这些部队来而不去，“复兴社”、ＣＣ等特务组织又在大肆活动，策划“河东独立”，准备从内部搞垮阎锡山。而在这时候，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早已深入人心，特别是红军东征给山西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一九三六年秋天起，山西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猛烈地高涨起来，在这种形势的逼迫下，老奸巨猾的阎锡山便打出了抗敌救亡的招牌。阎锡山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企图利用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并通过高喊抗战来欺骗群众，以巩固和扩张他折势力，保护他的独立王国。虽然这样，但他当时毕竟表示了一点点抗战的意愿（他一方面是被迫的，不是真诚的；另一方面为了保住山西的民族资本，又是自愿的），这就为我党和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在客观上成为我党组织、领导山西人民抗日斗争的一个有利条件。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为了“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我党对阎锡山进行了争取和团结。一九三六年秋，党经过各种工作同阎锡山建立了合作关系，并推动和帮助阎锡山建立了动员、组织山西人民抗日救亡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牺盟会” 当时大量吸收了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党通过“牺盟会”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在各地普遍地组织了群众，建立了工、农、青、妇、儿童等救亡团体和抗日武装自卫队。与此同时，党又帮助阎锡山创办了各种训练抗日干部的组织机构，如“山西军政干部训练班”、“山西民众干部训练班”、“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共十个正规团的架子。前后共训练了四万余人（其中大部分是流亡学生和山西的知识青年），为“牺盟会”和各种群众团体、自卫队以及以后的新军，培养了大批干部。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局势急剧变化。日寇二十个师团在占领了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南口等地之后，沿平绥路、正太路疯狂西进，直扑山西，进逼太原。在日寇的进攻面前，蒋介石的十几万中央军和阎锡山的十多万晋绥军，望风披靡，未触即溃。当时，流行这样一首民谣：“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搬家忙，穷人心惶惶，军官扔部属，小兵扔大枪。”广大群众对此极为不满， 强烈要求组织起来，武装起来， 抵抗日军。阎锡山这个 “不倒翁”现在没有办法了，因此，比较顺利地接受了共产党的建议，组织了一支新的武装部队——山西新军，并在我党推动下组成了“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于是，在“保卫山西”、“保卫太原”和“抗日救国”等等口号下，各种形式和各种番号的新军组织起来了。其中包括由国民党军官教导团、新军训练班等为基础扩充组成的青年抗日决死队第一、 二、 三、 四等四个纵队, 由太原工人组成的 “工人武装自卫队” （后称“工卫旅”），由各县青年组成的少年先锋队，由山西“动委会”动员群众组成的暂编第一师，由随营学校学生改编成的政卫队，由太原成成中学师生组成的游击第四支队，和由临汾学生组成的少年先锋团。此外，还组织了许多游击团、保安团和游击队等等。我党和阎锡山的想法是不一致的，我们目的是武装人民一致抗日，阎锡山是利用共产党来组织武装保卫他自己。阎锡山自己就说过：“目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知道，他这一着，即与共产党合组军队，是冒一定风险的。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场严重的颇具世术性的斗争。阎锡山为达其的不得不发给新军各部队以武器装备。就这样，一支拥有五十个团的番号、数万人枪的新生的抗日武装，很快地出现在山西的搞日前线。
我党通过“牺盟会”、“动委会”、“民青”（总名“民族革命青年团”）等组织（有的也通过阎锡山），把许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作过地下工作的党员和一些八路军的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输送到新军各部队担负各级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通过他们，去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团结、争阎锡山派来的军官。为了把新军真正建设成搞日民话革命的队伍，我们经过自已同志工作，坚持在新军中建立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所有政治工作人员均由我党同专担任。部队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从制度上保证了政工人员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从而出就保证了党支部对新军的领导。因之，山西新军当时在组织形式上属于阎锡山领导指挥，实际上则是由我党、八路军领导指挥。这是在统一战线原则下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武装部队。
当阎锡山的旧军溃败南逃时，山西新军英勇地跟随着八路军，进入敌后，打击日寇。在著名的王禹、罗汉、午城、大营盘、石沙庄、岔口等战斗中，年轻的新军曾给日军以严重打击。许多新军战士，英勇地为祖国献出自已的生命。
但是，正当新军不顾流血牺牲、英勇战斗的时候，正当“牺盟会”和“动委会”在积极进行动员和组织群众抗日救亡的时候，阎锡山在晋西一旦“站稳”了脚跟，反革命的原形就又暴露出来了。他根据他的“二的哲学”，确定了“抗日和日”的方针，积极策划着破坏团结、破坏统一战线和摧残、消灭新军和“牺盟会”、“动委会”的阴谋活动。
二
向来以老奸巨猾著称的阎锡山，他的全部打算，都以不危及他统治山西的利益为转移。因此，当他和日军的矛盾、和蒋介石集团和矛盾尖锐起来的时候，他就和共产党合作，大办“牺盟会”、“动委会”和建立新军，其目的是利用这些力量来抵御日冠的进攻和抵制国民党势力的渗入。但是，和一切反动派一样，阎锡山同工家群众有着根本的阶级矛盾，他和反共、反人民、对敌屈服投降的本质永远也不会必变。因此，当他看到人民的力量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便露出了本来面目，日益公开地与日寇勾结起来，图谋用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来限制、瓦解以至消灭新军和一切进步力量，并向八路军和共产党发动进攻。
一九三八年七月，早已逃到黄河岸边的阎锡山，在吉县召开了一个秘密的高级干部会议。阎锡山在会上说：“抗战以来晋绥军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再加上 ‘牺盟会’、‘决死队’和八路军合作，今后哪里还有我们立足之地？”从此以后，山西形势开始逆转。此时，阎锡山提出了新的口号：“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还说什么“不能背着棺材抗战”，以此来反对“牺盟会”等组织。因此，他一面拼命扩充旧军，一面对新军由支持变为限制，并放出空气要取消“动委会”，要用“同志会”代替“牺盟会”。这时，全国的局势也正在变化。日军占领武汉后，停止了正面战场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对国民党进行“ 政治诱降”。国民党当时召开的五中全会确定了“限共、溶共、灭共”的政策，企图以反共来扫清妥协投降的道路。而阎锡山便充当了这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锋。
一九三九年三月，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所谓“秋林会议”。这次会议是阎锡山反共、投降活动的一次大暴露，是向新军和“牺盟会”进攻的又一次大动员。在这次会议上，阎锡山公开地发表了反共、投降言论。他厚颜无耻地叫嚣：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并说：“蒋介石已下定决心对日妥协，如果前方将士坚持抗日，蒋可以设法制造困难，迫其同意。共产党、八路军要反对，他可以说共产党、八路军破坏统一，不服从命令。加他们一个‘奸党’、‘奸军’、的帽子。”阎锡山的这一番话显然是向新军和“牺盟会”宣布，他已决心要转“抗战”为“剿共”。阎锡山还反复强调“政权是刀把子，拿在我们的手里可以统治人民，拿在人民的手里就会危害我们，所以不能实现民主”。他的这此破坏团结、反共、反人民的投降妥协言论，当即受到了新军和“牺盟会”领导人的严厉批驳。阎锡山内部的一些爱国将领也表示对新军的同情。但阎锡山分裂团结，破坏统一战线，准备投降日军的决心已定，他把在秋林开会的新军各部队的政治委员软禁起来，整天派人“劝导”，“统一思想”，企图用高官厚禄来进行收买和诱骗。与此同时，阎锡山的投降活动和对各地进步力量的进攻也日益猖獗起来。一九三九年冬，“动委会”被无理宣布取消，阎锡山并宣布：“牺盟会” 的活动受到限制， 许多抗日团体要解散，“武装群众”、 “组织群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合理负担、抗日救国”等进步政策、法令要废除，许多进步县长也要撤换而代之以与人民为敌的投降、反共分子（这些，在进步力量的抵抗下，大都未行得通）。阎锡山对那些公开投敌的，和日军暗中勾结的旧军官、县长、专员等，不但不予以通缉查办，以正国法，以振纲纪，反说这些人“开辟敌区工作有功”。而真正在敌后浴血苦战、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却被诬蔑为“游而不击”。阎锡山甚至还提出要 “饿死八路军， 困死八路军， 赶走八路军”等狂妄口号。他的“敌工团”、“突击队”、 “精建会”等特务组织在新军内部的活动也日渐加强，暗杀、破坏事件层出不穷，竭尽其分裂、限制、威胁、利诱之能事，直到制造武装叛变。阎锡山曾对他们这样说：“到了那里不惜作蛇蝎蛐蜓”。其用心之毒由此可见。
为了瓦解新军、控制新军和使新军变质，阎锡山采取了改编决死二纵队为独立二旅和一九六旅，改编四纵队为独立七旅和二○三旅，改编工卫旅为二○七旅的反动措施，使这些部队都免去带有抗日字样的番号。
阎锡山还在晋西北的兴县成立了“省府办事处”，由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兼骑兵第一军军长赵承绶兼任主任。各县则由旧军的团长当县长，实行以军事兼管行政、民运，以此来排挤一些进步的县长，和限制、阻难八路军、新军的粮食、兵员等的补充。在军事部署上，阎锡山总是把新军部署于第一线， 旧军部署于第二线， 使新军前后受到威胁。阎锡山还派遣大批 “联络官”、“视察员”等到新军各旅、团、营侦察，监视部队的活动，并不断抽调新军干部到秋林“受训”， 企图进行欺骗收买。 当时在秋林流传着这样原讽刺阎锡山的打油诗： “上秋林，真不错，升官、晋级、找老婆。”每期训练完毕，总要发给每人百十块银元；阎锡山还亲自逐个接见。无非是请吃饭，封官晋级等等。此外，阎锡山还积极指使新军中的顽固军官制造磨擦， 搞什么“军事领导一切”， 破坏政治工作人员的威信。在四纵队曾发生营长支长禄（顽固分子）无理扣押政治教导员，连长万春祥（顽固分子）毒打政治指导员的事件。在暂一师，则制造了四十四团第二营哗变事件。这一切都是阎锡山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阴谋活动，在我们缴获的赵承绶给暂一师四十四团团长冀聘之(顽固分子)的一封信中得到了有力的证实。信上说：“此次纠纷，绝非个人事，纯为立场与组织问题，晋绥各级同志切不可松懈，稍萌退念，更要积极团结官兵，巩固组织。”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其他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我们遵循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时局的估计和斗争方针、斗争策略的指示，对于阎锡山的上述阴谋活动和反动措施进行了坚决斗争。
我们利用各种有利的时机，并且通过各种不同形式，不断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干部和部队宣传，揭露阎锡山的和日降日，危害抗战，破坏团结，反共、反人民的罪恶阴谋活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干部和部队积极地同阎锡山进行斗争，并为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作好各项准备。
为了保证和巩固党在新军中的领导作用，我们在坚持、维护政治委员建立、巩固政治工作制度，坚持、维护军政共同领导，坚持发扬民主作风，以及维护党和八路军派去新军中工作的老干部的领导骨干作用等等方面，同阎锡山进行了尖锐而又复杂的斗争。反对阎锡山企图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削弱政治工作，实现“军事领导一切”，实行军事独裁，以及图谋用顽固军官来调换我党和八路军干部而采取的各种卑鄙手段和阴谋活动。
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并使新军在组织上更加纯洁和巩固，我们尽量地利用了阎锡山的内部矛盾，对旧军官中的进步分子进行了积极的团结；对中间分子进行了耐心的争取；对顽固分子或使之孤立，使之有职无权、有名无实，或设法将他调离、撵走；对最反动的分子和专事破坏活动的特务分子则坚决予以镇压和肃清。
我们还利用了当时阎锡山的某些伪装进步的口号，例如“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合理负担、抗日救国”等口号，和阎锡山腐朽的官僚组织机构及军阀官僚作风等弱点，来反对他们对新军和八路军在兵员、粮食、经费和军鞋等补充上的限制和阻难。
就这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争取和巩固党对新军的领导权，保护新军和限制与瓦解新军的斗争，在新军各部队中日益激烈地进行着。
三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阎锡山进一步和日军色勾结起来，密令旧军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第十各派代表一人，在临汾后村同日寇进行了谈判。以晋绥军衽反共当作交换条件，日寇答应将其侵占阎锡山集团在山西的工矿企业的资财归还４９％，将阎锡山各将领之住宅全部归还。日军并答应接济晋绥军枪械弹药，帮助绥军“剿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和新军。
阎锡山自认为一切已准备就绪，于是便公然撕下了两年来的抗日假面具，向新军、八路军发动了武装进攻。他任命陈长捷为“讨叛总司令”，并调遣旧军六十一军、八十三军、十九军、三十三军、警备七十五师、新三旅等部，分左、中、右三路向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驻地－－隰县的黄土、义泉、子坪及孝义的水头、召口、大麦郊一带进攻。与此同时日军也集中了临汾至平遥间的数千部队于韩信岭一带准备进行配合。
阎锡山按照预置的圈套，于十二月一日以第二站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向决死二纵队发出所谓“冬季攻势”的电令，命令决死二纵队于十二月五日向同蒲路的霍县至灵石段大举破击。按照阎的“作战计划”，将二纵队部署于第一线，作为预备队的旧军则紧靠二纵队之后，企图与日寇前后夹击，一举全歼二纵队。旧军北路总指挥梁培璜给其部下二一七旅旅长的亲笔信中写道：“合围以后，要努力歼逆，断绝其粮秣。对于要紧的叛党（按其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要死的不要活的，万一内部有叛党分子则消灭之，对外可报失踪。”阎等的阴险凶狠由此可见。对于阎锡山的这一反动命令，二纵队当然不能执行，二是阎锡山通电全国宣称二纵队“叛国”。这便是“十二月事变”的开端。
十二月五日，二纵队一九六旅旅长白英杰（顽固分子）叛变，勾结旧军王靖国部袭击一九六旅旅部，将大部分政工人员逮捕，同时捣毁了永和县“牺盟会”办事处。六日，二纵队的一个团从灵石前线调回来休整，路经旧军三十四军驻地时，我后卫部队被旧军缴械。当天，我八路军晋西支队为了规劝旧军，望其以抗日为重，终止这种亲痛仇快的举动，曾给旧军送去一信。顽固派不仅无动于衷，反将送信的三位同志扣押。
十二月十六日，赵承绥在兴县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具体拟定了向新军和八路军进攻的计划。十二月下旬，旧军主力纷纷向临县、方山开进。旧军骑二师逼近了四纵队的驻地，待命发动进攻。情势非常严重和紧急。暂一师师长续范亭同志在赵承绥召开的兴县会议上，得悉顽固派进攻新军和八路军的恶毒计划后，当即不顾个人安危，中途逃席，亲来向党报告。 为了反对和制止阎锡山危害抗战，破坏团结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动，为了保护新军和进步力量受损失和保卫抗日根据地，我们遵循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在自卫原则下给予武力反击。二纵队和晋西支队经过十几天的反顽战斗，取得了隰县、暖泉头、留誉、土门等战斗的胜利。但是，当时因为敌众我寡，阎锡山又有日军配合，为了更有力地给顽固派以反击，我二纵队和晋西支队奉命向晋西北转移与四纵队等部队会合。但这时，赵承绥部已配合日军封锁了汾离公路。
十二月三十日，晋西北我军各部队团以上的军政干部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了行动计划和作战部署，并成立了总指挥部，由续范亭同志任总指挥。同日，我二纵和晋西支队突破汾离公路封锁，开向离石、方山、静乐、交城一带集结休整。
一九四○年一月一日，我军分两路出击。右纵队肃清寨上、阳坡、白文镇之敌，左纵队肃清马坊及方山县城之敌以后，继向临县之敌合击。二纵队和晋西支队经过几天休整后也立即投入战斗，并于十二日肃清蔚峰村、王荐村之敌。旧军残部退缩临县固守待援。我军分向临县包围合击，十四日攻克临县。赵承绥和郭载阳（旧军三十三军军长）目睹败局收已定，只好率领残部在离石、中阳的日军掩护下经由汾离公路向吉县逃窜。
当我军主力在临县地区与阎定作战的同时，在敌后作战的我军各部队也积极开展了游击战争，使日寇不能顺利地配合阎军的进攻。
晋东南的决死一纵队和决死三纵队以及晋西南的两个政卫旅（二一二旅和二一三旅），在阎锡山向晋西北发动武装进攻的同时，也都受到阎锡山的进攻。一纵队由于党委的正确领导，早在秋林会议期间就作了准备，把军队的领导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当他们听到阎锡山宣布所谓“二纵队叛国”的消息时，立即号召所有新军都应拥护二纵队的反顽斗争，坚持抗战到底，并清洗了从纵队司令梁守斋排长以上的全部顽固军官，将他们集中起来送至抗大受训，又缺乏具体措施，因之在内部顽固势力组织叛乱，并受到国民党军队和山西旧军从外部配合夹击的情况下，除了一小部分部队和人员突围转移外，其余部在这次事变中遭到了惨痛的损失。
晋西北的旧军溃败后，我们遵照党中央指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没有继续向阎锡山追击，事变过去不久，我党和我八路军派代表同阎锡山进行谈判，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新旧军双方结束了战斗状态，并划汾离公路为界。从此晋西北摆脱了阎锡山的反动统治，完全成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军不再归属阎锡山领导指挥，完全归属我党和八路军领导指挥。
“十二月事变”的整个历史过程，证明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局势估计的高度科学预见性。还在事变发生以前，毛泽东同志就曾一再地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提出了告诫：“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听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聚。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准备反攻力量。”“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弯路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为基础，我们在这次斗争中就获得了可靠的胜利保证。“十二月事变”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党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以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等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特别是当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执行其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政策，并准备投降日本的时候，我们究竟怎么办？对他们是容忍、退让，还是坚决斗争？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 “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斗争求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但是，这种斗争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也就是要坚持“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事实证明，凡是能够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去做的，整个工作和斗争就一定胜利。凡是没有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去做的，而是按照“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只讲团结、不敢斗争，想以退让求团结的右倾投降主义去做的，其结果就适得其反，在整个工作和斗争过程中经常遇到困难，处于被动，以至最后招致失败。
“十二月事变”还给了我们这样的经验教训：在抗日战争期间，尽管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由于统一战线内部包括各个阶级，特别是当时还包括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就必然同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当顽固派看到人民的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倒退、分裂和投降，阶级斗争也就会随之而更加尖锐起来。我们在同阎锡山搞统一战线、合作抗日期间，从建立新军、“牺盟会”和“动委会”的那天起，一直到“十二月事变” 的整个过程，就是一段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
让我们牢牢地记取这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永远遵循着党中央指引的道路前进，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这样，我们的事业就能够永远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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