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同志到底是怎样一个呢？还是从我们笼一次见面时候说起吧！
一九三七年九月，张家口失陷、大同告急的时候，山西省委要我和另外几个同志到晋北去开展游击战争。行至雁门关以南的阳明堡，几个从大同撤出来的“牺盟会”的同志和人们会合了，其中就有李林同志。
我们要去的右玉、左云和朔县等地，当时是最前线，环境险恶，队伍必须精悍。因此决定让年老体弱的同志返回太原工作。研究名单时，我们感到李林是我们当中唯一的女同志，恐怕不能适应这样的环境，因此决定她也回太原去。
不想李林听到这个决定，眨眨眼睛，说：“让我回太原，为什么？”
我下要回答，有的同志抢先开口了：
“前边环境太坏，今日东明日西的，你们女同志……”
“难道女同志就不能上前方吗？”李林瞅了瞅我，用挑战的口吻反问。
大家对她充满了敬佩的心情。然而下因为她是女同志，所以在敬佩之余，我们就更加坚持让她回太原。李林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她口气很硬，看来是个倔强的同志。
李林同志是厦门人，长在爪哇。自幼在国外看饱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欺凌。年岁大了一些，便回国求学。但国内又怎么样呢？日本帝国主义铁蹄横行，山河破碎，亿万同胞陷入了深重灾难之中。激于民族义愤，怀着满腔救国热情，她抛弃了北平的大学生活，跑到当时抗日高潮所在的山西太原，毅然投身于抗日事业。经过“牺盟会”的训练，被分到大同工作。一个知识青年有这股抗日热情，实在可贵。我们十分珍视这种热情，并且有责任让她在艰苦的斗争中锻炼成为更加坚强的战士。于是我们只好答应了李林的要求：和我们一同北上。
队伍向北挺进。一出雁门关，马上就有一种塞外的感觉。那里人烟本来稀少，又处在战争前线，老百姓几乎全逃走了，因此显得更加荒凉。我们开始还坐着车，以后干脆步行。走了一程，只觉得腰酸腿痛，疲困异常，大家都身不由已地坐下来休息。这时，我很自然地想到李林同志。她怎么样了呢？抬头一看，嗬！她不但没有坐下，而且连身上的步枪和子弹带都没有卸下来，满不在乎地站在一旁欣赏空中那轮银盘似的明月。对了，那天下是中秋节，恰巧也是“九一八”六周年刚过一天。大概是触景生情，望着望着，她忽然引吭高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歌声像团烈火，使我们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顿时，这荒凉的塞外，充溢着抗日的豪情，变得生气勃勃了。
唱完歌，我们也忘了疲困，背起枪，又继续前进了。李林同志摆丰手臂，迈着轻快的脚步，在皎洁的月光下，显得公外精神，似乎全身都是用不完的劲。
天刚亮时，我们赶到了平鲁。这里的国民党政府人员听说日本鬼子即将来到，已经逃走一空。灾难临头，山河无主，全城百姓惶惶不安。我们此时到来，自然十分振奋人心。于是，平鲁城里的人们奔走相告，纷纷拥进我们落脚的县政府，不一会，大院里已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热泪盈眶，情绪激昂。
这时，我们召开了紧急的群众大会。几个人讲话之后，李林同志也站到凳子上，慷慨激昂地大声讲道：
“父老兄弟姐妹们！日本鬼子就要打到我们家乡来了。国民党丢下我们不管，我们怎么办呢？当亡国奴吗？不！我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如今共产党、八路军来了，军民同心协力团结起来打日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她那生动的言词、包含感情的声调，紧紧地吸住了听众，场子里鸦雀无声，人们有的眼睛里贮满了泪水，有的频频点头。她的话一停，大家立即振臂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这短暂的相处里，我逐渐了解了李林同志，她不仅能吃苦，而且有鼓动天才，特别是她有一颗火热的心，和勇于斗争的坚强意志。我对她更加敬佩了。
这一时期，我们活动于平鲁、偏关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每到一地，李林同志总是那样朝气勃勃地讲演、演戏、唱歌，向群众进行宣传。她有非凡的接近群众的本领，住在谁家，立刻就成为人家的一员，她处处关心群众利益，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因此在雁北绥南地区，很多人都知道她的名字。老人们把她当干女儿，青年人把她当做知心朋友。特别是有些老大娘们，一提起李林，话匣子就打开了：“李林这孩子多能、式巧啊！”像是夸自家的闺女一样，左一个好，右一个好，絮叨起来没个完。常有人领着亲人来找李林：“把人交给你们，带他打鬼子去吧！有些老大娘好久不见要林，就心神不安，跑几十里路来探望，看到李林没灾没病，才放心地回家。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军向偏关进攻，晋绥边地区形势更加恶化。为了便于领导全区的斗争，地委领导机关从偏关移到平鲁，转移到了敌后，部队也进行了改编，李林同志亲手创建的八支队也随我们开到了平鲁，和平鲁的七支队、右玉的五支队合编成了一个营，李林同志便担任了这个营的教导员。
然而，部队工作对她说来，毕竟是陌生的，我们难免常为她耽心。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工作很好，遇到困难也可以克服。我们到部队检查工作时，问起李林，战士、干部一口称赞：“是个呱呱叫的教导员，好得很哪！”新战士打仗胆小，老战士就鼓励说：“怕什么？看咱导员，年轻 ，又是女同志， 就是冒着烟的手榴弹落在跟前，她也能抓起来给敌人丢回去。”有的干部管理部队不耐心，战士提意见时也说：“学学咱们李教导员吧，说话多和气 ……”就这样，李林同志无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能以自已的模范行动，鼓舞和团结同志们前进。
一九四○年的春季，晋绥行署的第十一专署成立。因为工作需要，李林同志又调离部队，到专署担任秘书主任，并指导工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群众团体的工作。
四月间， 岱岳、井坪、朔县、右玉等地的敌人纠集了大量兵力， 对我晋绥边区进行大 “扫荡”。我们地委、专署机关驻在朔县城东北的乱道沟、吴家马营一带，举办了青训班、家训班、妇训练班集中了从各地抽调来的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既无武器，又无战斗经验。为了保存力量，寻找战机消灭敌人，我们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外线转移。
当天晚天，我们这一大摊子人员浩浩荡荡向平鲁方向转移了。当时，相随的战斗部队不多，只有六支队的二、三营分别担任掩护任务。我们摸着黑翻过一道山梁，突然前边响起了枪声，二营和敌人接了火。打得很激烈，部队坚决抗击着敌人的冲击，掩护后面人员突围。可是敌人利用时机，插进我们和二、三营之间，包围了我们。
敌人的机枪、小钢炮连续向我们射击，眼下包围圈里只有一个连的骑兵，而指挥员又被敌人隔在圈外，情况真是紧急万分。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大队极按原来方向突围，由骑兵连向相反的方向攻打，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但是还有一个难题，谁去指挥骑兵连作战呢？这时，李林同志唰的一声抽出驳壳枪，翻身跨上那匹战马，大声对我们说：
“这个部队我熟悉，我去指挥吧！”我们同意了她的意见。她立即纵马跑到骑兵连跟前，高举手枪说道：
“同志们，跟我来！”说完，她便一马当先，向枪声最紧的方向冲去。战士们一见老教导员指挥他们作战来了，高兴地叫道：“跟上教导员，冲啊！纷纷调过马头，喊着雄壮的杀声，猛冲过去。经过一阵冲杀，敌人的火力都被骑兵吸引过去。大队前面的枪声稀落下来，于是，这一千多非战斗人员，突出了包围圈。
把非战斗人员安顿好了以后，我们便组织部队去攻打敌人的据点，接应李林同志的骑兵连。敌人发觉我们抄他的老窝，连忙收兵。骑兵连也就解围了。
这次战斗，他们打得着实漂亮，对于掩护机关突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尉问他们时，战士们都已经陆续回来，一个个泥污满脸，血迹满身。这说明了他们经过了一场多么激烈的战斗。然而，独独没见到李林同志。我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赶紧去问最后回来的一个战士。他阴着脸，低着头，半晌才说：
“她……”
“她怎么样了？快说呀，是不是负伤了？”
“她……她牺牲了！”
“碍…”我像兜头挨卫棍子，脑袋嗡嗡发胀。难道这个性格刚强、永远不知疲劳的同志，真的倒下了？
原来，李林同志带着骑兵连冲出去以后，很快就和敌人卷在一起。他们的处境非常不利：敌人已经封锁了前面的沟口，两面的山崖又很陡，并且被敌人占据了。敌人的机枪不住点地扫过来、扫过去。李林在弹雨中带着部队边打边冲。枪里的子弹打光了，就甩手榴弹；趁着手榴弹爆炸的机会，换好梭子又打。他们终于逐渐接近了沟口。敌人唯恐他们从这里冲出去，赶紧把别处的兵力也集中到这里来，一下子包围了好几层。大队能够比较顺利地突围，也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李林同志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枪，一边朝大家高声喊：“同志们！冲啊！冲出沟口就是胜利！”于是几十人马，在她的带领下，突过了两道包围圈。但正在这时，她骑的马被敌人甩过来的手榴弹炸死了，她的胳膊和腿上也已经几处负伤。战士们要下马扶她，她厉声喝道：“干什么？快！快给我冲出去！”她强忍疼痛，挪动了几步，扑在一个土堆旁，双手各拿一支枪向敌人射击，掩护战士们撤退。坚持了一阵，子弹打光了，眼看敌人愈来愈近。她四下望望，大多数战士已经陆续脱离险境，然而，她自己突围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她安然地把一支手枪卸开，将零件东仍一块，西仍一块。敌人见她停止了射击，知道她的子弹打完了，便一齐向好拥来，还哇哩哇啦地乱叫。她冷笑一声，“呼”地一下站起来，尽着嗓子高喊了一声：“中国共产党万岁！”没等敌人靠近，便用剩下的那支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打出了最后的一发子弹……
李林同志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这一天是一九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这年她仅仅二十五岁！
我们含着悲痛的眼泪，把李林同志的遗体安葬在洪涛山边东石湖村的山脚下。下葬那天同志们无不痛哭失声。附近三十多里的乡亲们也都赶来送葬，像哭自己亲人一样。就在那天还有两个老大娘兴冲冲地走了几十里路，拿着鸡蛋来看李林同志，但是碰上的却是她的葬礼。她们虔敬地把鸡蛋放在墓前，一直哭到天黑还不肯离去。
风在呼啸，人们在啜泣。我站在李林墓前，她生前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里不断掠过：月夜下的慷慨高歌，在群众中热情讲演，在上级面前倔强地要求任务，在前线骑着大马，高举手枪，喊着：“同志们，跟我来！”像团火似的冲向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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